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应对人类危机：维齐非齐与普遍正义

4.维齐非齐与“普遍正义”

两千多年前，荀子清楚地阐述了“维齐非齐”内涵，他的着眼点就是自然资源与人类欲望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中我们看到，自然环境的约束是硬性的，社会纵向分层是必须的。

笔者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可以忽略生态的约束，是因为西方海洋文明有着比古代中国文明更为广阔的攫取资源的空间。他们掠夺人力资源，建立起了奴隶制;他们掠夺自然资源，又使他们的文明始终处于侵略扩张的态势。直到20世纪，特别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地球上可掠夺的人力物力空间变小，西方人才开始从整体上反思自己的文明基础。而华夏文明不是这样，他们被高山、大漠、草原封闭于东亚大陆，不得不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建立起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文明体制——不是单凭竞争或掠夺分配资源，而是通过社会合理的分层。

以下是《荀子》一书中有关有限自然资源与无限人类欲望间复杂关系的论述。荀子由天道推演到人事，认为资源与人欲间的紧张关系是文明(礼制)产生的基础。《荀子·王制第九》中说:

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大意为:名分职位相等了就谁也不能统率谁，势位权力相等了就谁也不能统一谁，大家平等了就谁也不能役使谁。自从有天地，就有了上和下的差别;英明的帝王一登上王位，治理国家就有了一定的等级制度。两个同样高贵的人不能互相侍奉，两个同样卑贱的人不能互相役使，这是合乎自然的道理。如果人们的权势地位相等，而爱好与厌恶又相同，那么由于财物不能满足需要，就一定会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一定会混乱，社会混乱就会陷于困境了。古代的圣王痛恨这种混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分别他们，使人们有贫穷与富裕、高贵与卑贱的差别，使自己能够凭借这些来全面统治他们，这是统治天下的根本原则。《尚书》上说:“要整齐划一，在于不整齐划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荀子·荣辱第四》同样强调以等级差别进行分配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面称之而“斩而齐”，这里的“斩”通“儳”(音chàn) ，意为不整齐。“斩而齐”实际上与上面的“维齐非齐”具有相同的意义。上面说:

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大意为:所以仁人处在君位上，那么农民就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用在种地上，商人就把自己的精明全都用在理财上，各种工匠就把自己的技巧全都用在制造器械上，士大夫以上直到公爵、侯爵没有不将自己的仁慈宽厚聪明才能都用在履行公职上，这种情况叫做大治。所以有的人富有天下，也不认为自己拥有的多;有的人看管城门、招待旅客、守卫关卡、巡逻打更，也不认为自己所得的少。所以说:“有了参差才能达到整齐，有了枉曲才能归于顺，有了不同才能统于一。”这就叫做人的伦常关系。)

维齐非齐、斩而齐是由有限自然资源与无限人欲间的固有矛盾决定的，而用礼制平衡这种矛盾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荀子·荣辱第四》论证说: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穀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大意为:高贵得做天子，富裕得拥有天下，这是人心所共同追求的;但如果顺从人们的欲望，那么从权势上来说是不能容许的，从物质上来说是不能满足的。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给人们制定了礼义来区别他们，使他们有高贵与低贱的等级，有年长与年幼的差别，有聪明与愚蠢、贤能与无能的分别，使他们每人都承担自己的工作而各得其所，然后使俸禄的多少厚薄与他们的地位和工作相称，这是使人们群居在一起而能协调一致的办法啊。)

《荀子·礼论第十九》还从礼制起源的角度论证上面的观点，荀子认为是礼制使资源与人欲之间做到了“相持而长”的动态平衡状态。文章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大意为:礼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回答说: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想要什么而不能得到，就不能没有追求;如果一味追求而没有个标准限度，就不能不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会有祸乱，一有祸乱就会陷入困境。古代的圣王厌恶那祸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确定人们的名分，以此来调养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决不会由于物资的原因而不得满足，物资决不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资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这就是礼的起源。)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八·度制第二十七》中将礼节称为度制，认为“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这些礼义是为了和谐社会，使民不争。用礼制整齐百姓，治理天下是由资源与人欲的对立关系决定的，如果让人们放纵极欲，结果只能是贫困和混乱。董仲舒也看到了服饰的社会功用，他说:

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势不能相足，故苦贫也。(大意为:各种衣裳的出现，是为了掩盖身体保暖身体。可是染上各种色彩，装饰各种花纹图案，不是为了有益于肌肤和身体的本来要求，是为了用它使尊贵者显出尊贵，使贤能者显得高尚，并表现区分上下级的关系，使教育立即实行，风化容易成功，为了社会太平才做的。如果抛弃服制，让各人都按自己的希望去做，让他们快乐高兴，而人们追逐欲望无穷无尽，这就严重地扰乱了人和人的关系，并浪费财物，失去了花纹图案产生的本意。上下级的关系不区分，势必造成上级不能治理下级，为动乱所苦。嗜好欲望没有限度，势必造成欲望不能满足，为贫困所苦恼。)(www.xing528.com)

这里我们找到了平衡资源与人欲矛盾的钥匙——礼!

