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仫佬族的21世纪族际往来特征

第二节　族际往来

仫佬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已经融合为一体。21世纪以来，仫佬族的族际往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交往领域广、面宽；二是仫佬族与国内其他民族都有交往；三是仫佬族与国外民族的交往扩大、加深。

一、仫佬族与汉族的往来

秦汉时期，就有部分中原汉人南下，进入到居住有仫佬族先民在内的岭南地区。史料记载，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遣屠睢统帅50万大军分五路进兵岭南，后在岭南地区修灵渠，设置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桂林郡所辖包括了桂中的仫佬族地区。后来秦将赵佗又在岭南地区建立庞大的南越国，东西越万余里。秦军和后勤人员屯戍岭南地区，加上征发“亡人”“贾人”“赘婿”，“谪徒民与越杂处”，人口数量在15万左右，主要来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关东地区，史料未记载他们返回故里，大部分定居岭南地区。汉武帝时期，伏波将军南征岭南，置九郡，其中又有一批中原汉军定居潭中、定周等县地的仫佬族地区。魏晋至唐宋，有更多的中原汉人融入到仫佬族先民“乌浒人”“僚人”和“南蛮”“西原蛮”地区。唐宋之际，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中央王朝在仫佬族地区设置州县、遣派汉官，实施土司制度和科举制度，有更多的汉人来到仫佬族地区，主要有仕宦任职、屯军、贬官流放等。

仕宦任职。罗城、天河旧志载：唐宋在罗城、天河两县设县令、县丞、县尉、主簿等职，其中有汉官，也有土官，但主要是汉官及其偕同家属。同时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瘴疠荒蛮”之地，秦汉以后即被作为官府流放之地。唐宋之际，岭南道更是作为首选的贬官谪地，桂管经略使辖区则是最集中的贬官区域，所以仫佬族地区汉官和汉人中，不乏谪迁和流放之人。《广西通志》记载：唐代贬官到柳州做司马、司户的有徐敬业、王守一、蔡廷玉、张直方、孔温裕、崔原六人；仕宦柳州刺史的有柳宗元和王遂两人。宋代贬官到宜州的有冯京和黄庭坚等，其中最有名的是柳宗元和黄庭坚。

屯军。农智高起义失败后，宋王朝为加强对广西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在宜州等地的仫佬族地区驻守屯兵。《宋史》卷190载：“皇祐五年，增置雄略指挥……更加募澄海、忠敢、雄略等军，以四千人守邕州，两千人屯宜州……”当时驻军均带家属，总人数在这些数字的三至四倍。据称这些在邕州、宜州的军戍人员大都是来自中原，《大明一统志》卷84引元代方志说宜州：“莫氏据其控扼，宋赐爵命，成市邑，居民颇驯，言语无异中州。”说明宋代宜州汉人已有不少。

明清时期，中原汉人大量流入仫佬族地区，并有少量的满族、蒙古族和回族迁移。具体途径有仕宦任职、军事镇戍、谪迁流放以及民间的自发流移、经商开矿和文化宗教传播等。

仕宦任职。历代王朝都规定，北官南任，南官北任。罗城、天河县志载：明代罗城、天河两县设县令、县丞、训导、典史等职。天河县有姓有名入志的有知县21人、县丞1人、训导1人。清代顺治至道光六年，知县47人、训导31人、典史28人。明代任罗城县知县共15人，其中广东6人、江西2人、浙江2人，还有来自贵州、四川等省地，县丞1人、教谕2人、训导1人、巡检2人。清代罗城知县73人，其中浙江13人、广东3人、江南3人、山西4人、满洲1人、直隶2人、辽东1人，另有山东、江苏、江西、贵州及广西其他州、府、县等地名士。清代罗城县教谕30人、训导34人、主簿29人、巡检92人、典史59人、城守2人、把总21人，多为清一色的汉人。

堡兵屯戍。明代罗城县置寨城、寨那、寨印、寨岑4堡，后又置冲洞、马场、大虫、大峒4堡，有堡目、堡兵93名；天河县置古波、三峒、新安、德谨、三宝、东兴、太平7堡，有堡目、堡兵81人，堡田340亩。明代兵制规定，凡为军者，“皆世籍”，称为“军户”，军人结婚携册家小，戍守于指定地点，不得随意迁动或逃亡。清代在广西实行绿营兵制，将明卫所“俱改为民”，由军制改转为郡县编民，共有绿营军额2300名，士兵14000名。康熙年间，罗城县设44堡，耕兵512名，堡田共87顷又97亩4分，堡兵每堡3～41人不等。后以耕兵“久未调派，徒占官田而无征役；甚有新来客籍，利堡田之无税，私相受者”，致使“堡兵日渐削减，或办理有名无实”（1935年《罗城县志》载），故康熙年间堡田或荒芜，或改为民田。道光年间，罗城县设有15堡，堡目15名，堡兵210名，堡田2987亩。民国6年（1917年），广西省实行清赋，将各堡田由承耕人升科作为民田，堡兵制度至此彻底废除。堡兵主要是汉人，也有从当地“异籍客民”中招募者。以此可见，明清时期，罗城、天河两县的堡兵及其家属人数规模不小。清代罗城县设团练局、团防局、保卫局等，团练局每团设团总1～3人不等，负责筹措军饷、养练卒吏和保卫地方。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罗城成立县团防局；光绪末年，天河县将团练局改为团防局，均购枪募兵，以维护地方治安。团防局后改称保卫局，一直沿至民国初年，当时罗城县分中、前、左、右、后5个区，每区设1所保卫局，经费自筹；天河县则划分为东、南、西、北、中5个区，各分区设团局，下设保董若干。机构中也有不少汉人。

