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文化发展状况及中国锡伯族

第八节　锡伯族文化的发展状况

锡伯族历来重视文化教育。文化教育使本民族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也认识到以文化教育振兴民族的深刻道理。教育在本民族一向被重视。过去，家里穷得即使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也要保证子女上学，最起码要掌握本民族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各乡镇的小学、初高中教育机构相继完善，保证了全体子女均能够上学。改革开放以来，本民族地区的办学硬件水平不断提高，教职工知识结构不断得到改善，在中小学教师中中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不断提高，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日益完善，尤其是多媒体教学手段已被广泛使用。到目前为止，在全疆近4万锡伯族人口中，本民族中小学有17所，其中小学12所，中学5所，另有职业高中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到2000年，在新疆32018名6岁以上锡伯族人口中，小学生占8536人，初中生占9883人，高中生占5349人，中专生占3094人，大专生占2756人，本科生占1380人，研究生占35人，7项合计达31033名，说明在这32000余人中，未受教育者不及千人。1978年之后，根据自治区《关于恢复锡伯文使用和恢复锡伯语文教学的通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8所、巩留县2所、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乡1所、塔城市喀尔哈巴克乡1所共12所小学恢复锡伯语、汉语双语教学。十几年来，每年被录取到重点院校的考生逐年增多，其中许多人考进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不少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不少学生又分别赴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留学。20世纪80年代末，察布查尔县还派相关人员，分别到塔城市喀尔哈巴克乡、沈阳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镇小学教授锡伯语，收到较好效果。

在锡伯族文化项目中体育也占重要地位。尤其是射箭运动50多年来一直被重视，察布查尔县有“射箭之乡”之美称。如新中国成立伊始，察布查尔县各县、镇、乡级学校多数组建了业余射箭队。1973年该县成立了业余射箭队，为自治区射箭队培养和输送运动员。1979年国家拨款在县城修建一座800平方米室内射箭馆。次年新疆射箭队正式成立，其中教练员、运动员均为锡伯族。20余年来，锡伯族运动员在国内外各项比赛中频频夺冠，显示了本民族悠久而擅长的运动文化项目。在这些教练员和运动员中，英晖、郭梅珍、汝光等成绩尤为突出，曾分别获得高级教练员、国际级运动健将、国家级运动健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自治区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此外，摔跤也是本民族重要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疆摔跤队中，本民族运动员马开、顾景林、郑林、谷茂盛等在国内外比赛中多次取得冠亚军，国家分别授予他们国家级运动健将的光荣称号。目前，摔跤运动在本民族民间仍被重视，并作为一项娱乐活动经常开展。

报刊与图书出版是锡伯族50余年来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新中国成立前，文人志士曾编辑刻印《朝霞》等油印期刊。1946年部分本民族知识分子在伊宁市创立油印的《自由之声报》，1949年改成《新生活报》。1956年底社址迁至察布查尔。1966年停刊。1974年10月复刊后易名《察布查尔报》，至今仍在出版，数年前由铅印改电脑排版胶印，为全国唯一的锡伯文报纸。1954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设立锡伯文编辑室并开始出书。1956年新疆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又设立了锡伯文编辑室。两家出版社在锡伯文断断续续数十年的出版活动中，先后出版各类锡伯文（含满文、锡汉合璧或满汉合璧）读物近500种。此外，区内外出版机构又先后出版有关锡伯族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汉文著述近50种，其中的《锡伯族简史》《锡伯族史》《锡伯族历史与文化》《锡伯族研究》《锡伯族习俗志》《锡伯族百科全书》《汉锡简明对照词典》《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等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自1987年始出版的丛刊《锡伯文化》（汉锡文对半）至今已出版44期，成为宣传和反映锡伯族文化的重要窗口。图书报刊的出版与质量的提高，与一代又一代本民族知识分子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至今，在出版、社科研究和其他文化领域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文化人，多年来，是他们将锡伯文化一步步向前推动发展，并受到了社会的认可。他们当中有的已作古，有的已至耄耋之年，有的处于正当年，频频出成果，成为中坚力量。

