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不平等实现实质平等

3.形式上的不平等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平等

西周礼制的显著特点就是关注社会纵向的分层，即社会形式结构上的不平等，认为社会只有通过这种形式上的不平等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平等。这与西方传统上关注人与人本质上的平等完全不同。甚至直到今天，西方哲学家对于本质平等假设、自由竞争所造成的实质不平等仍常常熟视无睹。

世上万物都是不平等的(不齐) ，需要社会整体调节才能实现平等(齐) 。如果硬性地假设“平等”，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先哲不断地强调这一点。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 《孟子·滕文公上》，大意是:物品之间不相一致，是物品本身的特性，或者相差一倍五倍，或者相差十倍百倍，或者相差千倍万倍。你要把它们等量齐观，是淆乱天下。)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文献，它从经济角度论述了经济不平等的必然性，文章说:

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大意为: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之所以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

反映到国家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先贤同英国哲学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1588～1679)一样认为人类曾经经历一种“自然状态”，为了自保，人们相互野蛮竞争，那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但在如何摆脱“自然状态”这一关键点上，东方哲人认为是比一般人出众的智者贤人禁暴安民，带领大家走出了野蛮状态，《管子·君臣下》开篇谈到国家起源时说: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韪非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大意是:古时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也没有夫妻配偶的婚姻，人们像野兽一样共处而群居，以强力互相争夺，于是智者诈骗愚者，强者欺凌弱者，老、幼、孤、独的人们都是不得其所的。因此，智者就依靠众人力量出来禁止强暴，强暴的人们就这样被制止了。由于替人民兴利除害，并规正人民的德性，人民便把这智者当作导师。所以道术和德行是从贤人那里产生的。道术和德行的义理开始形成在人民心里，人民就都归正道了。辨别了名物，分清了是非，赏罚便开始实行。上下有了秩序，民生有了根本，国家的都城便建立了起来。)

而如霍布斯那样的西方哲人声称，人们通过相互契约把自己的部分权利交给一个人，或者由一些人所组成的议会，最初的公共权力——国家才建立了起来。

历史地看，对国家起源的认识决定了东西方政治的历史走向:中国哲人强调圣人的作用、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中)的不平等，而西方哲人强调人与人之间(在契约中的)平等地位。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这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关。吾淳教授详尽比较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思维形态后得了结论说:“与古代希腊的思维相比较，古代中国的思维又表现出关注现象的面貌，也即表现出具体性风格。这并不是说古代中国人不考虑一般的、抽象的问题，而只是说古代中国人并不脱离具体现象来考虑一般抽象问题，这与古代希腊人那种热衷于对纯粹抽象本质的思考是有区别的。”⁽⁷⁾

可以说，重视事物外在的现象，是源于周官的诸子百家对礼制社会等级分层具有共识的思维大背景。我们将其中典型的论述摘录如下: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礼记·曲礼上第一》)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荀子·非相第五》)

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 《韩非子·解老第二十》)(www.xing528.com)

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 《管子·五辅第十》)

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 《春秋繁露·奉本第三十四》)

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 《淮南子·齐俗训》)

在现实层面，先贤将社会分为劳心的君子、劳力的小人两大类。君子泛指治国的士大夫阶层，又可粗略地分为君与臣(如图二) 。

先秦礼家认为燕礼的功用就是表明君臣大义。燕饮之中席位的尊卑，献酒有先后，肴馔有多少，这些都是用来区别社会等级秩序的，是社会纵向分层的标尺，《礼记·燕义第四十七》上说:“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献君，君举旅行酬而后献卿，卿举旅行酬而后献大夫，大夫举旅行酬而后献士，士举旅行酬而后献庶子。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

图二　中国传统社会的纵向横向分层

燕礼中君臣恭敬地互相行礼，同样具有深厚的政治内涵，目的是为了表示君臣间互相依存的和谐关系，所谓:“和宁，礼之用也。”《礼记·燕义第四十七》上说:

举旅于宾，及君所赐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礼也。君答拜之，礼无不答，明君上之礼也。臣下竭力尽能以立功于国，君必报之以爵禄，故臣下皆务竭力尽能以立功，是以国安而君宁。礼无不答，言上之不虚取于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匮也，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和宁，礼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义也。故曰:“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大意是:国君举杯向宾客劝酒、并向臣下赐爵劝饮，宾客及臣下都走到堂下，向国君伏地拜谢。国君让小臣请他们回到堂上，他们就再拜叩头完成礼节，这是表明臣下的礼数。国君起来答拜，因为行礼不能不答拜，这是表明君上的礼数，臣下竭尽能力为国立功，国君必定以爵位、俸禄回报他们，因而臣下都力争竭尽能力为国立功，国家、君主就得到安宁。行礼不能不答拜，是说君上不能白白地让臣下效力。君上必须明了正确的原则来引导民众，民众就跟随引导而取得成效，然后国家从中抽取十分之一的税，因此君上国库充足而民众生活也不匮乏。上下和乐，上下和乐亲密，互相没有怨恨。和谐安宁是礼制运用的结果。这是君臣上下的大义。所以说:燕礼是用来表明君臣大义的。)

君臣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君子与小人之间也是相互依存关系。

在我们的先贤看来，君子与小人之间完全不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关系，而是与劳动分工相似的对等关系，只不过这种社会分化是纵向的。《国语》、《左传》中已有相关论述，比如《国语·鲁语上》载曹刿言曰:“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又《左传·襄公十三年》引无名君子之言曰:

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大意为:当时世太平的时候，君子崇尚贤能而对下属谦让，小人努力事奉他的上司，因此上下有礼而奸邪废黜远离，这是由于不争夺的缘故，这叫做美德。到了天下动乱的时候，君子夸耀他的功劳以凌驾于小人之上，小人夸耀他的技能以凌驾于君子之上，因此上下无礼，动乱和残暴一起发生，这是由于争相自以为是。这叫做昏德。国家的败坏，常常是这样来的。)

后来孟子将之总结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

到了近代，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成了诸多学者证明中国传统社会不平等的口头禅。事实上，正是由于纵向上的这种社会分层，才实现了社会和谐和社会公正，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称之为“维齐非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