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右玉县西汉铜器出土

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

郭　勇

提要　右玉大川村出土的9件铜器，其中有温酒樽（2件）、酒樽、盘、鼎（2件）6件均有铭文。温酒樽和酒樽之名是器物铭文自称，无需再命名，铭文有县名、造器人名、重量、制造纪年。盘上的铭文“上郡小府”，应释为上郡太守官署中少府所造。温酒樽与酒樽通体铸造有异常精美的珍禽异兽纹饰，并施加彩绘。这样精美的铜器，为之罕见。加之又有重要的铭文，显得这3件器物异常珍贵。

1962年9月，在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村，发现了一批有西汉成帝“河平三年”铭文的精致铜器。在晋北古边墙附近发现这样的铜器，对考古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曾前往现场进行勘察。这批铜器现在已运回山西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员会妥善保管。

右玉县在我省北部的高原地带，县北60里，即为古长城所在地，历史上通往内蒙古地区的重要关塞——杀虎关，就在这里。长城以南，四面山峦起伏，形势开朗，气候、环境虽然接近于塞外，但农牧业生产发展条件尚好，群众生活颇为富裕。大川在县南120里，这里群山如障，峰峦起伏、形势险要。由村南翻过南山岭约3里，就是发现铜器的地点——佛殿坪。这是山凹里的一块小盆地，面积约六七平方里，愈往南地势愈低。在南山根有一条自西向东流的河沟，平时干涸无水，遇雨则水流湍急、泛滥。在盆地中间偏西，有经常年雨水冲刷而成的狭长小沟，最宽处不到100米，南北向，偏东。这次出土铜器，就因为雨水冲击，由沟北端断崖的东壁上，陷落到沟内（图一），被中共大川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刘来天和一部分儿童在秋收时发现，并取回保存。我们在现场勘查时看到迹象：铜器埋在土内的深度，距地表只有2米，距沟底为5米。在断崖壁上没有发现墓葬的痕迹。塌下的土全部经过了细致的翻检，除了已经取回的的铜器之外，再没有别的发现。此次勘查因限于条件，没有进行地下钻探，又因这个地区的土层，都由风堆积起来的黄色沙土，所以，不容易辩识是否有墓葬，有待继续进行勘查。

图一　右玉西汉铜器出土地点位置示意图

出土铜器共计9件，其中5件均有铭文。

1.铜鼎四件形制基本相同，均为附耳、蹄足、鼓腹、敛口、有内唇、腹部饰一周平而薄的脊棱。其中3件通高3.3厘米，口径26、唇2.5、脊棱宽1.5厘米。另外一件通高31厘米，其余尺寸相同。

鼎1，肩部有铭文“千岁”两字，附耳中空，下部长方，上呈环状，中间隔一横柱（图一二、一三、一四）。

鼎2，肩部铭文为“”，除中间无横隔柱外，均与鼎1相同（图一五、一六、一七）。

鼎3—4，足部内平外圆，与前二鼎有别（图二）。

图二　铜鼎3

2.铜温酒樽二件形制相同，通高25、口径23、壁厚0.4厘米。下部三熊足，上有提环的盖，腹部两侧有铺首衔环相对称（图版壹，图四），通体铸造花纹，异常精美。腹部上下两层的鸟兽纹饰，技法高妙，生动逼真。除在铺首的上下空隙刻龙凤之外，上层右旋有：猿猴、骆驼、牛、兔、羊、鹿、虎、立兽、乌鸦、鸿雁等；下层右旋有：虎、狐狸、鹿、羊、熊、猿猴、鹅、鸭和背生羽翼的异兽等（图版贰）。樽盖的正中有提环，外列三个雕凤钮，内外有两周花纹：内周围绕中间的提环，对称的刻有虎、羊各二；外周和凤钮平行，在钮的中间各有一龙纹（图五）。两器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均刻隶体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二十四斤河平三年造二”（图六，1、2）。盖内还残存有彩绘鸟兽纹，上面有一层朱漆（图七）。

3.铜酒樽一件通高34.5、口径64.5厘米，平唇、鼓腹、圆底、下有三虎形足，腹有素宽带，中加弦纹一道作饰。与带纹平行，分列三个铺首衔环（图八、九），通体鎏金，并加彩绘群兽，有：虎、象、鹿、马、免、羊、骆驼等（图一○）。画法是用纤细的墨线双勾，再填白、红、黑等色，但因在土内长久侵蚀，一部分已模糊不清。平唇上刻铭文：“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图六：3、4）。

