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制衡关系

2.四民间复杂的制衡关系

如图四所示，我们将工、商放在一起，把农业以及士单列了出来，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简洁方便。

农、工商与士的关系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人”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反映到劳动分工上，就是士大夫进行政治治理、小人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与交换。《孟子·滕文公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与“劳力者”是阴阳互系，相辅相成的关系，双方有对等的不可转换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传统政治形象地称之为水与舟的关系——水有义务载舟，也有权力覆舟。这里水代指百姓，舟代指统治者。

西周居住在都城之内的平民，即国人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尚书·洪范》讲商周治国的基本原则，其中就有，当国家有疑难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左传》中记述的大量史实表明，春秋时国人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如决定国君的废立、过问外交和战等等。《周礼·秋官·小司寇》职询万民三政，即“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看来绝非虚构。

如果君主专制，为所欲为，不能安养百姓，百姓就有驱逐国君的权利。公元前559年，暴虐无道的卫献公被国人所驱逐，晋悼公认为卫人的行为太过分，他的大臣师旷则认为，是卫献公没有尽到治民之责，又专权自恃才导致这样的后果。他说:

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大意是:也许是他们国君实在太过分了。好的国君将会奖赏善良而惩罚邪恶，抚养百姓好像儿女，覆盖他们好像上天一样，容纳他们好像大地一样。百姓尊奉国君，热爱他好像父母，尊仰他好像日月，恭敬他好像神灵，害怕他好像雷霆，哪里能够赶走呢?国君，是祭神的主持者同时是百姓的希望。如果让百姓的财货缺乏，神灵失去了祭祀者，百姓绝望，国家没有主人，哪里还用得着他?不赶走干什么……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以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一定不会这样的。)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特别强调节制资本，防止商人阶层垄断国家政权。这使中国长期存在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中性政府，没有陷入资本主义的泥潭之中。因为正是商人阶层独大导致社会失衡，才使今天美国这样的国家陷入政治信任危机和经济金融危机——几乎不能自拔。

需要指出的是，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和资本家阶层，也不是专门针对商人的政策。比如为了防止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中国历代都强调“食禄者不得争利”等等。

节制资本是为了制衡商人阶层，《礼记·坊记第三十》引用孔子的话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大意是:所谓礼，就是顺应人情而为之制定控制的标准，以作为防止百姓越轨的堤防。所以，圣人制定出一套富贵贫贱的标准，使富起来的百姓不足以骄横，贫下去的百姓不至于穷困。)(www.xing528.com)

工业时代以前，农业是最主要、最根本的财富来源，抑商重农是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国策，是节制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们的先哲看来，四民间并不具有完全均等的地位。商人阶层更容易垄断经济，进而导致政治社会结构的整体失衡。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大意是: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

太史公这里还应加上一句话:商不如政!战国时代卫国巨商，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和今天的美国犹太商人一样懂得投资政治的巨大利益。《战国策·秦策五》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 ‘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大意是:濮阳商人吕不韦到邯郸去做买卖，见到秦国入赵为质的公子异人，回家便问父亲:“农耕获利几何?”其父亲回答说:“十倍吧。”他又问:“珠宝买卖赢利几倍?”答道:“一百倍吧。”他又问:“如果拥立一位君主呢?”他父亲说:“这可无法计量了。”吕不韦说:“如今即便我艰苦工作，仍然不能衣食无忧，而拥君立国则可泽被后世。我决定去做这笔买卖。”)于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成了吕不韦作长线投资的“政治奇货”。

商人的逐利特点决定着，他们一有机会就进行政治的投机，资本权力化，以取得比市场竞争大得多的暴利。基于上述认识，即使重视商业的《管子》也不断强调本事农业的重要性，反对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防止暴利的出现。《管子·治国第四十八》上说:

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大意是: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的作者提出以提高粮食价格和税收为杠杆调节农民与商人的利益，这种思想更具有现代意义。上面说:

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故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大意是:农民用力最为辛苦，而获利最少，不如商业和手工业者。如果能使商人和手工业者不那么多，而国家想要不富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想发展农业来富国，国内的粮价必贵，而不从事农业生产的赋敛必须增多，贸易的利税必须加重。)

针对士阶层的“食禄者不得争利”在阻止权力资本化的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陈焕章在其名著《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一书中，专辟一章(第二十八章:食禄者不得争利)讨论这一主题，他认为这一原则会“提高统治阶级的道德水准，削除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有利地位和强大竞争力，给所有平民以充分机会——这些是该原则所求的目标。这是一个社会改革的伟大方案，其趋势是走向经济平等。”⁽¹³⁾

陈焕章博士在书中还引用公元前140年董仲舒给汉武帝上的对策中的话论证“食禄者不得争利”。笔者注意到，在《春秋繁露·度制第二十七》中，董仲舒引用孔子及《诗经》中的话作了更精练的阐述，他干脆将“食禄者不得争利”称为“天理”。文章说:

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其遗秉，此有不敛穧，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以此防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由此之前一部分董仲舒显然取自《礼记·坊民第三十》——笔者注) 。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大意是:孔子说:“君子不将利益全部归于自己而将有余部分分给百姓。”《诗经》说:“那里有遗弃的禾把，这里没有收集起来的禾束，那些寡妇可以取之为利。”所以君子做官之后就不再耕田，田猎而不去打渔，吃东西不追求最珍贵的食品，大夫不随意［杀羊］坐在羊皮上，士不随意［杀犬］坐在犬皮上。《诗经》说:“采完葑菜采韭菜，不要因其根的好恶而全部采或全部抛弃，夫妇间不要违背和美的声音，和你同声共死。”用这种思想匡正百姓，百姓还是忘义而争利，以至忘记自身的安危。上天不同时赐予两样，赐给角的时候就不赐给利齿。所以已经有大东西的，就不能再有小东西，这是上天的原则。那些已经有了大东西又要兼有小东西的，上天不能满足他们，何况人啦!所以聪明圣智的人仿效上天的作为，制定制度标准，让那些有俸禄的人不能兼得小利和百姓争利，这本是上天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