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官创造中国古典学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

1.西周史官创造了中国古典学术

一般认为中国古典学术指成熟于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于是有学者将孔子整理的“六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典学术重建活动。这是值得推敲的，因为西汉以前中国的学术主干并不是儒家，当时儒家并没有如宋以后那样居主导地位。

比如六经之一《易经》，就不能说儒家“重建”或“义理化”了它;自钱穆作《论十翼非孔子作》，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孔子是《易传》的作者了，台湾的陈鼓应先生经过充分论证后断言:“《易传》非儒家典籍，乃是道家系统的著作”，“《易传》学派为道家别派”。陈鼓应写道:“老子之后，道家的阵营有两大学派崛起于战国中期，一是庄子学派，一是稷下道家，老庄属于南方楚文化范围，稷下属于北方齐文化领域。由于稷下道家文献多已亡佚，致使我们今天一提起道家，就只想起老庄。老庄与道家几为同义词的状态魏晋以前便已形成，目前学界提起道家，很少注意到稷下道家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曾居于主流学派，它的显学地位一直从战国后期延续到西汉，达数百年之久，由于近年来对于《管子》一书的探讨以及对马王堆出土帛书《黄帝四经》的研究，才使我们重新认识到道家黄老学派在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兴盛情况(黄老学派起于稷下，扩散于四方，它之成为战国中后期的主流学派，对儒家荀子及法家韩非起了决定性影响) 。老学、庄学及黄老道家相互激荡，使道家思想在先秦哲学领域中独领风骚，成为主干学派。在道家一枝独盛的学术空气中，《彖传》、《象传》、《文言》、《系辞》等解易作品受到道家支配性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9页。)

那么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到底如何而来呢?答曰:不是出于儒学，而是出于王官学。

中国学术出于王官。狭义的王官学指西周大学的基础教材、当时治国必备的《诗》、《书》、《礼》、《乐》“四术”;广义的王官学除了《诗》、《书》、《礼》、 《乐》，还应包括流传下来的追述西周政治的《周礼》、 《逸周书》、《竹书纪年》等文献，以及后来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殊途同归、对传统王官学术发展开拓的优秀成果。西汉治国理念的核心黄老思想集古代王官学术之大成，创造了辉煌的汉文明。

《礼记·王制第五》规定:大学生必修的四门课，每门课都要设有老师，用先王传下来的《诗》、《书》、《礼》、《乐》四种教材来培养人才。春秋两季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 《书》。上面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四术”说:“术者，是道路之名。《诗》、《书》、《礼》、 《乐》，是先王之道路谓之术。”《礼记·文王世子第八》也提到:“秋学《礼》”、“冬读《书》”。

在西周，《诗》、《书》几乎是政治教科书的代名词。《国语·周语下》载公元前550年太子晋的话说:“观之《诗》、 《书》，与民之宪言”，对春秋精英集团来说，《诗》、 《书》具有治国宪法般的崇高地位;也因此，那时饱读诗书，遵守礼乐是一个人德行高尚的象征。公元前633年，晋国作三军，选择元帅，赵衰推荐郤縠，他的理由就是郤縠喜爱礼乐而重视《诗》、 《书》。并说《诗》、《书》是道义的府库，礼乐是道德的表率。《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云:“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 《书》。《诗》、 《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

也就在春秋时期，熟知礼乐、心系天下的孔子怀着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想，开始了对王官学的系统整理和改造。他和他的后学一方面发展了西周礼乐精神，另一面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走上了泛道德主义的歧途。中国学术由此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儒化过程(或者说经学化过程) ，与之相对的，则是其他诸子百家之学被矮化和异端化。最终，儒学取代了王官学的地位。其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司马迁《史记》中多处记载说，孔子为了发扬自己的思想，将原本普通的鲁国史书《春秋》义理化，晚年的孔子还发现了卜筮书《易》的哲学价值，爱不释手。这样到战国时期，在孔子后学的鼓动下，《易》《春秋》竟然和王官学并列了起来。不过当时这种观点并不流行，即使是先秦儒家也极少称引《易》，却大量引用《诗》、《书》中的文句。

在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期竹简《六德》中，我们才开始读到后来儒家“六艺”的内容(儒家“六艺”概念也是偷换了西周王官学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名) ，上面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但在同一墓出土的《性自命出》中，仍将《诗》、 《书》、 《礼》、 《乐》称为“四术”，而没有提《易》和《春秋》。上面说:“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

传世经典《庄子》、《荀子》等书还将《诗》、《书》、《礼》、《乐》并称，不过有时也一并提到《易》或《春秋》。荀子特别指出，圣人是思想原则的枢纽，他们要学会历代圣王的思想结晶《诗》、 《书》、 《礼》、 《乐》。《荀子·儒效第八》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显然，荀子这里所说的“百王之道”就是《礼记》作者所谓的“先王之术”。

到西汉，汉武帝立《易》、《书》、《诗》、《礼》(指《仪礼》) 、《春秋》五经博士——《易》从先秦的一本卜筮书一跃成为五经之首，《易》和《春秋》的经学化标志着中国学术原典儒化的开始;请注意，这还只是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儒家书目登上了与王官学平起平坐的大雅之堂。唐文宗开成年间( 827年～840年) ，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这是王官学儒化的一个关键点，儒家《论语》第一次成为“经”。因为初唐“九经”只是在汉代“五经”基础上的扩充，即《春秋》分为“三传”，《左传》、 《公羊传》、 《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