4.铜盘一件通高10、口径39、圈足径16厘米，敞口、平唇、圈足折肩、素体无纹（图一八）。平唇上有篆体铭文：“上郡小府”（图一九、二○）。

5.铜环一件带有四角菱花座页，通体鎏金，座页径18、环径8厘米（图三）。

图三　铜环

从以上材料中看到的几个问题：

一、花纹的艺术风格特点

这批铜器的花纹制作，可以说是表现了时代艺术和地域风格的成功作品。制作的方法，有铸造和彩绘两种。

两件铜器酒樽上的纹饰，是以减地较深、圆润有力的浮雕刻模法铸成。这种花纹布局和题材，均有异常引人注目的魅力。首先对不同的鸟兽，分别描写其神情动态，显示的分外惹趣入情。如上层构图中有猛虎追羊，不只是被追的羊在惊慌中奔逃；连旁边一兽，也表现了惊悸仓惶，气氛十分紧张。另一组布局，则与此相反，呈现出一幅悠闲自在的画面：有一虎回首盼顾，一鹿正翘起右后蹄，颇有悠闲之感；还有猿猴拿着一枝鲜果，情态欢跃；背生羽翼的异兽，正在轻步款足地窃捕鹅鸭。其余还有兔奔、牛跃、禽鸟高翔，等等，其表现手法，别具匠心。

关于汉代装饰花纹材料，我们以往在汉代的铜器、陶器、空心砖、画象砖、石等方面，见的很多，其中鸟兽种类也很多，但集中在一件器物上的，都不及这批材料的丰富。以往所见的，除空心砖有单个模印拓成的同样鸟兽外，其它多设置在狩猎纹之内的，而这批铜器，却是专为图写珍禽异兽，而没有出现狩猎的场面。

图四　铜温酒樽剖面图（约2/5）

图五　铜温酒樽盖花纹图（约2/5）

彩绘是施加在素面无纹的铜酒樽上，用墨线双勾，然后装填彩色，画成与铜温酒樽相似的鸟兽群，鸟兽的种类和形象，均与温酒樽上的基本相同。虽然两者制作方法不同，却都属于同一时期的艺术风格。尤其在温酒樽盖内残存的彩绘鸟兽纹，以及上面有一层朱漆，与铜酒樽上的彩绘风格完全一致。汉代铜器，多数为素面无纹，在上面大量施加彩绘，还是很少见的。

二、铜器铭文中的一些问题

1.铜器出土所在地及铭文所记地名的关系。

根据《汉书·地理志》，中陵、剧阳均为雁门郡所辖之县，但没有阴城的记载，我们怀疑阴城可能是指阴馆而言，因为有些记载称阴馆即上馆城和下馆城（《方舆纪要》朔州）。这些地区均位于黄河以东。上郡为汉代十三州部的郡治之一，位于黄河以西，在西河郡和雁门郡的南方（图一一）。

图六　1、2.铜温酒樽盖口部铭文（原大）3、4.铜酒樽口部铭文（原大）

这批铜器出土的地点应是汉代的中陵县，《水经注·河水》：“河水又南，树颓水注之，水出东山，西南流，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县西南山下。……东北流，迳中陵县故城东，北俗谓之北右突城，王莽之遮害也。……中陵水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谓之沃水。又东迳沃阳县故城南。……又东北流注盐池。地理志曰……，盐池西南去沃阳县故城六十五里（县为雁门郡所辖）。……池西有旧城，俗谓之凉城也。”由此可以首先从盐池决定中陵水和有关的沃阳、凉城等所在的位置，为进一步肯定中陵县的方位，是很好的依据。更有记载中说，中陵河即兔毛河之古名。按明地理志：“大同右卫北有兔毛河，西北流自杀虎口出塞。”我们根据这些记载，结合实地勘查，看到现在兔毛河，从发源地以至所经路线，均基本上符合于上述记载。另外还在清雍正十一年《朔平府志》中有：“归化城（呼和浩特旧称）东南二百余里有大海，内生盐。”这正与右玉县北内蒙凉城附近的岱海相吻合。对于《水经注》所指的中陵县，北俗谓之北右突城，和王莽改名遮害等记载，我们可作两种推测：一，右玉县在明代为右卫堡，其右字的来源，可能与古代左突城有关，二，右玉的地理形势，既有长城之障，又为安关（杀虎关）守卫之所，为明清边防要塞，而根据记载，自秦汉以来在这里战争频繁，戎马相寻，王莽以遮害名县，也可能为其地居要害的关系。总之，以上材料可以说明右玉县，应该属西汉中陵县地区的范围。

