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魂之殇
史上有“强汉”、“弱宋”之说，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中华传统尚武精神的消退在这期间，笔者认为其大致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颜之推( 531～约595年)是南北朝后期著名学者，著《颜氏家训》二十篇，其中详细记载了懦弱不武的南朝之风，这些人颓废到战争中只能坐着等死。颜之推曾仕南朝梁，官至散骑侍郎，所以对梁的精英阶层十分了解。在《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中写道: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大意是:梁朝的士大夫，都崇尚著宽衣，系阔腰带，戴大帽子，穿高跟木屐，出门就乘车代步，进门就有人伺候，城里城外，见不着骑马的士大失。宣城王萧大器很喜欢南朝学者周弘正，送给他一匹果下马，他常骑着这匹马。朝廷上下都认为他放纵旷达，不拘礼俗。如果是尚书郎骑马，就会遭到弹劾。到了侯景之乱的时候，士大夫们一个个都是细皮嫩肉的，不能承受步行的辛苦，体质虚弱，又不能经受寒冷或酷热。在变乱中坐着等死的人，往往是由于这个原因。建康令王复，性情温文尔雅，从未骑过马，一看见马嘶鸣跳跃，就惊慌害怕，他对人说道:“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当时的风气竟然颓废到这种程度。)
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同样介绍了武事的象征射在南朝的地位，当时南朝人连游戏用的“博射”都不再玩了，更何况真刀真枪的“兵射”呢?倒是北方文人中华礼义文明传统的尚武精神一息尚存。他评论道: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燕集，常縻荣赐。( 《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大意是:弓箭的用处，可以威震天下，古代的帝王以射箭来考察人的德行，选择贤能，同时也是保全性命的紧要事情。江南的人将世上常见的射箭，看成是武夫的射箭，所以儒雅的书生都不肯学习此道。另外有一种比赛用的射箭，弓的力量很弱，箭身较长，设有箭靶，宾主相见，温文尔雅，作揖相让，举行射礼。这种射箭对于防御敌寇，一点没有益处。经过了战乱之后，这种“博射”就没人玩了。北方的文人，大多数会“兵射”，不只是葛洪能一箭可以追杀贼寇，三公九卿宴会时常常赐射箭的优胜者。射箭技术的高低，关系到荣誉与赏赐。)
值得指出的是，乱世之中颜之推反对自己的后人习兵，所以他接着说“虽然，要轻禽，截狡兽，不愿汝辈为之”。显而易见，颜之推本人也难脱当时颓废世风的影响，他甚至作《诫兵篇》，主张士大夫不该参预军事!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尚武精神是伴随着儒学社会影响力的扩大而消退的，最后连西周与军事教育高度相关的六艺也成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儒家编定的内容。
儒家有一种极为正统，在今天看来又极为荒唐的观点:就是单纯靠内心道德的提高可以实现天下太平的社会理想，武力则被放在了极为次要的位置。
儒家在治国、平天下理念上这种泛道德化趋势发端于孔子，尽管孔子主张在合乎礼制的条件下用兵。《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中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历史上没有哪句话像这句话一样影响到中国的战略方向，它使中国逐渐失去了西周以来放眼四海，“向外看”的雄心勇气。到宋朝，孔子的思想被极端化，演变为一种新的逻辑，就是用弃地与敌的“高姿态”实现天下安定!(www.xing528.com)
早在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举行的盐铁会议上，当时的儒生就主张放弃武备，认为只要汉王朝内修道德，匈奴就会乖乖地来降服。《盐铁论·忧边第十二》上儒生说:“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那么儒生这种荒唐主张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呢，就是《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中那句话。《盐铁论·本议第一》中记载了儒生在会上的发言，我们转抄如下: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
两千多年前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许多知识分子在谈论汉武大帝的时候，还不忘他如何“穷兵黩武”。试想，如果没有当时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战略大反击，中国的大一统局面能够维持这么久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中国被北方游牧民族全境占领在宋以后才发生，当时宋朝的儒生集团将孔子的泛道德主义战略思想推向了极至。
将战略要地拱手让给战略竞争对手，在今人看来或许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宋儒看来，这并没有什么错误，理由是如果放弃了这些战略要地，敌人就会更安心，进而减少了战争爆发的机会。年轻有为的宋神宗( 1048～1085年)一死，司马光就于1086年春天写了一道《论西夏》的札子，主张将沈括(他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儒家千年不变的宣传口径是少讲武事，“不以力闻”。)等收复的战略要地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归还西夏。他弃地与敌的主张马上得到了齐挚、苏辙、范纯仁、文彦博等人的支持，文彦博甚至说送得太少，要把从吐蕃诸部收复的熙河路和元丰四年攻占的兰州一并奉送给西夏。
当然北宋也有人反对这样做，如安涛、孙路等等，这些人反对的结果只是保住了兰州等地，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最终还是让昏庸的北宋政府拱手送给了西夏——当然和平并没有真正实现。
“弱宋”之弱先弱在精神上，先弱在社会风尚上——21世纪的处在全球大争中的我们不可不引以为戒啊!只有先讲武，才有权谈武德——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以竞争和掠夺为文化基础的西方文明的时候!
多年以来，笔者看到了太多所谓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除了祭孔、读经、还有汉服热、孔子学院等等，难道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精义所在吗?为什么这个文明安身立命所需的尚武精神却鲜有人提及，我们的孩子何时才能恢复中华礼义文明成熟期西周男儿那种箭射天地，志在四方的英勇!
尚武精神的中华魂啊，早日归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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