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村庄建设现状和进程

二、现代村庄建设状况分析

历史上我国的城乡关系是被严重扭曲的，城乡结构严重失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和谐。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易。改革开放前20多年，国家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业中提取的经济剩余估计在6000亿元—8000亿元之间。

二是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政府就采取了诸如严格禁止企业单位从农村招工，在城市建立收容机构，把进城农民遣送原籍等强制性措施，试图对农民向城市的自由迁移施加限制。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逐渐形成了极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体制、政策到各项管理制度上，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把城乡间人口的迁徙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

三是城镇居民与农民的权利和发展机会不能平等。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国家明确将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使非农业户口上粘附了各种特权和利益，人为地将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极不平等的社会集团。60年代和70年代逐渐完善化的户籍管理制度，事实上等于在城与乡之间挖出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建国以后我国所施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化政策，强化了经济和社会中的这种二元特性，使城市和农村在生产和生活水平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要素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得到扩大，城乡关系逐步得到改善。

表现在：第一，工农业产品交换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极大地推动了城乡关系的合理化进程。第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经济相互作用日趋紧密。第三，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大量转移，密切了城乡联系，对城乡隔离体制造成了巨大冲击。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主要是以向城镇迁移为主，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总量的比重至少在70－80%的水平上；转移到大城市的占到了30%以上。经过20多年的时间，已有近2亿农村劳动力通过不同方式解决了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的问题，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了不起的巨大成就。第四，小城镇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弱化了城乡隔离的格局，奠定了城市化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我国的小城镇不仅担负着城乡联系的任务，同时也承担着完善城镇体系的功能。

但是城乡经济仍未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水平、居民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的差距上。

有城就有乡，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终极目标，不在于消灭乡村，而是农村城市共同发展。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困难就在于乡村建设太落后于城市建设。

城乡建设的两种景象可以从湖南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组数字来看。

先看城市：

“十五”期间，湖南城市扩容提质速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2001年至2003年底，全省29个设市城市、72个县城分别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313．71亿元和77．92亿元，2003年与2001年相比，当年完成投资分别增长56．4%和83．8%。投资增长带来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迅速提高。

至2003年底，29个设市城市用水普及率达86．36%，用气普及率达66．58%，污水处理率26．81%，建成区绿地率26．11%、绿化覆盖率30．0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24．17%，人均日生活用水量311．68升，人均拥有道路面积7．9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5．07平方米，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达7．5标台。预计到“十五”期末，设市城市基础设施的主要指标是：用水普及率将达86．5%，用气普及率68．2%，污水处理率40%，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45%，人均拥有道路8．6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5．5平方米，各项指标值达到一个新水平。具体比较情况见下表：

湖南29个设市城市有关指标“九五”期末（2000年）与“十五”中期（2003年）发展比较

注：所用数据是按建设部新统计报表制度修正后数据，以下同。

湖南72个县城有关指标“九五”期末（2000年）与“十五”中期（2003年）发展比较

与此相比，农村则是另一番景象：

这些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城市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改革开放后农村最直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住房条件的逐步改善。2001年至2003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32．9平方米、34．1平方米和35．09平方米，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比重分别达到了93．6%、93．7%和93．8%。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现代生活方式逐步为农民所接受，生活配套设施向卫生、清洁、环保方向发展，自来水、水冲式卫生厕所、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进入到了平常农户家庭。2001年到2003年，农村居民的居住质量指数分别为20．21、20．52和21．47，呈逐年提高的趋势。但是，农村生活条件较差，居住环境质量仍然偏低。2003年湖南农村全面小康的居住质量指数实现程度只有6．09%。目前饮用自来水的农村居民只有12．3%；使用包括燃气和电在内的清洁能源燃料的农户只有1．7%；农村水冲式卫生厕所普及率不到10%。

