四神染炉的由来及命名考辨

四神染炉考辨

宁立新　杨纯渊

提要　这种器物最早的出土，多称之为温酒炉。在《陶斋吉金录》卷六、《秦汉金文录》卷四将这种器物称之为“染炉”，经专家考证，古代称调味品为染，染又指食用方法。之后，将这种器物统称为染炉，即烹煎肉食之炉。

1982年，在太原市尖草坪（太原钢铁公司医院）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对上面吻有耳杯的铜炉。二炉形制相同，大小一致，全器由底盘、炉体和耳杯三部分组成。底盘略呈圆角长方形，素面无纹，用以盛灰。盘上四个侏儒支托炉体，炉体下部为长方形，底面两排长条状镂孔，每排五孔，共计十孔，使炉体呈箅状，外侧有一支向上弯曲的手柄，炉体上部为椭圆形围栏，四壁分别镂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口沿上四个支钉，吻一耳杯。杯为素面、圆耳、大小与炉体对应。全器通高11.5厘米、通长24厘米，炉口长12.3厘米，宽7.5厘米，柄长10.5厘米，两耳杯分别长11.2厘米和11.7厘米，宽10.9厘米和11.2厘米。^[1]器物结构精巧，雕镂生动，属汉代出土铜器之珍品。

关于这种带有耳杯的铜炉，以往的考古材料也不乏报导，但论者对其名称、用途等认识不一，各持己见，众说纷纭。本文不揣冒昧，拟就其名称、用途等问题聊呈浅见，以资学界改错。

（一）

这种雕镂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铜炉和耳杯（见图），在山西省浑源县毕村汉墓^[2]、朔县北旺庄汉墓（待发表）、陕西省咸阳市马泉汉墓^[3]中也曾发现，它与太原尖草坪一号汉墓出土者在形式上几乎完全相同，（山西省浑源县毕村与陕西省咸阳市马泉汉墓出土者失底盘）尺寸也接近，报告的作者一般多称之为“酒器”或“温酒炉”。陈梦家先生在《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烹饪器”条下也著录了一对，将其定名为“及鍪”。

还有一种与四神铜炉结构相同或相似，雕刻纹饰较为简单的标本。比如山东省昌邑县出土的一件炉，作者称其为“熏炉”^[4]。全器由底盘和炉体组成。炉体也有箅眼和执柄，上部围栏分成两部分，镂刻有几何图案，虽没有见到耳杯，但根据其器形分析，围栏上原先也应该是放置耳杯的。河南省陕县出土的“上面置有铜耳杯的方形温炉”^[5]形状与上述铜炉相近。湖南省长沙市西汉晚期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长方形炉^[6]“上部周壁有方格状镂孔，下部周壁及炉底有长条状空格，炉壁两侧近底处附四个蹄形足，下承一个侈口、平底的长方形浅盘……炉的底下一端附一銎套，可以纳木柄，以便执持。炉顶开口作椭圆形，上置一杯……出土时，杯即置在炉上。”原文称其为“烹炉”。陕西省咸阳市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出土的一件铜器，也属于同种器物，由底盘、炉体、耳杯等组成，原文称其为“温酒器”^[7]。

四神染炉（山西朔县汉墓出土）

其实，对于这种类型的铜炉的名称早就已经比较明确的了。《陶斋吉金录》卷六和《秦汉金文录》卷四都有“平安侯家染炉”的全器拓片和“史侯家铜染杯”的铭文拓片。容庚先生在《汉代服御器考略》中指出：“汉山都棓”，“以染为名”^[8]。史树青先生也认为：依据“平安侯家染炉第十重六斤三两”和“史侯家铜染杯第四重一斤十四两”的铭文，认为正确的名称应是“染炉和染杯”^[9]，即应使用汉代铭文原来的名称。我们认为这种见解较为精当，应以为是。

