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类型简介

第一节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类型

历史上，汉族主要是一个农业民族，其农耕经济文化的起点可追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农耕业的产生，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的发明和牛耕的推广是汉族集约形成的标志。人口的绝大部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少数居住在大陆沿海及岛屿的渔民从事海洋渔业生产，也有极少数进入牧区，成为从事畜牧产业生产的牧民。由于汉族居住地跨北半球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汉族的农耕文化又可细分为杂谷栽培型、麦作型、稻作型、畜混合农耕型及绿洲农作型。汉族农家有普遍饲养猪、鸡还有栽培蔬菜和善于培植果树的传统。汉族农民使用的传统农具，有犁、耙、锄、镰。还用黄牛、马、骡、水牛等作耕畜。渔民是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论是以船为家，还是上岸居住，在经济上依赖于渔场附近的城镇市场，或依赖于船舶归靠岸的渔港附近的城镇市场。捕捞所得，要尽快地在市场上出售，换回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汉族地区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形成许多古老的城市，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手工业逐渐向现代工业发展，并产生了工人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汉族的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向现代化方面迈进。

中国少数民族的大多数（约34个）从事农牧业生产。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关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很不平衡，既有精耕细作，也有广种薄收，甚至刀耕火种。有的少数民族长期从事渔业和狩猎，并辅之以粗放的农业和畜牧业，如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京族等；有的长期从事畜牧业，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裕固族以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等，有的从事粗放农业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还兼事渔猎和采集，如独龙族、珞巴族、怒族、佤族、傈僳族和部分苗族、瑶族等。所使用的工具有铁器、石器、木器、骨器等，从简单的投石器和弓箭、暗弩以至火药枪，无所不有。不少从事农业的民族，依靠汉族地区输入铁制工具。还有部分农民从事工商业和林业生产。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手工业。各民族在自己长期的生产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知识，发挥了创造才能。但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许多民族的经济生产过去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工业，几乎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有些甚至还没有完成畜牧业和农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商品经济不发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特别是现代工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一、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

这一类型组分布在东北大小兴安岭的森林地区及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交汇处，其中包括讲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者语言的赫哲、鄂伦春及部分鄂温克族。这一类型组内的各族人民均以渔猎兼采集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其特点是直接攫取野生动植物。当然，要把这些自然界的现成礼物制成衣食还是需要付出劳动的，但是，这些劳动不是作用在植物的栽培或动物的饲养上，就是说，这个类型内人们劳动的主要内容，是根据需要而去收集生态系统在循环代谢的过程中产生的剩余能量。这是人类在生产技术发展的早期所采用的谋生手段。处在这一类型组里的各个民族都在其内部保持着阶级社会之前的许多特征。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较为原始，带有浓厚的以血缘纽带为特点的氏族部落性质。在枪械传入以前，弓箭、渔叉和网罟是他们的主要生产工具。他们的生活器物中都含有大量的桦树皮制品，在冬季，又都使用雪橇作为交通和运输的工具。典型的萨满教在这一类型组的各族人民中间普遍流行。由于居住地的气候异常寒冷，这些民族中都有着一些与火塘有关的禁忌。

严格说后，这一类型中含有两个经济文化类型，即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前者到解放初期仍然以狩猎为主要的经济活动，用树枝和桦树皮等建造简陋的“仙人柱”窝棚为住房，以马匹为主要的行走和运输工具，过着居无定所、食肉寝皮的迁徙生活；后者则是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他们冬天多住土窑，夏天则住地面及至桩上的方形木质房屋或窝棚。早些时候，赫哲族多用鱼皮缝制服装。他们的食物以鱼类为主，有时还用晒干或腌制的办法来贮存鱼类。各种形制的小型轻快船只，在他们的交通和运输中有着很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类型内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都有了许多的发展和变化，但即使是在这些变化中也仍然能够看出生态环境和传统的生计方式在他们进行文化选择时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属于河谷渔捞型的赫哲族，由于生态环境和定居生活方式的影响，较为成功地发展了农作物种植业；而山林狩猎型的鄂伦春族则更倾向于选择森林为活动基地，饲养驯鹿作为自己的职业。

