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的超党派特征：挽救世界的中国文化

3.中国政治的超党派特征

中国人的“不平等观”

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中国政治组织形式也与西方政治迥异。

要理解中国政治，首先要清楚中国古典政治理论注重社会系统内部的层次性和个体的差异，是从不平等为起点解决社会公正(百姓均平)问题，而西方政治是以平等为起点，结果常常会导致政治经济上极大的不平等。

从不平等到平等是打开中国古典政治的钥匙，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很容易跌入“封建等级专制”的逻辑泥潭中不能自拔。为此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家引入了“维齐非齐”这一概念。

“维齐非齐”一语出自《尚书·吕刑》，本意指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采用轻重不同的刑罚，目的是刑罚的公正合宜，简单说就是由“不同到同”，《尚书·吕刑》写道:“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通‘维’)齐非齐，有伦有要。”(意为:要上下比较其罪行，不要错乱供辞，不要采取已经废除的法律，应当明察，应当依法，要核实啊!上刑宜于减轻，就减一等处治，下刑宜于加重，就加一等处治。各种刑罚的轻重允许有些灵活性。刑罚时轻时重，相同或不相同，都有它的条理和纲要。)

如我们在《导言》中所引述的，战国末期的荀子赋予了“维齐非齐”完整的政治内涵，雄辩地阐明了，一个社会只有按照一定的层级秩序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源，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不是机械论中无区别的原子，而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

在维齐非齐的基础上，荀子提出了有名的“明分使群”的思想，认为社会作为人类个体聚集形成的组织，就要有意识地实现社会分层，避免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有效实现社会的分工。在《荀子·富国篇》中他说:

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大意是:没有君主来统制臣子，没有上级来控制下级，那么天下的祸害就会因为各人的为所欲为而不断发生。人们需要和厌弃同样的东西，可是需要的多而东西少，东西少就一定会发生争夺了。用来供养一个人的是各行各业的人所制成的产品。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同时精通所有的技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如果离群索居而不互相依靠就会陷入困境，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规定就会发生争夺。陷于困境，是一种祸患;争夺，是一种灾难。要消除祸患免除灾难，就没有比明确各人的名分、使人们结合成社会群体更好的了。)

由此荀子指出了“平等”的危害，并激烈批判了墨家平等观，特别是墨子“非乐”、“节用”的观点，他认为墨子那样作不仅不会实现社会的治理，反而会使整个社会陷入穷困混乱之中。他强调:假定墨子权势大得掌管了天下，或者权势小一些统治了一个国家，那将会减少仆从，精简官职，崇尚勤苦，与老百姓做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功劳。像这样，君主就没有威严，君主没有威严，那么刑罚就不能实行。奖赏不能实行，那么有德才的人就不可能得到提拔任用;刑罚不能实行，那没有德才的人就不可能遭到罢免贬斥。有德才的人不能得到提拔任用，无德才的人不会遭到罢免贬斥，那么有能力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就不可能得到与其才能相称的职事。像这样，万物就得不到适当的利用，突发的事件就得不到相应的处理，上错失天时，下丧失地利，中失掉人和，天下的人就会被煎熬地像火烧烤一样。《荀子·富国篇》上说:“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

维齐非齐的思想并非仅是荀子一派的主张。《管子》的作者不仅专门讨论了体现社会分层的爵制的意义，还指出了爵位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关系。国家确立爵位制度，是要实现社会和谐公正。一个社会的人不可能都尊贵，都尊贵事情就不好办了，还会对国家不利。正因为这样，若没有少数人尊贵，人们就不能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分清爵位排列的高低，才知道先后的次序和贵贱的仪法，管理起来也才有规可循。《管子·乘马第五》上说:“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

中国传统社会一个人身份的象征主要是通过服饰体现的，所谓“度爵而制服”。《管子·立政第四》中“服制”一节专门讨论爵禄与资源配置的关系。上面说:

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大意是:按照爵位制定享用等级，根据俸禄规定花费标准。饮食有一定标准，衣服有一定制度，房屋有一定限度，六畜和奴仆有一定数目，车船和陈设也都有一定的限制。活着的时候，在乘车、戴帽、职位、俸禄、田宅等方面有所分别;死了的时候，在棺木、衣被、坟墓等方面也有所规定。虽然是身份高贵，没有那样的爵位也不敢穿那样的衣服;虽然是家富钱多，没有那样的俸禄也不敢那样花费。)

在中国古典政治中，维齐非齐主要体现为爵位的划分。爵位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其等级次序取决于为社会贡献的大小(爵“以赏功劳”——语出《汉书·百官公卿表序》) ，而爵位又是有限资源分配的标尺——按一个人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有限资源的制度就是社会功勋制。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有社会功勋制保证了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相统一的选举原则。因为只有政治忠诚的人才能尽心竭力地为社会立功勋，而只有具备相当的个人能力才能保证功勋的实现。在官爵基本合一的秦汉社会，社会功勋制造就了中华文明最为辉煌时代。在社会功勋制退化为按背诵作文能力选官的科举制后，十九世纪西方人将之引入自己的民主制，开创了现代西方公务员制度。

超党派政治

维齐非齐，划分社会层次的终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消除内部斗争，实现社会和谐治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服制》中进一步指出，圣人创建礼制，就是要尊贵低贱有等级差别，衣服有形制的区别，朝廷有职位的不同，乡里有长幼的次序，这样，百姓就有了谦让而不敢争斗，这才是统一百姓的方法。上面说:“圣人之道，众堤防之类也，谓之度制，谓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一之也。”

相对于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中国人更重视整体以及整体内部的和谐。反映到政治层面，中国社会的教化、军事、政治权威基本上是“三位一体”的，没有西方式的教会承担独立的教化功能，也没有西方历史中常见的相对独立的军事领袖;中国古典政治一贯反对朋党斗争，反对西方社会那种大型的利益集团垄断国家政权和进行权力分赃，主张实现一种能中立地平衡各阶层利益的超党派政治，建立一个能够代表社会整体的中性公正政府。

《尚书·洪范》据说是公元前1065年纣的大臣箕子留给周武王的治国大法，为中国历代政治家所重视。上面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西汉刘向在《说苑·至公篇》中，对《尚书·洪范》中反对朋党政治的这句话进行了详尽的解释:

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去天下若遗［足+丽］ ，于天下犹然，况其细于天下乎?非帝尧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易曰:“无首，吉。”此盖人君之至公也。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推之于此，刑之于彼，万姓之所戴，后世之所则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伊吕是也。故显名存于今，是之谓公。(大意是:《尚书》上说:“王不偏私不结党，王者的道路又远大、又宽广。”这是说至公。古代有实行大公的帝尧。他有天子的尊贵，又有天下的财富，但是得到舜后就把帝位让给他，没有私下传给子孙，放弃天下就好像抛弃鞋子一样。对于天下都这样，何况比天下还细小的呢?不是帝尧，哪个能够这样做呢?孔子说:“高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易经》上说:“群龙出现在天空，看不出首领，吉祥。”这是说做国君的大公。能够在天下实行大公，这是最大的德。推行在这里，效法在那里，万民拥护，后世效法。那些做大臣的大公，办理公家的事不谋求私利，在公家做事就不谈货利，判案执法就不庇护亲戚，奉公推荐贤能就不避开仇人，忠心侍奉君王，仁厚对待部下，推己及人，做事不偏私，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显赫的名声流传到现在，这就叫做“公”)

这里我们能够看出，不偏不党不仅是一条政治原则，也是一个士人以天下为公的行为准则，不仅适用于国家领袖，也适用于一般臣子。所以《吕氏春秋·士容论·士容》开篇便说:“士不偏不党。”孔子也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论语·卫灵公篇》)