（二）

器物的名称本身就是本器物用途的集中反映与说明。因此现流行的“酒器”、“温酒器”等说法并非妥当。汉代用以温酒的主要以樽为主，这在大量的汉代画像石刻中都有形象材料。同时，出土的汉代文物中，也不乏自铭为“温酒”的器物。比如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汉墓出土的汉“河平三年温酒樽”^[10]，樽中置一勺，用以挹酒，而形式上与染炉迥异。

史树青先生对染炉的用途也曾作过较为详细的解释。他认为“染炉和染杯，同是古代染丝的帛所用的工具”，“这种工具并不能适用于大规模的染色，而只能在贵族的家庭手工业中使用。”^[11]

我们知道，印染技术在汉代已获得很大发展，当时已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植物染料与矿物染料，并能够熟练地运用套染、媒染等方法，也已经出现了“染缬”技术。因此，汉代的印染技术与印染规模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如史先生所言，用如此之小的“染炉”来染色，不论是大规模的印染作坊，还是贵族的家庭手工业，都是难以做到的。我们认为，这种解释还有进一步商榷之必要。

前已述及，染炉与汉代其它许多器物一样，铭文本身就道出了该器物的用途。至迟到东周时期，“染”已成为一种食物调料的名称。《吕氏春秋·当务篇》中说：“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涂。曰：‘姑相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为？’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高诱注曰：“染，豉酱也。”按高诱注所言，乃是汉人对豉和酱的混淆。先秦时期，其调味只用酱，而豆豉是在秦汉之时才由西域传入内地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孔颖达疏云：“此说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礼记·内则》、《楚辞·招魂》备论饮食，而言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芜、荑、盐、豉’，盖秦汉以来始为之耳”。

染本是先秦时期的一种酱，直到秦汉时期仍被普遍食用。酱本作醬，《说文解字》曰：“醬，醢也。从肉从酉，酒以和醬也。爿声。”王筠曰：“许君云醬，醢也；醢，肉醬也。”酱一般有汁，《诗·大雅·行苇》曰：“醢以荐，或燔或炙”，李巡注云：“以肉作酱，曰醢”。《尔雅·释名》曰：“醢多汁者曰。”作醢之法，见《周论·天发·醢人》，郑注曰：“作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后之，杂以粱及盐，渍以美酒，涂置瓶中，百日则成矣”。

秦汉人的副食分蔬菜和肉食两大类。虽与先秦相比，当时肉类食品的比重大为增加，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蔬菜仍然是主要的副食。经常享用肉食，只有剥削阶级中的一些少数上层人物才能做到。在当时这种以素食为主的食物结构中，用酱作为佐料进餐，便可算时尚与美味。《论语·乡党篇》曰：“不得其酱不食。”《周礼》贾公彦疏曰：“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罋。”^[12]说明当时用酱佐餐还是较为普遍的。

崔寔《四明月令》中，对汉人的作酱时节作了记述：“正月……作诸酱、肉酱、清酱”。“十一月……可酿醢”。另外，长沙马王堆汉墓遗策中记载了醢等十多种烹饪方法。隆冬季节，用染炉使酱温热以便调食，应是符合当时实际生活的。

田野考古也为染炉的上述用途提供了佐证。染炉标本多出自墓葬中，而墓葬中的随葬器物的组合与排列又有其自身的规律与含义。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随葬品的多寡，其位置与布局，都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反映。

太原尖草坪一号汉墓出土的镂有四神染炉的墓葬，为一座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土圹木椁墓，方向正东，一椁一棺，单人仰身直肢葬。墓中出土器物大多为生活用品。其中，在随葬生活用品的放置中，与四神染炉相邻的有铜镫、铜鼎；另一组为铜釜与铜勺^[13]。

山西朔县的“四神染炉”，出土于一座西汉晚期的墓葬中。在染炉近旁的随葬品中，主要集中了陶、铜饮食用具，两炉并列，一侧紧靠铜盉，三件铜器自成一组。

山西浑源县毕村汉墓随葬品组合是“四神染炉”与陶壶相邻，附近还有铜勺、铁勺等炊饮器具^[14]。

陕西咸阳市马泉汉墓未经盗扰，其随葬品也基本保持了原来的分布面貌。染炉、铜鼎等食器排列有序，位置显著。而非饮食用具则被放置在其它位置^[1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汉墓随葬品中，“四神染炉”均与炊饮器具放置一块并不是偶在的，因此染炉的用途也可进一步得到肯定。(www.xing528.com)