南宋理学家不再推崇周人的《诗》、《书》、《礼》、《乐》“四术”，而是崇儒学《论语》、《孟子》、 《大学》、 《中庸》“四书”，同时他们还将子学《孟子》也并入了经学的行列，使经达到十三部，分别为:《易》、 《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从崇“四术”到崇“四书”，中国学术完成了王官学儒家化的蜕变。(www.xing528.com)

到了清末，大儒廖平和康有为甚至认为《诗》、 《书》、 《礼》、 《乐》、《易》、 《春秋》六经都是孔子的作品。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明确指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于是，王官学的著作权人也归于孔子。

物极必反。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明开始面对西方强大的外部压力，儒学的作用(儒效)问题立刻突出出来，因为儒家不能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抵御外侮，解决民族生存危机。这时，有学者勇敢地冲破两千年儒化的学术迷雾，开始探寻中国古典学术的本质。近世最早窥见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全貌的当属史学家张尔田。

张尔田( 1874～1945年) ，原名采田，字孟劬，号遁堪，又号许村樵人，杭县(今杭州)人。中过举人，有文名。曾任刑部主事、知事等职。1911年出版《史微》，深受国内和日本学者的重视。1914年清史馆成立，参加纂修，前后达七年。《清史稿》中，他负责撰写《乐志》、《刑法志》、《地理志·江苏》、《图海》、 《李之芳列传》、 《后妃列传》等卷。1921年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光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中国史和文学教授。最后在燕京大学哈佛学社研究部工作。

曾参加孔教会的，尊崇儒学的张尔田不仅重新阐述了“六艺皆史”，还指出后来史官降为道家，道家为百家祖，“孔子实兼道家”。

在《史微·卷一·百家》中张尔田写道:“六艺者，先王经世之迹也;百家者，先王经世之术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不能独治，必设官焉，官各有史，以掌其政教而上辅人主之治，此政学所由合一也。王道既微，官失其守，流而为百家，而后诸子之言始纷然淆成矣。”⁽²⁾

《史微·卷三·原儒》中张尔田论证说，孔子兼道家，孔子后学才是真正的儒家。他说:“汉武帝抑黜百家，表章六艺，史统既定于孔子，而学者人人喜言儒家矣。然则儒家之源流放于此乎?曰:‘否’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春秋之时，孔子传焉，孔子，契后也。昔者契为司徒……盖孔子自端门受命，已由司徒之官上跻史氏之统，而以儒家嗣绪传诸弟子矣，故人知孔子为儒家，而不知孔子实兼道家也。知孔子兼道家，而不知孔子弟子皆儒家也。”⁽³⁾

张尔田先生说官皆有史，有点不太严谨，应该说主要的职官都有掌文书的小吏“史”，并不是所有职官都有。职官越重要史的配置就越多，有的不重要的职官根本就没有史。

以周代政制文献《周礼》为例，其天官系统最重要的职官是大宰，他的属员包括: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这里的“府”是主收藏的小吏，“史”是掌文书的小吏，“胥”和“徒”是在官府当差的人，这四种人都没有爵位。

在天官系统主管医务的职官中，只有医师有史二人，其他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都没有“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般职官的“史”不是“史官”。这些人有如后来的刀笔吏，是中国最早的公务员，不过他们在中国实用技艺的积累和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西周史官主要指大史(史官之长) ，小史(史官的副手) ，冯相氏(在农业社会掌重要的星历) ，保章氏(掌观星象、分野、岁星、云物、风角等事) ，内史(与大史相左右，也称右史) ，外史(掌书外令及四方之志等) 、御史(掌有关天下治令的文书以及为王起草命令等) 。

大史是掌管着国家所有重要文献，包括大宰的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都由他掌管。《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史》条所列其主要职责包括:“大史掌握［大宰］所建王国的六种法典，以迎受天下各国［上报的］治理情况的文书;掌握八种法则以迎受各官府［上报的］治理情况的文书;掌握八种法则以迎受采邑［上报的］治理情况的文书。凡［邦国、官府、采邑］有争讼的就据法考其是非，不合法的就加以惩罚。凡邦国、采邑和民众订有盟约券书的就负责收藏，用作六官所藏正文的副本，［如果盟约券书有所更改］又收藏六官所上报的副本。如果盟约券书被违背，就打开盟约券书［加以考察］ ，不守约的就加以惩罚。调整岁和年的误差以便按季节安排民众应做的事，把这种安排颁布给各官府和采邑。［年终］颁布明年十二个月的朔日给各诸侯国。逢闰月，就告诉王居住到路寝门中［处理政事而］过完这个月。”(原文: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

史官中特别值的一提的还有小史和外史。小史掌管王国和王畿内侯国的史记，撰定帝系和世本，辨别昭穆的次序。后来的流传下来的记载帝王世系的《世本》当出自小史。

外史负责书写王下达给畿外的命令，掌管四方诸侯国的史记，掌管三皇五帝的典籍。负责把统一的文字传达到四方各国。如果使者拿着王的命令出使四方，就负责书写命令授给使者。《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外史》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这里的“四方之志”，即鲁之《春秋》、楚之《檮杌》、晋之《乘》等各国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