二、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

这一类型组分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到准噶尔盆地西缘，南到横断山脉中段（云南省中甸县）的广大地区内，基本上构成了一个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畜牧带。属于这个类型的有蒙古、哈萨克、裕固、塔吉克、藏和部分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畜牧生计是人类对于干旱或高寒地区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它的生态学原理就是在人与地、人与植物之间通过牲畜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构成一条以植物为基础，以牲畜为中介，以人为最高消费等级的长食物链。这一点与狩猎生计不无相似之处。但在畜牧生计中，人类虽然没有对生态系统进行根本上的改造，却能巧妙地对之加以积极地利用，牧民们可以在尽量长的时间里，通过有规律的“转场”而把畜群牧放在生态系统的能源输出口——青草地上，从而达到以较大的活动空间来换取植被系统自我修复所需时间的目的。掌握畜群的牧民，除了食肉寝皮之外，还可以挤畜奶，剪畜毛，促进畜群的繁殖，乃至燃烧畜粪。这种对畜群的高度综合利用，是狩猎生计所不能比拟的。

虽然从事畜牧生计的民族仍以氏族部落为社会组织的基础，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地域较为广阔，他们的生产效率较之渔猎生计为高，也由于马匹的驰骋之功，所以典型的畜牧民族都有过在部落的基础上建立更为高级的社会政治机构的经历。与此相适应的是，这些民族多数都具有较为发达的宗教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取得了较高的支配地位。畜牧生计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的产品单一和不耐贮存。这就使得它对于农耕社会的贸易有着特别强烈的需求。因此，来往于农牧两种生计之间的马帮和商队及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结丛如驮具、驿道等对于畜牧类型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着不可缺的作用。嗜饮浓茶也是这一类型组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文化特质。

按照经济文化类型的划分条件，这个类型组里至少还可分为四个类型，即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

在苔原畜牧类型里，牧民们所养的牲畜主要是高度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驯鹿。这种牲畜同时具有乘骑和运输的功能。狩猎在这种类型的经济生活中仍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为了增加收入，同时也为了保护人畜的安全。由于苔原往往是穿插在树林之间，所以牧民们的房屋仍然大量地使用木材。较为原始的萨满教和对诸多的自然神的崇拜，是这一类型中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特点。

戈壁草原游牧型是畜牧生计最为发达的形态。羊和马取代了驯鹿而成为这一类型中的主要畜种。在东部水草丰美的地方，人们也放牧牛群，而在这一个类型所处地带的西部，由于戈壁的特点更为鲜明，植被相对稀疏，所以适应地理条件的骆驼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典型的游牧民族多以蒙古包为住房。这是一种由格孔式骨架和毡块苫盖而成的尖顶圆柱形帐篷，可以随时拆开并装载到二轮大木车上运走。在金属和塑料制品普及之前，牧民们的日常生活器械多为木制品或皮革制品，这当然是对游牧生活的适应。种种证据表明，这个类型里的各民族早先都信仰萨满教，但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却逐渐在这里普及。(www.xing528.com)

盆地草原游牧型的生计特征近似于戈壁草原型，但生态环境和文化特质上的差异却使它能够自成一个类型。这里的牧场坐落在回环四合的大盆地里。较为充满的水源潜存着发展农业的可能性。哈萨克族所住的毡房与蒙古包有着相同的功能，但在结构上却表现出了圆顶圆柱形的特殊风格，毡房内各个部分的划分也更为严格。这一类型中牧民食物构成里的粮食比重略高于戈壁草原型，而且其食物制作中更多地使用烤、炸等方法。伊斯兰教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文化特点是把这一类型同其他类型的文化特点加以区别的最为重要的标志。

在这一类型组的南端分布着的是以藏族为代表的高山草场畜牧类型。以繁殖牦牛为主的畜牧业是这一类型的经济基础。牦牛的奇特生理特征很适应青藏高原的严酷气候。它那厚重的皮毛和含油脂很高的奶品为这一类型中的牧民提供了理想的衣食来源。由于牦牛善于登山，所以它也被用于运输。这种牦牛通过与黄牛杂交而产生的犏牛，则因为性格驯顺、产奶量高而深为牧民们青睐。严格说来，这一类型内的草场都穿插在崎岖的山间，而不如前面两个类型那样广阔。这里的牧民也多在海拔较低的地方种些青稞和蔓菁等作物，以此作为人畜过冬时的粮草。因此，他们的游牧是季节性的。一般要等到高山化雪长出青草时，才驱赶羊、牛等畜群上山。这个类型中居民住宅也别具一格。作为冬季定居的住宅是永久式的建筑，多建在山下的平坝上，形制为厚重坚固的双层或三层土木平顶碉楼，室内供奉佛像。房屋周围的青稞地里高耸着一排排木架，这是为了贮存冬草而防止牲畜在夏秋等季节随意取食。作为夏季游牧的帐篷相当简陋，通常是用树枝支起的几块牦牛毡或牛皮。举家随畜迁徙的现象在这个类型里并不多见。即使是在夏季，也往往是由男女青壮者赶畜群上山，而孺老则留在山下永久性的住宅里料理家务，并负责照看青稞等。这个类型里的牧民不仅嗜茶，而且要在其中掺入大量酥油。这种酥油茶能产生很大的热量，并且在人的嘴唇上留下一层厚厚的油膜以防止其干裂。在高海拔、强日照、寒风凛冽的地区，其优点是不言而喻的。遍布各地的寺庙、经房和“嘛尼堆”则能使人充分地意识到宗教气氛在这一类型中是十分浓厚的。