特别是由于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资金匮乏，投资渠道单一，缺乏稳定的财政保障，主要靠村集体和农户微薄的力量，村庄内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等配套建设十分滞后。主要反映在村内道路、给水、排水、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配套性、共享性差，农村废物垃圾得不到及时集中处理污染了环境，教育、文化、卫生、环保、家政等社区服务业落后，有的至今尚未起步，不能适应收入不断增长的农民群众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随着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在文化、服务、娱乐方面的消费有所增加，但受基础设施条件限制，2001年至2003年，湖南农村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3．2%、3．4%和3．82%，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只有15．56%、20%和29．33%，提高幅度低于一些发达地区。在农村居民的生活信息化水平方面，提高的速度也远远不如一些发达地区农村，2001年至2003年，湖南农民生活信息化程度为18．24%、21．76%、27．3%，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分别为－30．50%、－19．50%、－2．19%，只是接近全面小康的下限值。

城乡基础设施状况反映着城乡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www.xing528.com)

城乡建设的两种景象，在城里人眼里：农村好落后；而农村人的感受是：城乡两重天。

2004年暑假后各路媒体都报道了武汉一位13岁少年弄了个“中国农民调查”的事。13岁小学生刘伊科暑假期间跟随父亲回了趟湖南衡阳农村老家。小家伙一到乡下就对农村问题着了迷，和农村的孩子满山疯玩之余，还用手中的数码相机和摄像机拍摄了500多幅照片和有声短片，用他童真的眼睛和头脑观察、思考中国的“三农”问题，写出了一篇4000字的《城乡差距调查报告》，制作了反映城乡差别的个人网页。

在刘伊科的调查报告和网页里，他用“交通差异”、“生活差异”和“城里人和农村人”来说明城乡差别，用照片这种直观形式来反映这种差别。

他把城里宽敞明亮的水泥大马路和山村泥泞崎岖小路放在一起对比说：“当你走在城里的大马路上，你是否想过在崎岖山路中长年累月穿行的农民伯伯、阿姨？平常还好，要是逢上下雨天，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

他把城市高楼广厦和乡村的砖房和卫生间放在一起对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了卫生条件简陋外，农村的居住环境与城市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一位城市的老人正在自动售货机前购物的照片和一位孤苦无依的农村老人在低矮破旧的屋子里来回走动的照片下面，他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同样是风烛残年，谁来关心农民的晚年生活！农民劳作一辈子，却没有退休金！”

两幅排在一起对比反差强烈的照片——一样的早春，一边是城里人结伴赏花，另一边则是农村人在残雪未消的地里挖菜的情景，他写道：“现在天这么热，城里人呆在屋里都喊热，农村人还要在烈日下锄草、抢种抢收，在地里汗流浃背地劳作。农村人一年四季辛勤劳作所得报酬却很少，城里人很闲散就可以生活得很舒适。”

小伊科很感慨地说：“农村自然条件比城里好，但是在农村生活很苦。打手机没信号，看电视只能收到湖南卫视一个台，上厕所怕掉下坑去，我的感觉是那里很贫穷，很落后。”

孩子的这些照片很稚嫩，对农村农民问题的思考也缺乏厚重，但孩子的童真感受却真实醒目。城乡严峻的现实差距实在是沉重。重视农村村庄建设，努力消除城乡差距是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发布了《2004年中国农村全面小康监测报告》。监测报告以2004年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素质、生活质量、民主法制和资源环境6大方面指标体系衡量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其中，农民生活质量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28．7%，但因受粮食价格大幅提高的影响，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指标由上年的45．6%回升到47．2%。由于国家增加了对农村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力度，农村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分别达到了33．1%和69．0%，分别比上年提升了6．3个百分点和13．7个百分点。但农村人口素质和资源环境方面的小康进程相对缓慢，由于常用耕地面积比上年减少0．7%，资源环境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为负值。在农村全面小康的18项指标中，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养老和合作医疗覆盖率等指标的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较低。

报告显示，上海、北京、天津的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已经超过60%。总体上西部与东、中部地区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差距缩小，但中部与东部的差距拉大。西部地区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比东部地区至少落后10年，比中部地区落后5年左右。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包含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涵义深刻，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培养新型农民、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深化农村改革等方面。

