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村庄建设：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见证

一、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和努力

建设现代乡村，一直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20世纪初，一批精英人物即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孙莼斋都做出过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他的山东邹平改良实验至今还被人们所称道。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的问题，他所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其目的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以此来实现富国强国的目的。在山东邹平，按照梁漱溟的计划，乡村建设研究院就是要训练乡村建设干部并对他们加以指导，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他们对乡村问题的兴趣，使他们回到他们一直遗弃的农村社会中去。但在实际的实践中，梁漱溟自己也觉得奇怪，“我们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结果“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农民还是农民”。

事实证明，梁漱溟把自由、民主、秩序建立在超越物欲之上的人心上，是不现实的，而过分夸大文化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认为通过教育即可化解中国农村政治、经济中的问题也只能是梁漱溟的一相情愿。如果不能够改变关键性的土地所有关系，不给农民以利益，不能够真真正正地代表农民的利益，也就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那么乡村运动也就只能是上层运动而下层不动。梁漱溟否认物质经济基础决定人的精神意识，否认“心”必然是以“身”为基础和依托的，没有看清中国社会的阶级本质，不能予以农民以利益，团结农民去推翻剥削阶级，其乡村建设运动最后也只能草草收场。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近80年当中，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解放中国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80年代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还田于农民，农民经济自主权得到落实，乡镇企业得到发展，农民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农民的地位、出路及农村基层制度建设又一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三农”问题成为建设现代化中国一个非常重要和现实的问题。

1990年代以来，在前人未竟的探索的基础上，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三农”问题的实践与研究成为热点，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村庄再造成为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

在理论研究上，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土地制度、农户行为、农民价值观、农村社区领袖、民间权威、村落文化、合作经济、农业产业化、生态环境、反贫困问题等等一系列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中国当代出版社出版了陈吉元主编的《全国百家乡村百家企业》大型丛书，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陈吉元、何梦笔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大型丛书，三联书店出版了陈志华等人的《乡土中国》大型系列丛书。海外如黄宗智、杜赞奇、钱颖一、何梦笔等人更是将人们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广阔的境界。(www.xing528.com)

在实践上，东部、中西部发达、不发达地区，都在努力探索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道路。涌现出南街村、华西村等典型。近几年，中共中央将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作为经济社会建设的大政方针，重要的战略目标，农村建设出现新局面。

西部成都，近两年落实科学发展观，破解沉积千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上取得极大成效。

2003年成都市委提出：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的根本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在成都市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三大圈层全面展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

如：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加强各类规划之间的衔接，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及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都要相互对接。城市规划的落后观念被打破，城市一元规划、简单区域规划、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逐渐成为历史，成都的规划管理工作已不再局限于598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而是延伸到包括广大农村、涵盖所有农民的1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形成一个特大城市，4个中等城市，4个小城市，30个重点小镇，200个一般乡镇所构成的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600多万农民将从这张新奇、宏伟的蓝图中充分享受到城市文明。

在成都远郊的大邑县，这里的工业集中发展区、文化旅游开发区、畜牧业高科技园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新城区和旅游公路沿线，像一条项链，把全县从南到北100公里走廊串起来。这条新生的产业项目链，上接成都大市场，下联全县20个乡镇、345个村，根系12．4万户农民，使得城乡要素流动的渠道畅通，城市与农村互动发展、协调进步，城乡充满活力。

浙江的余姚市，结合自身实际，走出了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要素配置、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城乡体制改革，“四大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路子。

在产业发展上，余姚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同时通过产业集聚，引导农民向城镇转移，促进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覆盖；建立城乡对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余姚还改革完善了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对进城定居的农民实行集体资产享有权、集体土地承包权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三不变”政策，实行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政策，使广大农民充分享受了自由进城和自由迁徙的权利。余姚实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联动发展，协调推进，最终实现农民向居民转变、农村向社区转变、一产向二三产业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