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村庄建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效益及规律

一、空间集聚的效益及规律

按照波特的定义，集聚是指在地理上一些相互关联的公司、专业化的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相关的机构，如学校、协会、研究所、贸易公司、标准机构等在某一地域、某一产业的集中，他们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一种状况。扩散则是当集聚到一定规模，地理上这些公司、机构、产业会产生向外扩展的排斥力，从而产生扩散效应。

可见，空间的集聚与扩散，主要指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动态变化趋向，是由分散的广域空间向相对狭小的地域空间集中和聚合，还是由分布密集的地域空间向周围广域空间扩展和分散。空间的集聚与扩散对区域与城市发展、生产力布局和环境演变均有重大影响。人类在表层空间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中最经常、最直接、最活跃的因素。经济和人口在空间分布上互为因果，相互依存。集聚与扩散则同为经济和人口在其空间分布动态变化中所呈现的对立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相当复杂，往往在集聚过程中有扩散，在扩散过程中有集聚，其主要倾向因地因时而异，并随一定条件的变化而相互转化，而且，由集聚或扩散过程所引起的空间密度、形态和结构方面的具体变化也呈现出多样化。

集聚与扩散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基本表现，它们贯穿城市发展运动的历史全过程，并体现在不同尺度的空间结构形态上和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形态上。在城市空间与产业结构演化的众多因素中，集聚与扩散作为两个既具体又抽象的矛盾统一体成为城市演化的基本力量。

对于区域经济中心的城市来说，其突出特征在于它能够以其优势环境和条件，吸引众多企业和机构及社会经济各部门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集聚，从而更加突出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集聚效应。从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看，城市已经成为各种要素的集聚中心——资源、人才、资金、信息、交通和物质的集聚中心。

著名学者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以及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都把城市与区域间各种“力”的消长概括为两种力的作用——“集聚力”和“扩散力”。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和英国的埃比尼泽·霍华德进一步用“磁力”理论来阐释城市的集聚与扩散功能。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城市作为一个封闭型容器的本质功能，是将各种社会成份集中起来，并为它们提供一个封闭的场所，使之能最大限度地相互作用。但是城市又不仅仅是一个“容器”，它的“形状和容量”并不是完全预定好的，必须首先吸引人群和各种组织，否则它就无生命可言。对于这一现象，埃比尼泽·霍华德称之为“磁力”。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它通过“磁力线”向外放射出强烈的磁力，吸引着周围众多的人、财、物。这些人、财、物一旦被吸引到城市里来，便会被“磁化”，从而与城市里原来的人、财、物一起放射出更强烈的磁力。通过城市“磁场”磁化了的这些“磁化物”——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即使离开了城市，被抛到偏僻遥远的山乡，依然带着这个城市明显的“烙印”，成为传播城市文明的重要媒介物。

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主要源于中心城市的规模效益、市场效益、信息效益、人才效益、设施效益等，正是这些效益的吸引，使得区域中的二、三产业，人口、人才，原料、资金和科学技术向中心城市集聚。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学技术向中心城市的集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根据统计资料对14个国家近50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构成中，25%归因于生产资源投入量的增长，70%归因于投入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产效益的提高而不是资源投入数量的增加推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是由技术不断进步引起的，而技术进步又依赖于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能提供这些要素的场所，非中心城市莫属。因此，尽管科学技术有自己的独特发展过程，但它对中心城市的依赖程度要比我们直觉到的强得多，主要的技术进步一般都是首先出现在中心城市然后向四周扩散的。

中心城市的扩散功能主要源于中心城市自身结构的优化，科技进步的推动，也由于规模效益的消失，土地价格的上涨，生活费用的攀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心城市的扩散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扩散形式主要有周边式扩散，等级式扩散，跳跃式扩散，点轴式扩散等。虽然事实上经济中心城市的扩散并不单纯采取一种形式，往往呈现为混合式扩散，但近年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点轴式扩散形式，即由中心城市沿主要交通干道串珠状向外延伸，从而形成若干扩散轴线或产业密集轴带，反映出交通干道往往是产业经济向外扩散的基本传递手段，它们在形成合理的经济布局、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集聚经济是城市形成发展的动力。所谓集聚经济，是指因社会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而产生的效益，集聚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外部经济，是由集聚规模经济与集聚范围经济共同作用形成的复合经济形态。

集聚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区位经济。这是由于某项经济活动的若干企业或联系紧密的某几项经济活动集中于同一区位而产生的。区位经济的实质是通过地理位置靠近而获得综合经济效益。

2．规模经济。这是指由于经济活动规模在一定范围内的扩大而获得内部的节约，使边际成本降低，从而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www.xing528.com)

3．外部经济。外部经济的效果是增长极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重要结果。经济活动在区域内的集聚往往使一些厂商可以不花成本或少花成本获得某些产品和劳务，从而获得整体收益的增加。这些收益既是上期集聚经济的果实，又是下期集聚经济的诱导物。

集聚效应并不是无限的，在集聚的过程中，同时也积累制约因素，产生扩散效应。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受“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企业的边际效益达到最高点以后开始下降，从而对投入的吸引力减小。二是地域范围是有限的，发达地区的空间容量、环境容量和经济容量是有限的，极化到一定程度后，进一步极化，就会导致城市病的产生。这两方面的制约因素会削弱极化效应，增强扩散效应。