从目前看，农村村庄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效，各地都建设出一批“小康村”，为村庄建设起着示范作用。如：2004年，湖南省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湖南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步伐，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湖南省委、省政府结合农村实际，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示范村的总体部署。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全面小康为目标，到2008年，全省将135个村建设成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全面小康示范村，并充分发挥示范村带动作用，推动湖南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更快更好地发展。

135个省级小康示范村以及各市州确定的一批市州县级示范村（即省市县三级全面小康示范村），基本都是经过多年的发展，经济社会基础较好，农民收入都比较高，具备加速发展条件的村庄。实践证明，加快他们的发展步伐，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长沙市确定的23个全面小康示范村，按照市委、市政府“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初具规模，五年基本建成”的总体要求，顺利地完成了选村布点、调研摸底、勘测规划及社会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的设计等工作，正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这23个小康示范村在建设定位上都突出了个性化发展。如渡头村根据产业优、农民富的特点，努力建设以“生产、生活、生态”为主题的现代化村庄；双溪村利用两溪穿村而过等自然资源，努力打造仿古文化村；雨花区白田村利用城郊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努力探索“都市村庄”模式；良田村依托浏阳河自然风光和花苗产业，大力发展休闲业。目前，这23个小康示范村各项建设正在快速推进。

现在，这些小康示范村的农业生产出现高产、高效、优质的新局面，其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农民人平纯收入增加额都在800元以上，有的村增加更多；农民生活条件得到整体改善，改水、改路、改房、改厨、改厕和村庄园林化、道路等级化、饮水无害化、生态化等“十化”建设，使城乡差距大大缩小。农民家庭用自动水冲厕，厕所再不难进了；农民饮上了自来水，用水安全卫生了；农民用洁净便宜的沼气，厨房再不冒烟了；村道是有路灯、有绿化的水泥路，再不是坑洼的烂泥路了。农民们高兴地说：我们这里从内到外跟城里差不多一模一样了。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农村村庄建设落后，还存在许多问题，如：

村庄建设整体规划和设计起点低，村庄布局散小，建设无序问题。由于农村现有的规划许多都是为了“应景”，有的部门一个月能出几十个村规划，这样的批量生产，体现不出个性，更谈不上对农村建设的科学合理的引导。致使许多村庄建设无序、凌乱，村庄布局“只见新房、不见新村”，村庄建成了“路边街”，造成资源浪费，效益低下，严重影响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农业的规模经营。此外，村庄基础设施匮乏，居住环境差。由于缺乏给水、排污、公路等基础设施的配套，许多村庄普遍存在路面不硬、污水乱排等现象。

规划引导滞后，农民新建住房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问题。有的农民在村庄外围盖房，出现“空心村”；村镇的一些工程不按规划进行建设，乱占滥用耕地；新建的农民住宅有的大而不当、华而不实；部分村镇忽视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室内现代化，屋外脏乱差”。

村镇建设管理薄弱，建设工程质量低劣，危害农民生命财产安全问题。目前农村近56．6%的村镇建设工程为无证设计，38%为无证施工；多数房屋结构形式有大变化，但建房方式传统落后，投资效益低抗灾能力差，房屋倒塌事故时有发生。

政策支持不够，领导观念问题。政府解决建设资金缺口、实施村庄改造赔偿补助、进行新旧宅基地置换的政策措施不完善不健全或实施不力，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和村镇建设速度；一些领导干部缺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或为追求政绩急功近利，不顾实际把中心村镇超前作小城镇建设，或为保持政绩保住官位，不愿择难而上进行现代村庄建设。

这些问题都影响现代村庄建设的健康发展。特别边远落后地区，由于经济不发达，农民生活水平低，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封闭，现代村庄建设的困难更大，怎么帮助他们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是特别需要考虑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如果这些农村不能驶入小康车道，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将是十分困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