三、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

整个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分布在从帕米尔高原东坡到台湾，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辽阔地域里。它的主体部分处在作为中国干湿地域分野的大兴安岭至拉萨线以东的湿润地区。该类型组内各个类型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文化内容丰富多彩，但它们遵守着共同的生态学原理，即“任何类型的农业，都试图努力改变某种生态系统，以增加流向人类方向的能量”。农耕生计开辟了把劳动直接注入生态系统的途径，使人类可以通过强化劳动和改进技术来放大或增加生态系统的输出功率，从而在生产力和劳动产品之间第一次建立起并行发展的正比例关系。以此为基础，人类不但能安居乐业，而且能积聚财富，发展技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明。根据目前的认识水平，我们在这一类型组中区分出下列六个经济文化类型：

1．山林刀耕火种型。这一类型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结合部的横断山系南段，行政区划主要在藏东南、滇西北至滇东南沿国境线地段，其分散部分则向东沿南岭及两侧的山地丘陵直到海南岛，呈现为一片片的文化列岛。属于这一类的民族有门巴、珞巴、独龙、怒、佤、德昂、景颇、基诺以及部分傈僳、苗、瑶、黎、高山等族。这是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生计方式较为原始的一种类型，也可视为由采集渔猎向农耕过渡的一个阶段。直到现在，采集渔猎的产品还在这一类型各个民族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各种珍贵的草药和毛皮是他们与周围其他民族交换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的重要物品。语言谱系的复杂和各民族较为简陋的住房以及高度分散的居住方式，反映出从事刀耕火种生计中需要频繁迁徙的特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一类型中的各个民族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当地人民生存手段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如何帮助这些民族尽快做出适应时代需要的经济文化调整，是我们民族学工作者迫在眉睫的研究课题。

2．山地耕牧型。它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斜坡、雅鲁藏布江谷地和云贵高原中西部山区。属于这一类型的主要是讲藏缅语族诸语言的羌、纳西、彝、白、普米、拉祜和部分藏族及澜沧江东岸的傈僳族。从事这一类型生计的民族，多在山区经营旱作，种植小麦、荞麦、青稞、玉米、马铃薯等耐旱耐寒作物，同时拥有牛、羊、猪、鸡等畜禽。他们的牛、羊多在村舍附近的山坡上牧放，猪只没有严格的棚圈。这些民族的住房多系土墙木顶，但房屋的承重部分是墙中的木架，土墙只起到御寒和隔离的作用。火塘设在屋内，不少人还乐于把家畜圈在居室里过夜。在这个类型里，宗教信仰呈现出纷纭复杂的景观，但积淀在藏传佛教和各种基督教教派之下的应是较为原始的自然崇拜。自从我国实行开放和鼓励市场经济的政策以来，这一类型中许多民族市场经济观念的严重缺乏表现得十分突出。

3．山地耕猎型。这一类型分布在云贵高原中部以东的山区和华南的丘陵山地，其西端通过语言谱系较为复杂的土家和仡佬族地区而与耕牧类型接触，向东则散布在长江、珠江之间的南岭及武夷山区。从事这一类型生计的主要是讲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语言的苗、瑶、畲等民族。土家和仡佬暂被归入这一类型里。它们总体分布格局也具有文化列岛的特征。这可能是该类型中的民族早期迁徙活动的结果，因为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在这一类型中仍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而这类生计是鼓励游徙的。处在这一类型中的民族多以锄类农具垦殖山田，栽培水稻、玉米、小麦和红薯、豆类等粮食作物；他们的住房依山而建，为不发达的干栏式；负载重物，多用背篓；服饰当中特别注重头部的装饰；民间文学里广泛流行着史诗和山歌，其题材多取自盘瓠（盘古）的传说，或表现打猎、爱情等。宗教信仰中的祖先崇拜色彩甚浓。