经济空间的集聚与扩散主要有三种基本规律。

1．增强律。恰如物体间的万有引力在其他参量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物体质量的增加而增强，经济中心对外界的作用力、集聚与扩散能力，也随着中心的“质量”——综合实力的提高而增强。郭振淮教授在其主编的《经济区与经济区划》一书中对城市综合实力的分析从城市的总量、效益、科教文卫水平和对外联系等方面选定了18个指标。现在大部分省份的城镇体系规划中，一般把城市综合实力的评价因子确定为国内生产总值、城市人口规模、商品零售额、外贸供货额、交通、区位条件等10多个方面，并根据这10多个因子，用综合优势度模型对一些省主要的中心城市进行排序。

2．衰减律。经济中心集聚与扩散力随着运输费用的提高而呈衰减趋势。以往人们很直观地认为一个经济中心对外的影响力随着离开城市距离的增加而递减，但这只是建立在地域自然地形地貌条件、交通区位、运输方式无差别的假设基础之上，现实中并不完全存在。实质上真正影响经济中心集聚与扩散能力的是该城市与外界交互作用的各种“流”的传输费用，是距离和单位成本的综合。这其中的单位成本则是运输的货币价值、时间价值与便利程度、可达性的总和，是衡量某经济中心设施水平、交通区位条件、运输方式的多样性与配套性的综合尺度。

由于引力与交通的关系密切，因而经济中心通过不同的交通纽带对外的影响范围也不一样。如果某经济中心处于多种交通类型的枢纽位置，且各种运输形式间的协作配套性好，则该中心的产业发展拥有的自由度较大，对外的影响具有多层次性。由于运输方式的可选择机会较多，不同运输要求的货物易于找到最适当的运输载体，从而整体上降低了经济中心与外界交往的运输费用，中心对外总的集聚与扩散力得到了增强。如无锡市所以在苏南三大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列为全国15个中心城市之一，其重要原因是该市处于沪宁铁路与江南运河两大交通干线交会点，既具有大运量、低成本的效益，又有快速、径直的时间效益；再加之北上经江阴大桥去苏北和北方，南下经宜兴至浙江，地理位置居中，使各项物资经无锡中转的运输距离短，运输费用省。相反，淮阴市虽居苏北腹心位置，地理区位适中，但缺乏大运量的铁路，运河又不够通畅，运输成本和运输时间上的弱点抵消了其在区位上的优势。因此，城市集散力不强，发展不快。

3．指向律。经济中心的集聚与扩散趋向生产力布局的优区位。经济中心是经济区域内综合性的优区位点，它自然成为生产力运动的指向目标，吸引着各种生产要素的地域集聚，由此又吸引着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从而形成经济活动新的聚集。而这种聚集又提高了经济中心的优区位功能，优区位功能的提高又增强了能量的聚集力。由此往复不已，经济中心的实力将不断增强。所以，经济中心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布局优区位指向运动在经济区域内的实现结果。

经济中心集聚与扩散的指向律是一条重要规律。可以这样说，经济中心的能量集聚是生产力布局优区位指向运动在经济区域内点的实现，经济中心的能量扩散是生产力布局优区位指向运动在经济区域内的面上扩展。

一般来说，指向律的作用呈现渐进式的发展进程，在不断量的累积中引起质变。如苏州，是一个发展得较快较好的城市，早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到1997年苏州市区非农人口为82．80万人，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20．2亿元，这是经历了2500多年优区位指向的结果。

但也有许多特例。当优区位特别明显，能在全国以至全世界范围内集聚和扩散能量时，指向律的作用特别强烈，城市发展的渐进式变为跃进式。如上海位于我国东部长江与海运航线的交点，拥有建立在黄浦江上的天然良港，对内对外联系都很方便，腹地深远，但以木帆船为主要的水运工具时，这种自然禀赋无法发挥作用，长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县级小城。自远洋运输工具诞生，在1842年“五口通商”后仅十年，上海就超过了广州这一原有的唯一通商口岸，并很快发展成为当时远东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又如深圳，改革开放前，仅是一个2万多人口的边陲小镇，改革开放后，深圳得益于与香港毗邻之地利和特区之优惠政策，吸引了全国人力、人才、资金涌向深圳，吸引了香港和国外许多实业家到深圳办企业。在短短的十几年中，深圳从边陲小镇跃入了特大城市行列，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达到1289．02亿元，竟然是享有六朝古都盛誉南京的2倍。当然，中心城市优区位功能的发挥还受到当时宏观环境的制约，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良好的宏观背景，上海不可能得到今日的发展，深圳也就可能仍为无名小镇。

经济中心作为经济区域中的优区位，在经济空间结构演化中主要表现为等级式集聚与扩散。这是说，在一定范围内中心城市的集散作用力并非是均衡性的，而是优先指向具有较强综合优势的次一级中心城市。某些特大城市与本市郊区城镇的经济联系往往不及与邻近的大中城市间密切，在特大城市近域反而出现了经济次发达的所谓“阴影区”，南京即是一例。作为人口超过200万的特大城市，南京对镇江、扬州以及安徽省的马鞍山、芜湖、滁州等中等城市发展带动性很大，然而南京市周边的几个郊县，除江宁外，发展却较落后。再如在长江三角洲的整体发展中一直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上海市，在其辐射影响下，江苏沿江地区，尤其是苏南地区以及浙北地区，如杭、嘉、湖、宁、绍一带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城镇发展势头也十分良好，并已呈现都市连绵区的雏形。但是在整体带动的背景之下，区域内各个部分所受作用的强弱又有差别，长期以来，苏州、无锡接受上海的产业配套、技术协作等过程中发展速度均优于上海市域的几个郊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