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力量

2.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著名历史学家章权才说:“礼是‘礼义’和‘礼仪’的统一体。”⁽⁴⁾但我们这里所说的礼有着更为深广的内涵，不单指历经春秋战国礼乐崩坏之后儒家提倡的礼乐服饰制度，而是对西周整个文明形态的总称。

从西周开始，中华文化走向成熟。所以钱穆先生说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不能用西方的与一个地区语言风俗相关的文化概念套用中国文化，以“礼”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世界性的。

1983年7月，钱穆向来台北拜访他的美国学者邓尔麟( Jerry Dennerline)这样解释说:

中国文化是由中国士人在许多世纪中培养起来的，而中国的士人是相当具有世界性的。与欧洲的文人不同的是，中国士人不管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在西方人看来，文化与区域相连，各地的风俗和语言就标志着各种文化。但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的。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要理解这一区别必须理解“礼”这个概念。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方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地的差异很大。即使在无锡县，荡口的风俗也与我在战后任教的荣乡不同。国家的这一端与那一端的差别就更大了。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和继承权位等等。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⁵⁾

在中国先哲看来，道德仁义、刑罚诉讼、各种政治伦理关系、军事、祭祀都要用礼来节制，礼指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界的标志。《礼记·冠义第四十三》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上第一》对此则详加阐释，上面说: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礼记·乐记第十九》的作者认为礼乐刑政不过是治道的不同形式，整体上都包括在礼制之中。上面说:“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大意是:所以就用礼仪来指导人们的志向，用音乐来调和人们的性情，用政令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用刑罚来处置人们的奸邪。礼、乐、刑、政，它们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用来统一百姓的思想，走上治国正道，实现国家的安定兴旺。)

将政治、法律、道德，甚至宗教因素统一起来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只不过中国人为它们特意取了一个名字:礼。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考察古代法典时就注意到:“这些东方的和西方的法典的遗迹，也都明显地证明不管它们的主要性质是如何的不同，它们中间都混杂着宗教的、民事的以及仅仅是道德的各种命令;而这是和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古代思想完全一致的。至于把法律从道德中分离出来，把宗教从法律中分离出来，则非常明显是属于智力发展的较后阶段的事。”⁽⁶⁾(www.xing528.com)

在中国，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从西周礼制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被称为“礼崩乐坏”，它使礼失去了其主要的政治经济内容，只保留了道德教化的意义，这种礼制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比如以敬长尊贤为礼义的乡饮酒礼，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与英国签订《虎门条约》那一年) ，清政府才决定将各地乡饮酒礼的费用拨充军饷，并下令废止乡饮酒礼。

北宋作《新唐书》的史臣注意到了三代以后政治、法律、经济(约略相当于下文所说“簿书、狱讼、兵食”)分化的现实——治道不再统归于活生生的礼乐生活，礼乐制度本身也成了礼仪虚名; 《新唐书》史臣将责任推给了秦朝，认为是“百代皆行秦政治”阻碍了三代礼制的复兴。《新唐书·卷十一·礼乐一》开篇论述说: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

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

礼崩乐坏数千年来都令一心维护周礼的儒生们痛心不已。儒生们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社会功能的分化是一种进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公元前536年，晋国的叔向公开反对郑国“铸刑书”，公元前513年，鲁国的孔子和晋国的蔡史墨激烈谴责晋国“铸刑鼎”，当时他们反对将法典公开的主要理由就是这种行为有违礼制。当时孔子的话极具代表性，他惊呼: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大意是:晋国恐怕要灭亡了吧!失掉了法度了。晋国应该遵守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作为百姓的准则，卿大夫按照他们的位次来维护它，百姓才能尊敬贵人，贵人因此能保守他们的家业。贵贱的差别没有错乱，这就是所谓法度。文公因此设立执掌官职位次的官员，在被庐制定法律，以作为盟主。现在废弃这个法令，而铸造了刑鼎，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条文，还用什么来尊敬贵人?贵人还有什么家业可保守?贵贱没有次序，还怎么治理国家?)

在此意义上说，后来儒家复兴西周礼制的努力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其直接结果是对继承西周法治成果的秦汉辉煌法治体系的破坏。因为恢复周礼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于是儒生们就主张法制的泛道德化，用更多的人治取代严密的法治。

当然，儒家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并不局限于法治领域，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多方面。比如政治中的秦汉社会功勋制(即二十等爵制) ，就为后来的儒家官僚政治所取代——直到今天脱胎于儒家官僚政治的官本位仍极大地阻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