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中国拯救世界的文化力量

1.国学成了割裂中国本土学术的西学

天道沧桑，甲子循环。反观过去六十年直至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在人类文明史上，很少有一个族群像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所作的那样，自己主动抛弃建立在数千年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人文体系，全面引入异域文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军事强权的持续强大压力下，那些焦虑地寻求自强之路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逐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军事科技不如人，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如人。甲午战争的失败强化了这一偏见，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思想自我殖民过程——全盘引入西方哲学方法、学术概念及其学术范式，粗暴地以西释中，生硬地以中比西，基本的思维指向则是“西是而中非”、“西长而中短”。

这种文化自我殖民过程的典型形态就是发端于清未，大行于20世纪初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名义上，整理国故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中国本土学术，其结果却是灾难性地摧毁了中国本土学术大厦——历史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啊!

事实上，上个世纪初，曾经积极参与整理国故运动的梁启超和章太炎就注意到以中学生硬比附西学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危险的。1915年，梁启超在《国风报》上撰文指出，这样做会造成“名实相淆”，进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造成极大的混乱。他说:

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最易发生两种流弊:一，倘所印证之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牵合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而比附之言传播既广，则能使多数人之眼光之思想，见局见缚于所比附之文句。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二，劝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尝治也;劝人治此学，告之曰，吾先哲所尝治也;其势较易入，固也。然频以此相诏，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行;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之明。⁽¹⁾

这种中西学术比附式会通的结果是:中学被纳入了西方学术体系，所谓“国学”成了以西学思维方式、学术概念和学术范式割裂中国本土学术的西学，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殖民化正缘于此。不过对于今天太多的中国学者来说，这已经成为日用而不知的东西。当然也有例处，比如复旦大学历史系姜义华教授就曾独具慧眼地指出形成上述思潮的历史原因:

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没有来得及从其自身内部生长出批判和创新的力量，来独立地进行疏浚清理、发展转化;对于西方新学，也没有足够的基础与时间去加以咀嚼、消化、吸收。急迫的形势，驱使他们中间许多人匆匆地将两者简单地加以比附、粘合，结果，造成传统的旧学和舶来的新学双双变了形。⁽²⁾

直到近年来，学术界才发现我国人文学术走上远离本土现实的不归路，它不仅不能为国人的现实生活提供必需的价值依托，也不能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原因很简单，西方学术是西方历史现实的总结，以西学为标尺对中国现实作基本判断的时候，一切都会显重模糊不清，这导致许多“严肃”的学术问题成为毫无价值的争论。比如中国何时是封建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专制社会，老子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等等，举不胜举。(www.xing528.com)

我们的学者面对这种争论所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中国的对应物更类似于西方的什么对应物，或者哪个判断有利就用哪个。在传统社会是不是专制社会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中国学者选择了孟德斯鸠肯定的看法，而没有选择伏尔泰的主张，后者认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世界上这个最古老国家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老子的思想归属这类问题目前因为唯物主义在思想界的稀释冷却了下来。

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安乐哲( Roger T.Ames)和他的中国学生田辰山在探索中西文明底层结构的异同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发现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是不同的，西方的世界观中有一个上帝式的超然主宰存在，是“以神为本的”，而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没有超然的存在，一切都是自然的，这就形成了西方二元对立、单线单向的思维方式及中国主客互系，身心一元的思维方式。它使我们看到，老子是信奉心物一元的中国哲人，根本不能套入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思想架构。

我们不妨借用安乐哲教授引入的“鞋拔子”( shoehorn)这个概念，他用这个词来比喻把中国文化硬塞进西方概念中的现象，安乐哲举例说:“我们把‘天’翻成Heaven，把‘仁义’的‘义’翻译成righteousness。而中国这些观念根本无法进入英语的范畴之内。Righteousness是圣经上的一个词，意思是合乎超绝、完美、完整的上帝意志的行为。这个范畴概念跟中国‘义’的观念没有任何关系。还有，我们把‘礼’翻译成ritual，把‘仁’翻译成benevolence。中国传统的父子之礼怎会是ritual ? ‘仁’怎么会是benevolence?这样翻译，等于是将中国传统思想当成对上帝范畴的二等述说的记录——‘天’就是上帝。这是因为在西方人的心目中，Heaven就是上帝;‘义’就是遵照上帝的戒规; ‘礼’就是教堂仪式;‘仁’就是上帝的‘泛爱’ 。这样把中国观念(语言)翻译成西语表面上对应的词，等于把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变成西方‘以神为本’的宗教。”⁽³⁾

安乐哲教授同时揭示了中国人文学术全盘西化，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殖民后的学术困境。笔者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方法就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结束以西学比附中学。由于中国目前的学术机构、专业学会和学术刊物已经锁定了中国学术殖民化的路径，我们的工作显得极为困难。笔者知道很多学者想建立中国本土哲学及政治经济学都是虎头蛇尾，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但我们必须前仆后继地战斗，我们没有选择!

本文采用的论证方法是，尽量多地引入中国本土学术概念，然后再将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应用于中国和人类社会现实。

过去几年来，中国内地经济上的成功刺激了西方政界学术界顽固自傲的神经，使他们越来越关注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指出什么是“中国模式”仍是件困难的工作，因为你可以指出建国六十年来许多表面的，不同于西方发展典范的“中国模式”，比如中国的工业化与西方传统的帝国殖民不同，它是用自我积累的方式完成的，这点与前苏联倒有些相似。再比如中国的“民主”与西方民主有很大的不同，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广泛的不尽如人意的政治咨询机制。笔者的意思是说，抓住某些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征定义“中国模式”有着巨大的理论风险;这里我们应用的方法是，找出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与过去数千年历史相吻合的方面，将历史的齿轮进行古今逻辑对接后再以史实为证阐释这些“中国特色”。后面读者将会发现，这些的历史的“潜规则”与引入中国的西方人文学术概念相比具有怎样顽强的生命力和现实针对性!

本文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是通过西方传统的殖民和掠夺实现的，而是通过自由移民和自由通婚，以族群融合的形式实现的，反映在外交领域，不是国际均势，大国与小国的和谐才是它不变的主题;二是中国的政治组织形式。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反对大的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权力分赃的正当性，这使它始终显示出超党派政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