谪迁、流放和遣犯。谪迁主要限于仕宦，而流放又称为充军，包括所有不同阶层之人。明代充军分“终身”和“永远”两种。终身者，充军之人单独至戍所，身死而止；永远者，“罚及子孙”（《明会要》卷93《刑法志一》），举家迁徙，世代不得返还故里。宣德九年，皇帝诏令法司：“凡武职官犯赃罪及徒流罪”，“俱遣从都督山云于广西立功”（《宣宗宣德实录》卷109）。广东官吏军民“罪当立功嘹哨者，例发广西沿边”。谪流之人中，有的数年后即被召回或调迁，有的则老死贬所，子孙落籍，成为了当地的永久性居民。桂东北、桂北及桂西北是明清两代罪人放逐的主要集中地。《清史稿》卷131《兵志二》载：乾隆二十九年广西按察使袁守侗曾奏言，广西军遣每府多至二三百名，为数不少，仅军遣犯口粮一项，桂林府700石、庆远府1007石等。

自发流动。是清代仫佬族地区外来汉人中人口的最多部分，或为文化名士“侨寓”“寓居”，或为逃避灾荒“流食之人”。被当地接纳编入户籍，即称为“新民”。“瑶僮杂居”的罗城县发生饥荒，死亡过半，于是“湖广、广东各处新民承耕荒田”（《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409《广西总部》）。或为“亡命之朋”，鄙恶商艺、“逃脱厮朴”之类游民，还有通婚者，“军官土官，姻联瓜葛”，“土官，联姻一体”（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四川》）。清代汉人流入仫佬族地区有两个高峰时段：其一是清初从康熙到乾隆的100多年间，因广西地广人稀，清政府采取劝民招垦措施，促使广东、福建、江西和湖南等地汉人大量流入广西仫佬族地区；其二是1854～1867年，广东发生土客大械斗，之后数以万计的广东客家人或为当局遣送，或自动逃亡到广西仫佬族地区。广西柳城县龙头乡巫氏《迁徙源流考略》载：“清咸同年间，粤之西南路土客决斗械斗，历十四年之久，死伤相继，有逃难广西柳城龙头乡者，巫山宏裔也。”据民国29年（1940年）版《柳城县志》记载，该县客家人多为清代迁来，主要聚居在县内各大圩场与柳河沿岸。桂西北庆远府，在其“蛮溪山峒”地区，道光时期已“皆为楚、粤、黔、闽人垦耕”（《庆远府志·地理志·风俗》）。(www.xing528.com)

采矿和经商。清沈曰霖《粤西锁记》载：明清两代，广东、福建、江西和湖南等地邻近客商及诸色人对桂西、桂北等地矿物“视为利益，承包开采，纷然接踵”。仫佬山乡拥有丰富的煤炭和有色金属资源，很早就开采了。民国27年（1938年），广西第三区、第十区专员公署档案50卷19页《寺门矿业报告书》载：“远自宋朝以来迄明清，均已有人开采。”

民国时期，进入仫佬族地区的汉人很多。据《广西年鉴》《河池地区近代历史资料汇编》《罗城县志》《天河县志》等记载，1927年，罗城县总人口57953人，天河县总人口29751人，两县总人口87704人；1933年，罗城县总人口73668人，天河县总人口61112人；1935年，罗城县总人口92254人；1941年，天河县总人口78123人；1945年，罗城县总人口122488人，天河县总人口75217人，两县总人口达197705人。从1927年到1945年不足20年时间，人口增加两倍，主要是汉人的大量迁入。1949年以前，罗城、天河两县仫佬族人口不足4万人。1953年统计，广西仫佬族仅3.9万余人，而罗城、天河两县的仫佬族总人口约3.6万人。民国时期，汉人已大大超过仫佬族，成为当地的主要群体。汉族中有一支来自福建、广东、江西、湖南等地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北部的龙岸镇等地。2003年统计，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总人口322116人，其中客家人3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9%。