受西方学术思想定势的影响，中国有学者在研究礼制时看到礼会由此实现等级和谐，但同时又认为它与现代平等原则完全不同，“不是普遍的正义”。刘丰在《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一书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中国古代则把社会的不平等作为理论分析的前提，因此，协调社会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级有序的礼，它既可以满足不同等级的不同需求，又可以维系社会和谐稳定，所以，理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等级和谐。我们明确了这种区别以后，那么，认为礼也是一种公平和平等原则，便是将现代社会价值与古代社会价值相混淆，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⁸⁾

那么中国人要如何实现“普遍正义”呢?答案当然是作小学生，补课，老实地向西方学习，这是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开出的“灵丹妙药”。用刘丰先生的话说就是:“ ……彻底否定等级思想，把人的自由、平等、独立注入其中，这样，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正义。这也是由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必经环节。”⁽⁹⁾

刘丰先生没有看到，中国的礼制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同，它的流动性极强(特别是在“布衣驰骛”的战国、秦汉之时) ，这种流动性极强的制度在理论上是最平等的，它给了人们实质的完全平等的机会。

如图三所示。我们假设一个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等级可以获得三个单位的资源(在秦汉主导社会的二十等级爵制中，主要包括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 ，中间等级可获得两个单位的资源，最低等级可获得一个单位的资源。在甲、乙、丙三人充分流动的条件下，最后他们都有获得六个资源的机会，实现了完全平等。

图三　维齐非齐示意图

中国古代的社会(身份)等级用“爵”表示，而爵又与资源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管子·立政第四》云:“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礼记·王制》讲西周班爵授禄制度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这是讲农业社会中最主要的资源土地的分配。

至秦汉，西周以世袭为基础的分封制度发展成为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功勋制。⁽¹⁰⁾这种制度是按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有限的政治经济资源，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秦汉大黄金时代。

的确，现代西方主流平等观与中国维齐非齐的平等观不同，它假设人人具有平等的“内在属性”。西方哲人也曾发现人类社会存在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特点，但文明的偏见阻碍了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系统论的创立者，美籍奥地利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 L·Von·Bertalanffy，1901～1972年)对社会的层次性充满警觉，在他的名著《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 《General System Theory，Foundations，Development，Applications》)一书中，贝塔朗菲一方面他注意到:“无论是生命有机体还是社会，组织概念的特征类似于整体、生长、分化、层次、支配、控制、竞争等概念。这些概念在传统物理学中是没有的。而系统理论则完全可以处理这些课题。”⁽¹¹⁾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强调个人自由的意义:“人不仅仅是政治动物，他首先是个体，这是高于一切的。人性的真正价值不等于生物实体的价值、有机体功能的价值或者动物群落的价值，而是由个人思想发生的价值。人类社会不是蚂蚁或白蚁群落，被遗传本能所支配，受超级整体规律的控制。人类社会是以个体的成就为基础的;如果个体成为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社会就要毁灭。我认为组织理论所给出的最高格言只能是:不要给任何派别的独裁者以指使他们能科学地利用‘铁的规律’去更有效地征服人类，而要警告他们，极权主义的组织怪兽要是吞没了个体就必定自判死刑。”⁽¹²⁾我们不是对极权主义有任何同情，我们只是想说:个体与社会组织间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这是西方传统的个人自由概念所无法涵盖的。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 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年)承认天赋和社会出身不同会使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不平等，并提出了“差别原则”。但是他和贝塔朗菲殊途同归，将西方传统的自由平等原则作为自己正义论的第一原则，将差别原则置于最末的地位。罗尔斯认为，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各种基础都应该平等地加以分配，除非对其中一些或所有这些基本善的不平等分配会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除了政治哲学思辨本身，我们实在看不到罗尔斯差别原则的提出具有多少现实意义。

那么西方人的平等观是如何具体实现呢?主要是靠政治竞争或市场竞争，其结果是社会内部的极度不平等，资源与人欲呈现出持续的紧张状态。为了满足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西方人就在自由平等的旗帜下去掠夺其他民族和大自然，过去一百年来导致了无数的野蛮战争和环境灾难——发展到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战争能力以及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西方文明范式已经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