中国先哲几乎一致地认为，政治生活中朋党集团的出现会威胁国家政权的稳定，甚至导致亡国的危险。西周政治家周公认为“比在门”，即朋党的出现是为政“七失”之一。(见《逸周书·大开武解第二十七》)周穆王曾命左史戎夫作“史记”，以观历代得失，其中有数条因朋党亡国的事例:(www.xing528.com)

受宠的儿子两个都位重的，一定亡国。从前义渠氏有两个儿子，不是一母所生，皆处高位。国君后来得了病，大臣们分为两党而相争斗，义渠国因此灭亡。( 《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原文:嬖子两重者亡。昔者，义渠氏有两子异母，皆重。君疾大臣，分党而争，义渠以亡。)

大臣都聪明能干但不和，又同时受到重用共事君王的，危险。从前有南氏有两个大臣，显贵而受宠，势力均等，竞相争权，在下面争取党羽，国君不能禁止，南氏国因此分裂。( 《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原文:知能均而不亲，并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贵宠，力钧势底，竞进争权，下争朋党，君弗能禁，南氏以分。)

从前有果氏喜欢以新易旧，旧大臣嫉妒怨恨，新旧大臣不和，国内结党相争，暗中与外国勾结，有果氏因此灭亡。( 《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原文: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内争朋党，阴事外权，有果氏以亡。)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的利益集团不单指政治利益集团，也指商业利益集团，对商业利益朋党的节制是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盐铁论·复古第六》中，汉武帝时主管财政的桑弘羊坚持盐铁专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离朋党”。他说:“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接着桑弘羊说明了离朋党，抑兼并的主要政策，即国家垄断重要的自然资源，防止这些资源为诸侯或豪强所有。上面说:“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蓄，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庶众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

在我们的先贤看来，用资本换取政治地位没有任何政治合理性，西方那种权利分赃体制缺乏最基本的道义基础。《管子·立政第四》谈到政治败坏的九种情况，其中就包括:“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管子·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专门对二者的危害作了详尽地解释:人君只要喜好金玉财货，而且一定要得到它们，那么就必须有条件同它们交换。用什么来换取呢?只好用尊官显位，不然就是用高爵重禄。这样，不贤之辈就要在上面掌权了。那么，贤者将不肯甘为属下，智者将不肯设谋献策，信实的人将不肯相约办事，勇敢的人将不来效死。这样就等于把国家拿出来抛弃掉了。所以说:“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人君只听信结交朋党的议论，群臣就要搞朋党活动，讲话蔽美扬恶，那么，君主就无法了解情况的真假。这样就形成有朋党的活跃在台前，党羽少的被挤到台后。有朋党的人们在台前活动，贤者与不贤者就将无法分清，争夺的祸乱就要发生，而君主就将处在危险境地。所以说:“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原文:人君唯无好金玉货财，必欲得其所好，然则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则尊爵重禄也。如是则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则贤者不为下，智者不为谋，信者不为约，勇者不为死。如是则驱国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人君唯毋听群徒比周，则群臣朋党，蔽美扬恶。然则国之情伪不见于上。如是则朋党者处前，寡党者处后。夫朋党者处前，贤、不肖不分，则争夺之乱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

这里，《管子·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的作者显然认为，中立的超党派政治是实现贤、不肖之分、确立基本政治秩序的保证。

民主与平等之梦

反观西方传统政治，我们不难发现:从雅典时代起，人们就对党争持容忍的态度。梭伦不是要消灭党争，而是努力维护党争的秩序，要人们必须加入一方，如果有人不参与党争，就会丧失公民权利，这在中国古典政治中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介绍说:“他看到国家经常处在党争状态，而有的公民竟然漠不关心国事，听任自然。因此他制定了一种特别的法律对付他们，规定任何人当发生内争之时，袖手不前，不加入任何一方者，将丧失公民权利，而不成为国家的一分子。”⁽⁷⁾