4．丘陵稻作型。它的分布地区以云南中南部经贵州、广西、海南岛、台湾到东北沿边，构成一个不连贯的大新月形地带。属于这一类型的各民族如傣、壮、侗、水、仡佬、毛南、黎等多讲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诸语言。处在东北的朝鲜族，虽然距离遥远，且语言谱系独特，但其经济文化特征，如种植水稻、席地而坐、崇尚白色、手击长鼓等，与傣、壮等民族依稀相似，所以也应属这一类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结丛。而渔捞活动也往往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特征。属于这一类型的各个民族均嗜米食，喜酸辣，服装尚黑白两色（至少在老年人身上是如此），运输或行走中善用小船和竹排，负重多以肩挑。居民除普遍存在的各种原始信仰外，也多有信佛教或道教者。

5．绿洲耕牧型。它分布在塔里木、准噶尔两大盆地边缘，经河西走廊到宁夏的地带上以及青藏高原东北坡的河湟地区。从事这一类型生计的除回族和俄罗斯族外，还有多讲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的民族，计有维吾尔、乌兹别克、塔塔尔、东乡、保安、撒拉和部分裕固、达斡尔和锡伯等族。他们在干旱地区的绿洲上，主要依靠人工灌溉系统种植小麦、水稻、玉米、马铃薯和棉花等农作物。品质优良的瓜果是这一类型内的特产。此类型的农耕生活中普遍杂有浓厚的畜牧因素，肉、奶、皮革、毛等畜产品在各族人民的衣食中占有颇为重要的位置。居民住房多为土木或砖木结构，平顶和圆顶建筑较为多见。活跃的商业及经商的传统，使得这一类型呈现出与其他类型中的各民族迥然不同的特点。在市场经济受到鼓励的今天，这一类型中的各个民族的传统优势正在得到发挥，并将对整个西北地区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文化特征普遍流行于这一类型中。

6．平原集约农耕型。这一类型分布在中国东部各大平原和关中、四川两个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属于这个类型的，除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之外，还有散居在上述地区中的满、回、维吾尔族及蒙古族的成员。这一类型生计方式的特点是，在单位土地面积上密集地投入劳动力和技术（现在包括农机、化肥、塑料薄膜、农药、优良种籽等），以此作为增加产品产量的主要手段。有些地方还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并因此而产生了密集的乡镇企业。稠密的人口以村落为单位聚居是这一类型的特征。每个村落事实上都是进行多种经营的单位。对于孔子的学说以及天、地、君、亲、师的信奉和推崇把人们的价值观念上升到不亚于任何宗教的地位。由于这一类型分布面积广大，所以它的地方性变异形态十分丰富。我们撮其要点，以秦岭—淮河为界可将其分为南北两个亚型：

北方亚型，是这一经济文化类型的原生形态。这里气候冬季干寒、夏季湿热，四季分明，雨量少而不均匀。农作物以小麦、谷子、高粱、大豆为主，年收一至二造。由于地形平坦，所以村镇街道亦较开阔。民房建筑多为泥墙土顶（现在砖墙瓦顶已经普及）。村落格局整齐有致。居民喜面食，讲大同小异的普通话。运输多靠畜拉车具。文化景观较为一致，人们的思想比较持重，往往有安土重迁、追求正统的观念。人口自然流动多朝东北、西北两个方向，即俗语所讲的“闯关东”和“走西口”。

南方亚型则气候湿热，地势崎岖，四季不明显，植被丰厚，无霜期长。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副业多与渔桑有关。年收可达二至三造，产量高而且较稳定。居民饭稻羹鱼，不喜面食，村落不似北方整齐紧密，村镇街道狭窄弯曲，民房星罗棋布。室内有木床，无火炕，一般不大注意采光。运输多赖船舶或人力。这个亚型分布区内丘陵较多，加之进入集约农耕体系较晚，所以文化模式丰富，方音错综复杂，人民思想活跃，喜于标新，乐业工商，不惮奔波。历史上的人口自然流动多朝南方甚至海外，即俗语所谓“下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