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东西方学术范式的不同
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自序中说:“文化异，其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5)
中国古典学术反对两末之议，而西方学术中两末之议却占有基础性地位。这种现象使得西方学术长期以来呈现专业化、碎片化发展趋势，就是韩非子所说的“积辩累辞”，学科越分越细，理论越来越繁杂不整。
早在1905年，王国维先生就注意到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学术范式，他说:“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6)
钱穆先生注意到西方学术的专业化、碎片化对于培养德才兼备之人是极其不利的，而中国本土学术则不强调分科，以会通诸学，培养通人为目的。《礼记·学记第十八》所谓:“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钱穆先生论证说:“即就西方近代传授知识之大学言，分科分系，门类庞杂，而又日加增添。如文学院有文学史学哲学诸科系，治文学可以不通史学，治史学亦可不通文学。治文史可以不通哲学，治哲学亦可不通史学文学，各自专门，分疆割席，互不相通。法学院则有政治社会经济外交法律诸科系。进法学院可以不理会文学院诸科，进政治系可以不通文史哲，亦可不通社会经济外交法律诸科。其他各科亦然。尤可异者，在大学阶段中，又增设有警政一门。当一政治家仅须大学四年即可毕业，当一警务人员亦同须大学四年毕业。又如商学院，增设有广告学系，须四年毕业。但经济系商学系亦同于四年毕业。而在理工学院内，则分科分系更属庞杂多端。今日西方人竞称自由平等独立诸口号，其实在其知识领域内，即属自由平等独立，无本末，无先后，无巨细，无深浅，无等级，无次序，无系统，无组织，要而言之，则可谓之不明大体，各趋小节。知识领域已乱，更何论于人事。”(7)
细较起来，传统上西方学术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基本范式的，核心架构是定义——公理——演绎;而中国学术则以《九章算术》为基本范式，以问题为中心，核心架构是心术——事理——举类(举例) 。
在《论语》中，孔子重仁，从未就仁的本质属性作出定义。他只是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从不同角度解释仁的内涵。《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有如下三则问对: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 rèn，话难说出口，这里引申为说话谨慎——笔者注) 。”
如果用现代西方的学术标准，孔子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别说毕业论文通过了，就是进现代大学的门都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中国学术由于重视人的培养，也有“内圣外王”的结构特点，内圣就是心术，而事理则指解决问题的法则，然后用举类的方法说明这些法则如何灵活运用。中国学术讲求的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从不追求形式上的完美。(www.xing528.com)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语源于岳飞。故事是这样的:岳飞在宗泽部下当偏将时，一次宗泽送岳飞一张阵图，要他好好学习。岳飞回答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说作战时，应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不能死守阵法。《宋史·岳飞传》，记此事云:“(岳飞)战开德、曹州皆有功，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
比较《孙子兵法》和西方的《战争论》，我们还能看出中国学术这种“活”的灵性所在。
中国学人尚会通，求致圣，其基本学术范式投射到人才素质方面，对应的是所谓的三材:一曰道德(内业修持，德) ，二曰法制(法) ，三曰策术(术) 。德、法、术三者都优秀者是能担当国家大事的国体之材。刘邵《人物志·流业第三》详述说:“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
今天，中国本土学术文史哲不分，“通人之学”的优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西方学术也开始了重新整合的趋势，但要像中国古典学术那样将文史哲统一起来，将人文与科学理论统一起来，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李创同教授在《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一书译后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代:以传统工业分工方式为基础的单门独户研究，似已不能面对任何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说白了，任何学者似乎已不能再以自己是哪一个系、所的名称来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应当循着问题走，看看问题实际上牵涉了一些什么现象和学科领域。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应如此。”(8)
中国学术的基本范式《九章算术》本身就是一部问题集——“循着问题走”，不就是中国学术范式的基本特点吗!
笔者无意否定西方在人文与科学领域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我们在肯定这些伟大成就时，一定要懂得，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并不一定要以否定中国本土学术为代价。我们不能重蹈“五四”运动以来一个重要的学术潜规则，那就是不打倒本土文化就不足以开启工业化进程——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害处是很大的。
中国学术有自己的体系特点，用西方学术范式解剖中国学术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在写《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一书时，就有学界的朋友劝我用西方经济学体例，我拒绝了。因为笔者翻译过陈焕章1911年用英文写作的《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一书，陈焕章一方面坚持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一方面沿用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写作体例，其结果是将中国本土经济思想体系打得粉碎。这样做西方人可能容易读懂，但他们读到的很难说是完整的中国本土经济思想。
这也是笔者多年来坚持用中国思维方式、学术范式研究写作的原因所在。因为笔者深切地懂得:那些善意的批评者事实上对中国本土学术体系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思维方法和学术范式完全是西方的，而我们的研究正是他们所欠缺的，或是他们所不愿正视的。
一个没有自己学术的民族是一个没有灵魂民族，一个思想文化被殖民的民族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让中国古典学术的光芒重新照耀东方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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