清代和民国时期，汉人迁入仫佬族地区有两条路线：一是中原、江西、湖南等地汉人由桂北的桂林南下，进入桂中的仫佬族地区；二是福建、广东等地汉人沿西江直上，沿黔江、柳江、融江进入柳江、柳州、柳城、融水、罗城等区县，另一部分则是沿龙江进入宜州、罗城、河池等地。在仫佬族的各姓氏家谱中，都有先祖从外地迁入的记载，例如龙岸镇莲花村刘春生的刘氏族谱记载：刘氏客家原居住在江苏、浙江、山东一带，因兵荒马乱刘秀纶公逃到广西桂平县，清光绪年间逃至罗城龙岸，后辗转至莲花村上莲花屯。上莲花屯陈氏家谱记载：五世祖陈爵公定居广东省嘉应洲长乐县，二十一世祖陈德来公移居广西贺县白花段，二十二世祖陈昌宽迁居罗城龙岸莲花村上莲花屯，移居途中妻子被盗匪所抢，留下八个月大的儿子，后重建家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汉族进入仫佬族地区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第一是规模大、人口多。1962~1963年，罗城县有2900名干部、工人和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1968~1969年，柳州市有1108名知识青年、居民迁入罗城县。1972年，罗城县迁入4323人；1973年，迁入3548人；1974年，迁入5068人；1975年，迁入6119人；1976年，迁入5443人；1977年，迁入4596人；1978年，迁入4273人；1979年，迁入4950人；1980年，迁入5824人；1981年，迁入5129人；1982年，迁入5203人；1983年，迁入2827人；1984年，迁入10091人；1985年，迁入8048人。1972~1985年，累计约有7万名各地汉族人迁入罗城县。同期也有相当人口迁到县外。二是从事职业有开发矿山，修铁路、公路，架桥，修水库，建电站，办工厂、学校等大型工程。以技术先进、效率高、质量优质带动当地经济、科技、文化健康快速发展。

二、仫佬族与壮、侗等民族的往来

仫佬、壮、侗、毛南、水等民族，大都是柳州猿人的后裔，是岭南最古老的土著民族。夏商周时期，称为“古越人”；先秦时期，统称“百越”“南越”；秦汉时期，统称“西瓯”“骆越”，后来称“乌浒”；唐宋以后，称为“蛮”“南蛮”“僚”“伶”和“峒丁”“峒民”。尔后逐步分离成为各个民族。各民族之间血脉相连，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语言上也有许多相同之处。都保留有对鸟的自然崇拜、断发文身、巢居干栏、崇尚铜鼓、喜爱酸辣等习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郝浴编《广西通志》载：“伶者，僮之别种……编于版籍。赋役亦如熟僮。”又说“宜山伶，性习、居处、服食及婚丧，略与僮同，供赋役亦如熟僮”。清道光五年（1825年）的《天河县志》记载“天河东西南三乡旧传俱槃郀种，语言各别”，与“瑶、獞杂居”。历史上，仫佬族与壮、侗等民族的往来包括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和婚姻关系，这在仫佬族的民间传说故事、文献和现实生活中都有很多表现。清末陆次云《峒溪纤志》载：“狇老，叛服不常，西苗同俗，死则俯尸侧葬，云为死者避压也。”贵州仫佬族有谚语：“苗仫仡佬系一家，你帮我，我帮他。”

仫佬、侗、水和毛南等民族在地域、地缘上都是相连相通的，侗族的中心为现在的广西三江、湖南通道、贵州黎平，仫佬族的中心为广西罗城，毛南族的中心是广西环江，水族的中心地带在贵州三都、荔波、融江。

三、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宋代，宜州市曾是西南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贵州、云南等地的西南民族曾在宜州市贩马或进贡地方特产，开始了仫佬族与西南民族的交往，西南马匹等大量进入仫佬族地区。明代曾有仫佬族先民参加瓦氏夫人领导的俍兵，到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开始了仫佬族与畲族等民族的交往。元、明、清时期，有少量的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南下到仫佬族地区任职为官，与仫佬族共同开发、建设仫佬山乡。《罗城县志》记载：1758年，朝鲜籍金岳为罗城县第33任代理知县，出于对于成龙的敬仰，他还在小长安镇古道旁的巨石右边刻有“于公旧治”4个大字。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罗城、天河两县共有407人参加志愿军和解放军；两县各族群众共捐献8.5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飞机、大炮，其中妇女捐送布鞋3553双、现金6663元，献金戒指8枚，支援前线作战。战争期间有25名罗城县各族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或失踪，其中有一名战士牺牲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宋代到清代，仫佬族涌现了一大批科举人才，后来大多在中原、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为官任职，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幸福的家园。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都有大批的各地民族干部和群众，到仫佬山乡旅游观光、考察投资、经商办厂和经营房地产，开发农业、工业和旅游通信等。如新疆的维吾尔族和甘肃的回族等，到罗城开饭馆，卖葡萄干和羊肉串，朝鲜族开冷面馆，彝族开四川、重庆小吃，藏族卖工艺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