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拯救西方民主，中国文化拯救世界

2.中国科举制拯救了西方民主制度

民主之痛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在谈到民主的历史时曾经这样说过:“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而在头2300多年，它一直被看做是个‘坏东西’ ;直到最近100来年，它才时来运转，被当作‘好东西’ 。”⁽⁷⁾

笔者要说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都对异主心存疑虑。

先考察一下被称为古代世界民主典范的雅典吧。我们用不着搜遍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证明雅典直接民主制的不得人心，也不需成千上万遍引述伯里克利的话，说雅典人拥有一个优越的体制，不是一个由少数人统治的体制，而是一个由大多数市民共同参与的体制;大家只要读读雅典历史，任何有良知的人看到那么多英雄贤哲惨死于民主制下都会痛心扼腕。

公元前478年，波斯战争结束。战争带来的团结也结束了，以雅典帝国为中心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很快建立了起来。

波斯战争中的海军统帅，雅典将军特米斯托克利斯( Themistocles，公元前527～460年)不仅是个博学的战士，更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注意到，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是战略性的，必须不断削弱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国才有真正的安全，雅典帝国对自己同盟的控制才会持续下去。不用说，这里边有丰厚的利润。

于是特米斯托克利斯拿起了“民主”这个欧洲版的春秋大义，告诉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城邦，如果他们实现民主政治，雅典将会全力支援他们。大约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中国式自由派知识分子”太少，总之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号召没有得到太多的同情。

最糟糕的是，在国内特米斯托克利斯真的迷信起民主来，他要将在波斯战争中和自己同风雨的第四等级无产市民地位提升。这是灾难性的，保守派从来就怕真正的人民主权。

雅典政治明星、稳健保守派首领阿里斯德岱斯( Aristides，公元前530～467年)也要让特米斯托克利斯尝尝被放逐的味道。公元前471年，为战后雅典复兴作了杰出贡献，并为雅典未来发展处心积虑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便从雅典被驱逐出境。这仅仅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陶片驱逐法所作的坏事之一——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因为特米斯托克利斯在雅典无法呆下去，意味着他在希腊所有城邦都很难呆下去。由于特米斯托克利斯“破坏了和平”，在斯巴达的强烈要求下，雅典发出了对特米斯托克利斯的追捕令，这位英雄走投无路，只好逃往被自己打败的波斯;波斯王没有像美国绞死萨达姆一样杀了特米斯托克利斯，反而收留了他。有历史学家记载说，波斯王最后甚至聘请特米斯托克利斯担任向雅典海军进击的波斯海军总指挥。

这次英雄入地无门了，年迈的特米斯托克利斯在异国他乡自杀(有历史学家说他是自然死亡) 。

特米斯托克利斯死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61年，年富力强的伯里克利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位富翁靠自己的钱和雅典帝国从盟国那里搜集来的钱创造了所谓的“民主黄金时代”。

就如同宋朝的小康社会一样，伯里克利大权在握的30年繁荣是纸做的。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了将所有希腊城邦都卷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持续了27年，最后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想必当时特米斯托克利斯早就被他的同胞忘记了，否则，公元前404年，当雅典与斯巴达订城下之盟，要雅典拆除一切防御工事，解散提洛同盟，交出舰队，放弃民主政治，服从斯巴达的统治之时，雅典市民怎会奏着音乐、载歌载舞地去屡约呢?当时雅典人一定以为“历名终结了”，自由民主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伯里克利在战争刚伊始就死于一场瘟疫，伯罗奔尼撒战争很快将雅典民主拖入历史学家所谓的“群愚政治时代”。雅典民主的灾难性后果显示出来，公元前406年，海军提督柯农率雅典海军在小亚细亚海岸大破斯巴达海军，他的政敌却以在暴风雨中未能挽救士兵生命为由，将六名海军将军处死。在雅典全城市民为他们人权的胜利狂热喊杀声中，只有苏格拉底一个人反对这一判决——7年之后，他就为自己的理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再说第二个古代民主样板罗马，她根本就不是民主制，也很难说是什么共和政体——尽管罗马人直到帝国时代还骄傲地称自己是共和国。

西方严肃的作家直接称之为贵族寡头政治。英国罗马史学家大卫·肖特( David Shotter)在《罗马共和的衰亡》⁽⁸⁾中就指出，西方古典政治家脑子里的罗马政治体制离现实是较远的，虽然名义上罗马统治权属于各种议会的人民，但由于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各种因素，人民会听从于“较为优秀的人”，也就是贵族领袖，这些人实际上利用元老院和行政官员控制了社会生活和政府的各个层面。

有学者轻率地断言:罗马的视察团曾在公元前453年到452年间考察了希腊，从而沾上了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吉光。历史事实是，罗马人并没有模仿雅典，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很快看到了雅典民主制导致的腐败和混乱。

民主发源地希腊给了民主持续的坏名声。直到十九世纪初，美国人才小心翼翼地拣起了民主，但还是缺乏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勇气称之为“春秋大义”。传教士麦都思( W.H.Medhurst，1796～1857年)在1847年出版的《英汉字典》中仍这样向中国人解释民主:“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多人乱管，小民弄权”。在此，麦都思是诚实的。

民主的狂热产生于20世纪，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在中国自由民主派的鼓动下，这种狂热足以使每一位善良的国人失去理性——民主能带来世界和平，民主能根除社会腐败，民主能让老百姓富起来——一句话，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事实是怎样的呢?(www.xing528.com)

民主根本就不能带来廉政、和平和富庶，历史上的近代民主几乎是腐败的同义词。

中国的科举制拯救了西方民主制度

因为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民主国家是如此腐败，连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咬牙切齿，这些暂且不谈。我们要谈的是现代民主的榜样，伟大的美国和光荣的英国，是洛克、卢梭、杰费逊等先圣的民主政治——这是所有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学术性感区”!

