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古器的钱文
长沙阿弥岭西汉墓出土的硬陶罐，器身有钱形印纹，以简略的勾画象征钱文的形式也大略相同。陶器印纹出现钱纹，这是值得珍视的一例。曾经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的“釉陶钱纹罐”，体现出前者进一步演进的形式。浙江安吉天子岗三国时期墓葬出土的印有钱纹的青瓷器，也可以看做同例。
西汉时代的铜器遗存中，有见于金石学著录的所谓“良金一朱铜器”、“良金四朱铜器”，均采用以钱纹为中心，两侧以云纹相烘托的构图形式。
汉代铜镜也有以钱纹作为装饰形式者。被判定为后汉器的所谓“传形五铢钟镜”，铭文为“五铢五”三字，画面为五铢钱两枚相交。又有所谓“货泉范镜”，以货泉钱二枚作为装饰。我们在一面四神博局镜上，也可以看到两枚“大泉五十”钱纹。有铜鼓研究者在讨论铜鼓纹饰时，引录了所谓“‘富贵宜昌’五铢钱纹铜镜”，画面中为铭文，两侧为鱼、鹭，上下分布四枚钱纹。（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中国古代铜鼓》，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56页）其图案形式与铭文为“延熹元年造作工”的铜洗以及铭文为“富贵昌宜侯王”的铜洗完全雷同。令人疑心“铜镜”之说或不确。
和平二年堂郎造洗
大泉五十钱纹铜镜
安吉出土青瓷罐钱纹
富贵昌宜五铢钱纹铜洗(www.xing528.com)
富贵昌宜侯王铜洗
汉代铜器纹饰采用钱纹的，以铜洗数量最多。汉代钱纹铜洗，典型的形式以鱼、鹭作为装饰画面的主体，配以钱纹。《小校经阁金文》著录的一件“汉器”，称“大吉昌金钱中洗”，铭文为“大吉昌金钱中”，可知金钱在这里绝不仅仅是单纯只为充实和美化画面的无主题无意义的图案，而是有特定的文化涵义和具体的象征作用的。有的铜洗纹饰已经以金钱为主，省略了鱼、鹭形象。如所谓“长乐洗”就是如此，其形式虽略显单调，金钱的地位却得以提升，可知在器主与制作者的观念中，“长乐”的实质保证正在于此。有的画面中，五铢钱纹竟然多至六枚。
被定名为“新宜子孙熨斗”的一件汉代铜器，饰有四枚“货泉”钱纹，四条鱼在其间穿游，构图显得较为活泼。
延熹元年造铜洗
施出土汉代铜锺及底部钱纹
新宜子孙熨斗
汉长乐洗铭文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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