过去一百年来，当中国知识分子引入西方政治制度时，习惯性地忽略东西方思维方式、社会政治形态和文化传承上的不同。比如国家最高领袖的民选一直是中国自由民主派的目标，但他们似乎忘了，中国人思想中没有西方宗教徒所具有的超然世界存在，政治领袖同时要承担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而西式普选只能选择政治忠诚者，而不是道德上的领袖——事实上西方人在选择教皇时也不是普选。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战胜利后那样具备实现美式民主的条件。国内方面，有武装的共产党和没有武装的第三方(以民盟为主体的民主党派)都要求民主。第三方的口号特别合乎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口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个口号十分厉害，前者反对政治独裁，后者反对武装割据，前者要求国民党让权，后者让共产党交枪。但事实证明它们相当于什么也没有说，第三方最多只能在国共政争的夹缝中苟延残喘，更谈不上左右政局。后来有人问梁漱溟国共由政争走向战争的原因，他回答:症结么?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一点，层出不穷，令我无法可指——连身处其中的梁漱溟本人都不清楚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的民主党派已经搞了多年的宪政运动，蒋介石、毛泽东也都迎合。但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只是好看的西式空中楼阁。宪政运动“积极分子”黄炎培在1944年4月30日的日记中坦言:宪政运动的参与者实际上“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⁸⁾

国际方面，1945年12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核心就是要国民党结束一党训政，建立民主政府。杜鲁门特别派了二战英雄，刚刚卸任的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来华参与调停国共关系，马歇尔的目的很简单:将美国的两党制政体移植到中国。

这位享有崇高国际声誉又好人缘的将军不了解，在中国政治权威与军事权威合一的条件下，只有拥有武装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反对党”，而一个拥有武装的反对党又不符合美式民主，所以等待他的只有失败。1946年12月18日，在中国政治战场上惨败的马歇尔回美前怀着酸涩的心情对罗隆基说:“正像以往我一度为国民党所利用，现在我已经在为共产党所利用……但是，我不能听任我被任何一方当作一种便宜来利用。”⁽⁹⁾

马歇尔连当代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作用都不如，竟然成了政治工具!

中国人注重整体，不仅缺乏西方社会的民主观念，也缺乏城邦和民族国家特有的公民意识。中国古典政治中的“均平”是建立在“非齐”的“不平等观”基础上的。新中国成立后，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使毛泽东对中国特权阶层的出现产生了巨大担忧，也激发了毛泽东绝对平等主义思想。

没有人能够否认毛泽东善意的初衷，在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九评苏共”之九《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毛泽东亲自改写了“特权阶层”一部分，今天读来，仍能感到他看问题的深刻性。毛泽东写道:“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¹⁰⁾

毛泽东在国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他要在全国建立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政治民主”机制，这也是他1965年满怀豪情地重上井冈山的原因。同年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一年后毛泽东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结果没有换来真正的平等，只收获了社会混乱和政治失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权利益阶层开始强烈反弹，目前仍是令中国共产党人头痛的一个问题——具体表现为腐败现象的不断蔓延。

今天，国人仿佛取得了无形的共识:清廉政治只能仰仗西式民主了!自由民主是不死的西方包公!党内外所有政治改革的方向都指向“德先生”，希望他能像科学“赛先生”一样在东亚大陆上早日安家;于是中国的自由民主派继续抗战胜利后第三方面的老路，甚至没有一点新的东西。宪政、自由、民主的老调再度响彻21世纪这个古老民族的上空——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响亮!

世界上没有预言家，我们不知道21世纪的中国终会走向何方，但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最根本启示就是:当一些人近乎狂热地拥抱所谓世界民主的滚滚大潮时，他们不要忘记从五千年文明源头奔腾而至，席卷一切的中华文明长河!

无论是你爱她还是恨她，你都无法忽视她，这就是文明的力量。文明的力量有时是内在的，却永远是现实的。无论西方的治理经验多么成功，无论他们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都不能保证平移到中国不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或者根本无法越过太平洋平移到中国来。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在研究政治理论时，很少有人不是形而上学地预设中国政治体制是传统的或落后的，其宿命就是向当代西方政治体制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