图七　铜温酒樽盖内下层绘彩

剧阳和阴城，据《水经注·水》：“水出于累头山……东北流出山，迳阴馆县故城西，县故楼烦乡也，汉景帝后三年置……又东北流，左会桑乾水。（水）……又东崞川水注之，水南出崞县故城南……又北迳剧阳县故城西……十三州志日，在阴馆县东北一百三里”。按上述记载，阴馆应在今山阴县偏南，剧阳应在今应县以北，与当时中陵县成鼎足之势，可能均为接壤之区。(www.xing528.com)

图八　铜酒樽（约1/6）

图九　铜酒樽（约1/6）

上郡在今陕北延安附近。包括黄河之东及以南的大片地区，早在战国时为魏国所置，《史记·秦本纪》：“惠文君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水经注·河水》“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括地志》：“上郡在绥德上县东南十五里，秦魏之上郡地也”。《汉书·地理志》：“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翟国，七月（复为郡），属并州”。《水经注·河水》：“（河水）又南，过西河郡县阳县东（今陕北神木县）。水又东迳阳县南，东流注于河”。从以上记载说明：上郡与雁门郡虽同隶属于并州，但中间隔有西河郡地，并不接壤。

2.关于铭文中胡傅、小府等问题的推断

铜温酒樽铭文称中陵胡傅，铜酒樽铭文，又称勮阳阴城胡傅，皆为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同时所造，胡傅当为造器的人名，然在两器之中，所写的三个籍贯不同，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汉书·地理志》雁门郡勮阳县，本器铭文作勮阳，从“力”不从“刀”，与《续封泥考略》卷四“勮丞之印”，写法正同。《说文》有勮字无劇字，可证今本地理志劇阳县劇字从刀，为傅写的误字。

图一○　铜酒樽彩绘摹本（约1/4）

1.鹿　2.骆驼　3.象　4.奇形兽　5.兕　6.虎

图一一　西汉有关郡县分布形势示意图

铜盘铭文中“上郡小府”四字，当为上郡太守官署中少府所造。与胡傅两器不是一回事，但时代可能相同。在两汉少、小两字通用。《汉书·循吏文翁傅》云：“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遣博士”颜师古注云：“少府，郡掌财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此西汉郡属属设少府之证。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七页，有简文云：“三月丙午，张掖长史延行太守事，肩水仓长汤兼行丞事，下属国农都尉小府、县官、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此西汉属国都尉及农都尉，皆设有少府之证。又仓颉庙碑阴，有少府史题名。此东汉时县属也设有少府史，专管一县的财物，范围当比郡和都尉所属的少府较小。本器为上郡少府之物无疑。有人疑为是上郡水府四字，不但汉人写小、水二字，篆法结构不同，在官制只有水长的名称，（如汉印有“张掖水长”，封泥有“属郡水长”之类）无水府的名称，（仅有泉府、弩府、徒府之名）这种解说，是不能成立的。

图版一

1　西汉河平三年铜温酒樽

2　铜温酒樽盖

图版二

1　铜温酒樽腹部纹饰拓本（约1/3）

2　铜温酒樽腹部纹饰展示图（约1/3）

图版三

图一二　铜鼎1

图一三　铜鼎1肩部铭文

图一四　铜鼎1肩部铭文（拓本，原大）

图一五　铜鼎2

图一六　铜鼎2肩部铭文

图一七　铜鼎2肩部铭文（拓本，原大）

图一八　盘

图一九　铜盘平唇铭文

图二○　铜盘平唇铭文（拓本，原大）

3.器物的年代、定名和重量

关于器物的年代，铭文记载很清楚，即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距今已有1989年，比我省过去发现的离石汉墓鸟兽人物画像石早183年，为我们今后鉴别西汉文物，增加了一种标尺。

铜器中的温酒樽和酒樽，都是我们以往在汉代器物中，最常见的器形，一般定名为奁和鉴，但现在铜器本身铭文，都作酒樽，是汉代所特有的酒器形式。它的容量和重量，铜酒樽铭文记得为百二十斤。以现在市秤较验，合57市斤，也就是一市斤等于汉秤的2.105斤。温酒樽铭文的记重为二十四斤，合今12.7市斤，也就是现在一市斤等于汉秤1.89斤。按一般汉代铜器铭文中有专门记载容量的。此器不记容量，所以我们认为金铭文记载的可能是指器物本身的重量。

（本文铭文考释由陈直先生校正过，特此致谢）

（原载《文物》1963年11期）

◎郭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