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台北素书楼：中国文化拯救世界

1.钱穆在台北素书楼上孤独的呐喊

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才清楚: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最大的损失并不是北洋舰队的覆灭，而是本土学术的沉沦。

就在甲午战败后不久，曾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要职的严复发表了《救亡决论》，在这篇影响中国学术史的文章中，面对儒学(无论汉学还是宋学)应对民族存亡危机的苍白无力，严复转向了西方。在宣言“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者，其教化学术非也”的同时，提出了“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 ”的主张。自此之后，西学主宰中学，西方文化宰割中国文化成为定局。

严复的目的是救亡图存，拳拳报国之心，力透纸背!但其结果却是中华文明之根，中国本土文化的消解——这是严复当时没有料到的，也是今人很少自觉的。

过去一百多年来，以西学消解中国本土学术的方法极多，也极为微妙，可以微妙到连始作俑者都察觉不到——一如古雅典人乐于自毁长城，我们中国学者宰割完本土学术还要高兴地戴上博士帽!

2009年，笔者在给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一位历史专业学生的信中曾列出如下几种方式，不妨录在这里:

挥刀自宫

比如说中国有自己的哲学方法(中医中还在应用) 、伦理学(更确切的说是代表中国人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礼) 、政治经济理论(轻重之术等等) 。为了切断我们的文明之根，中国人文学者将它们全部变为“哲学史”、“礼学史”、“政治史”、“经济史”，以便对这些学术本身说“bye- bye”。

于是，中国本土的学术都成了“历史”或“传统”了，现实中全都成了所谓“现代西学”的天下了。学术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中国自己的学术，头脑都变成别人的了，这不就是精神上的挥刀自宫吗;假如西方人文科学是中立的，挥刀自宫的伤害可能会小些。问题是从冷战开始，西方就将学术作为外交工具，比如今天中国过度的市场化，就与西方某些经济学家的“谆谆教诲”有关。

削足适履

什么叫“削足适履”呢?就是西方有的，中国也必须有。比如说吧，西方有宗教，中国就要有宗教，于是佛家、甚至儒家都成了宗教，还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问题是佛家、儒家皆无所宗，何来宗教?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样对于修学佛家、儒家是极为有害的。

再比如说吧，西方有奴隶制，那中国定要有一个才行，没有怎么办，就由学者们胡造一个中国奴隶社会;西方人讲阶级，怎么办，就给中国古人划成分。当然现在这种事少了，不过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份学术刊物中还在为两千多年前一位先哲的阶级成分争论。

西方由于宗教传统的原因，性恶论居主流。中国当然也就要有性恶论了，于是法家就成了“坏典型”。事实是，法家在“人皆趋利避害”的人情论基础上，建立了符合本土特点的政治法律体系。(www.xing528.com)

这方面例子太多，举不胜举。

两面三刀

“两面三刀”最初是西方学者为证明自己文明的优越性发明的诡辩术，后来成为中国学者贬低自我的核心理念，他们乐此不疲，且屡试不爽，其目的是让西方学术表面看来是现代的、优秀的。这种方法尽乎可以在所有关于中国文化的博士论文中找到，危害特别大，会使中国文化完全失去更生的能力。

这里我引用美国汉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包华石( Martin Powers)教授的话说明西方是如何贬低中国文明的，他称之为“五十步笑百步的诡辨术”。他说:“几年前，我参加了一次研讨会，在会上，我的美国同事说:‘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举行了第一次选举。不过，妇女还是不许参加! ’当然啦，1911年的时候，无论英国、美国还是中国，妇女都不允许参加选举(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美国，美籍华人男女一样都不许投票) 。同样的，有个介绍西方之外的世界的艺术史的课本，其中指出，虽然中国早就有讨论艺术杰作的专著(即南北朝时代的《古画品录》) ，不过作者记录的大师都是男性，在此，课本暗示，相当开明的西方人不会如此。实情是，在《古画品录》问世的年代，欧洲压根儿没有任何关于艺术史的专著。实际上，令人惊叹的应该是，4至5世纪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艺术史的著作了!在那样的条件下，不提及女性画家，也是不足为奇。到了宋、元时期，画著或书画题跋中都有对女性画家的记载，而在17世纪以后，讨论绘画的专著中也出现有对女性画家的描述。反过来，以欧洲来说，瓦萨里在其16世纪的著作中有关于一位女性画家的记录，不过，直到20世纪晚期以前，欧美艺术史专著中对女性画家的记载，正和中国的情况一样，一直很少。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该课本强调《古画品录》缺乏女性画家的记录，不是偶然的，而是借机贬低中国人在此一领域的成果。”⁽¹⁾

2009年初，笔者曾写信给包华石教授，告诉他中国人对西学的迷信已经到了失去理性的地步，中国内地的书商为了吸引读者，将中国人写的书改成胡编的英美作家的作品，有些竟然成了畅销书。包华石教授听到后大为惊讶，他回信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忽视了自己文化中的一些宝贵的资源，有讽刺意味的是，想用国外的资源时也常常用错了——不是根本不懂外国的实际情况，就是因为忽视了自己的情况而用错了。不过国外也有些值得参考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有了自信之后才能理性地使用。”这位不带文明偏见的美国学者说得多好啊!

过去一百多年来，亦曾有像钱穆先生那样的有识之士欲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但终不能遏住西学排挤中学的汹涌狂潮。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治朱子必先通康德”、 “非取法西方文学无以建中国文学”这类主张是愚蠢的，但中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对本土学术的麻木，麻木到以会背诵《老子》和《论语》中的词句为荣!

让我们聆听35年前，81岁高龄的钱穆在台北素书楼上孤独的呐喊吧!这是一个智者面对无数现代学术群氓声嘶力竭的抗议:

今国人一切以信奉西方为归，群遵西方学术成规，返治中国传统旧存诸学，精神宗旨既各异趋，道途格局亦不一致。必求以西方作绳律，则中国旧学，乃若不见有是处。抑且欲了解中国旧学，亦当从中国旧学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寻求了解，否则将貌似神非，并亦一无所知。既所不知，又何从而有正确之批判。

或又谓时代变，斯学术亦当随而变，此固是矣。不仅西方学术，远自希腊，迄于现代，固已时时有变。即中国学术亦然。自西周以迄先秦，下经两汉，循至于近代，亦何尝不随时有变。如人之自婴孩而成年而壮而老，岂不亦随时有变。然而各有生命，各有个性。我不能变而为彼，彼亦不能变而为我，此则终有其不可变者……故欲复兴国家，复兴文化，首当复兴学术。而新学术则仍当从旧学术中翻新复兴，此始为中国学术文化将来光明一坦途。⁽²⁾

目前我们所要作的最急迫的工作，就是像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复兴中国旧学。在本土学术的基础上，借鉴适宜于中国的西方学术成果，开拓出新的中国文化，建立一个新中华。为了防止继续以西学规范中学，我们首先要清楚东西方学术的分野在那里，中国学术界的这笔账已经糊涂了一百多年，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从整体上说，东西方学术的分野可以归为两大方面，首先是思维方式的不同，然后是由思维方式引发的学术范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