事实老是无情地抽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耳光。1689年“光荣革命”并未开辟历史的新纪元，落后且腐败的“官职恩赐制”也没有任何改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就曾指出，所谓的“光荣革命”本身并没有实现政治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妥协的结果，他写道:“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获益;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只不过要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间阶级的经济利益。”

什么是官职恩赐制呢?简单说就是一种制度化腐败，官员录用不是看能力，只凭对自己是否忠诚及能否得到贿赂，这种制度使得“俸禄和官职”成为腐败的温床，并一直延伸到军队之中。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首相罗伯特·沃波尔(任期:1721年4月04日～1742年2月11日)通过支付秘密佣金来控制大多数衰败选区的同时，还让他的儿子在政府里挂名，以便用公款在巴黎挥霍享乐;议员格伦维尔别出心裁，将掌玺处秘书的职位预定给了他四岁的亲戚; 1718年，麦克尔斯菲尔德勋爵被任命为大法官。每当任命一名新法官助理时，此君都会有一大笔钱进账。

1759年，富兰克林在考察英国后，这样描述当时的官场风气:“绝对的腐败在这个古老国家的所有等级的人们中流行，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败了! ”⁽⁹⁾这句话使人想起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描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不仅在政治领域，经济和军事领域腐败也是制度性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揭露了东印度公司利用特权和垄断权，截留和虚报利润，个人假公济私，牟取暴利的丑行; 1854年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重损失也与后勤工作中的混乱和无能有关，因为粮食不能及时运到，致使前线士兵因伤重或饥饿而大批伤亡。负责运输船队的海军上将鲍瑟根本不知道前线真正需要什么，结果很多运输船返回时货物被拒收还留在船上。

美国的政治腐败完全可以同英国相媲美。立国早期乡绅们的高尚品质很快就证明得不到保证，据说美利坚共和国诞生后不久，就有两名美国参议员、两名众议员、一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等一些著名人物卷入了土地销售丑闻。

早期的乡绅统治本身就是一种腐败，因为它实际上排除了普通人参与政治的权力。于是182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让平民参政的努力就成了民主史上大书特书的一部分——结果是政治分赃制在美国的确立，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腐败行为。

周琪在《美国的政治腐败和反腐败》一文中写道:“从18世纪20年代后期起到1883年，美国出现了一个公共官员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大量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想得到用权力来交换填满钱袋的机会，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能够轻而易举地收买公共官员。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出钱购买联邦政治中的官职变得司空见惯。国会议员手里有几百个可任命的联邦职务，他们可以拿这些职务来对政治上的支持者论功行赏。更为不利的是，公众对这些腐败现象并不特别的反感，反而适应了政府雇员和官员猖獗的贪污现象，公众舆论也不反对腐败的政府。历史学家莫里森( Morison)和康马杰( Commager)这样描述这一时期:道德标准的败坏几乎影响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们能够在州和大城市的政府、在商业和金融业以及运输业，甚至在专业职业中发现这一现象。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旧道德标准都被破坏了，对于许多人来说，正派似乎离开了公共生活。’ ”⁽¹⁰⁾

那么，英国和美国政治中大规模制度化的腐败是如何消除的呢?是因为引入了中国的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系统。从这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的科举制拯救了西方民主制度!

在克里米亚战争的阴影下(尽管最后沙皇俄国战败) ，英国于1855年建立了文官委员会，但到1870年才建立起公开的考试竞争制度;美国文官制度建立更晚，直到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法》( Pendleton Act)之后才逐步建立起来。该法案的通过代表了文官改革运动的高潮，其目的是把联邦文官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运用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来检验公职申请人的资格。

文官系统的建立从制度上防止了政治分赃制必然带来的腐败。公务员具有的超党派、中性的特点，不再直接受政党利益及政权更替的影响，成了维持法制的健康力量——而这一制度则源于中国的科举制。

科举制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美国学者威尔·杜兰( Will Durant，1885～1981年)在他那本耗时40年( 1935～1975年)写就的11卷巨著《世界文明史》(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中指出，由于科举制度后来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中国的“四大发明”相媲美。威尔·杜兰对科举制度作了如下评价:“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机会，但只有那些适合做官的人才有机会做官。事实上，这个方法实施一千多年来，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¹¹⁾

美国宾厄姆敦大学( Binghamton University)历史系主任贾志扬( John Chaffee)在《宋代科举》(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中译本序言也指出:“宋代考试的重要性超出中国之外，因为中国考试本身具有相当的世界史的意义。西方传统诸如民主、人权和自由的中心在欧洲和美国现时在世界各地一再被确认。很少有人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另一个普遍特征——学校和考试不但用于教育青年人，并且在选择员工和区分地位中起关键作用——发源于中国，并非西方。拜耶稣会员和其他晚明和清朝的观察家之赐，‘精英政治’的中国模式为启蒙哲学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模式，并帮助铸造了现代西方社会。”⁽¹²⁾

事实上，早在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就在《中国游记》中将科举制介绍到西方。1583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所著《伟大的中国》系统地介绍了科举制的内容和方法，此书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更大范围地普及了科举制观念。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卢梭等著名的“中化”思想家都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赞叹不已。此后，英国国内要求引入中国先进科举制的声音不绝于耳，19世纪英国学者郭施拉在《开放的中国》一书中就郑重呼吁:“这一伟大帝国的各项设施中，没有哪一项能像开科举、从最有才华的青年中选拔政府官员那样，给予其创立者这么大的荣耀……在中国，学而优则仕，人人机会均等。”⁽¹³⁾据统计，从1570年至1870年，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多达70多种。

在这种氛围下，英国政府于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科举制度，为以后建立文官制度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