（三）

“四神染炉”的使用时代，可由器物花纹和所属墓葬的时代作出判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合称四神，原为古代军阵的旗帜。《礼记·曲礼上》曰：“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孔颖达疏曰：“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汉代以后，阴阳五行学说十分流行，《淮南子·天文训》中，把它们与金、木、水、火、土联系起来，并配上各种颜色，分镇四方。过去一般认为四神形象出现于王莽之世，但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在西汉晚期出土的铜镜、印章等器物中即已出现。1975年，在陕西省兴平县西汉武帝茂陵陵园的外城范围内，发现了一件四神纹玉铺首，铺首正面雕成兽面纹，兽面两边左青龙、右白虎，龙作昂首、长尾、奔走状，姿态造型都很生动。在白虎之下有玄武，状作龟咬蛇，紧靠青龙身躯处有一个回首钩喙的朱雀。^[16]这是目前所见比较早的四神形象的资料。同样，山西朔县、浑源，陕西咸阳和山西太原等地出土的“四神染炉”墓葬，研究者大多认为其时代在西汉中期或晚期。

没有四神形象，镂刻较为简单的染炉，其产生时代应较“四神染炉”为早。陕西省咸阳市塔尔坡出土的一件染炉，在耳杯一耳的阴面与同侧底盘的边上各刻有“修武府”三字。修武，战国时为魏地。也并入秦国，置修武县。陕西省咸阳市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出土的染炉，正是相当于汉武帝前后，时代比较早。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制作古朴，镂刻较为简单的“染炉”是雕镂有四神的染炉的前身，结构相同而形式稍异，反映了其自身发展的传承关系。

出土“染炉”的墓葬一般为大、中型墓，随葬品规格较高。太原市尖草坪汉墓的器物组合为染炉、铜镫、镫、铜鼎、铜盆、玉猪、五铢钱等，随葬品没有陶器；山西浑源毕村汉墓的主要器物为铜鼎、染炉、铜镫、铜洗、铜灯、铜钵、铜甑、提梁卣等大量铜器、陶器以及砚、墨等小件杂器。山西朔县汉墓出土的亦有四件虎镇、铜镜、铜盉等，陕西省咸阳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出土器物十分丰富，根据“阳信家”的铜器铭文，可以确定其为阳信长公主所有。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拥有“染炉”这种铜器的人，都应是具有较高身份的中上层贵族或官吏。

（原载《山西文物》1987年1期）

◎杨纯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馆员。

【注释】

[1]《太原市尖草坪汉墓》，山西省博物馆，《考古》1985年第6期。

[2]《山西浑源毕村西汉木椁墓》，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文物》1980年第6期。

[3]《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咸阳市博物馆，《考古》1979年第2期。

[4]《山东文物选集》，1959年，文物出版社。

[5]《1957年河南陕县发掘简报》，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考古通讯》1958年第11期。

[6]《长沙发掘报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出版社，1957年8月。

[7]《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咸阳地区文管会等，《文物》1982年第9期。

[8]容庚：《汉代服御器考略》，《燕京学报》第3期。

[9]《古代科技事物四考》，《文物》1962年第3期。

[10]郭勇：《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汉代铜器》，《文物》1963年第11期。

[11]《古代科技事物四考》，《文物》1962年第3期。

[12]《周礼注疏》卷四，见《十三经注疏》。

[13]《太原市尖草坪汉墓》，山西省博物馆，《考古》1985年第6期。

[14]《山西浑源毕村西汉木椁墓》，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文物》1980年第6期。

[15]《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咸阳市博物馆，《考古》1979年第2期。

[16]朱捷元：《茂陵发现的西汉四神纹玉铺首》，《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