文学艺术创作作为锡伯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方面，50余年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批文学创作者先后推出汉锡文字的长短篇小说、纪实作品、回忆录、散文、诗歌、译作等数十部。其中作家郭基南，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推出十余部包括锡汉两种文字的各类作品，并用锡伯文翻译了多部汉文著述。在文艺创作领域，等一批土生土长的创作者，深入发掘民间文艺资源，先后创作出备受区内外欢迎的歌曲、舞蹈等，在区内外竞赛中获得各种奖项。有的文艺工作者还创新乐器，丰富了本民族乐舞器具。1959年成立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工团作为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演出队，40多年来一直为基层群众服务，为丰富本民族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先后创作演出的舞蹈《狩猎舞》《萨满舞》《射箭姑娘》《婚礼舞》及歌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等，不仅受到各族群众的喜爱，传播国内外，有的还在各类竞赛中获得了不同奖项。一批土生土长的文化工作者，在改革开放后启动的民间文化“三套集成”（民歌、谚语、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勤奋工作，搜集整理了数百万字资料，发掘并保存了本民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资源。

在人民生活中每日离不开的广播、影视、通信等，在锡伯族地区近几年已有了飞速发展。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广播站自创建至今，便一直用锡伯、汉等语言广播，几十年来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传达国内外及自治县各类信息发挥了很大作用。而电视进入百姓家，有线电视电缆（或光缆）入乡镇农户，时间也并不长，但其发展速度可谓飞速，十几套甚至数十套电视频道为群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节目源，极大地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自治县电视台及其电视制作部门，十多年来充分发掘本民族文化资源，先后制作出有关民俗文化、原始宗教、歌舞等方面的电视片多部，保存了本民族文化的形象资料。2010年国家拨款成立了察布查尔县节目译制中心。此外，中央电视台、辽宁电视台等影视部门，也与锡伯族地区合作，制作出有关锡伯族西迁、民俗、文化等方面内容的专题片，成为介绍锡伯族历史、文化的经典专题片，并受到国内外欢迎。通信发展在本民族地区表现更为突出，从第一部座机进农户至大规模安装，相差不到10年。目前，普通农户都将有线电话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信息沟通手段而充分利用，其普及率在全疆农牧区中名列前茅。而无线通信的发展时间则更为短暂，在察布查尔各乡镇及自然村，甚至在牧区，无线信号基本得以覆盖，广大农牧区的中青年，其中相当一部分均已购置移动电话。目前，在各类电子产品中，中青年选购最多的便是手机。从这一点看，移动电话在锡伯族农村地区也并非奢侈品，而是必需品了。此外，在锡伯族农村地区，人们对电脑、摄像机、照相机（数码相机）、分体式中档音像等设备并不陌生了，电脑在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同时，其社会化程度也日益加快，“网迷”问题也已成为部分农村家长头痛的问题之一。摄像机和照相机在农村青年手中，不仅成为娱乐物品，更重要的是日益成为记录各自家族历史、留存民俗和风土人情资料的重要手段。(www.xing528.com)

锡伯族历来重视各种民间文艺活动。在节假日、喜庆场合都可以欣赏到本民族的各类艺术表演。如民间舞蹈、说唱、歌剧、小品等，都带着浓厚的民族特点被展现，成为本民族广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表演艺术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其内容日益丰富，而且其文化含量更有提高。目前，各乡镇都设有文化馆、老年活动室等，往往通过这些部门开展上述文化活动。可以相信，随着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民间文艺活动的开展将会更加规范，艺术表演水平也会更加提高。

在锡伯族地区遗存的古迹文化遗产，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方面的内容。沈阳市“锡伯家庙”太平寺为藏传佛教寺院，具有300余年历史。数年前剩下大殿一座，并为一工厂所占，若不及时抢救，会遭彻底毁掉的命运。20余年来，在东北、西北锡伯族同胞和有关方面的不断呼吁和干预下，几年前，辽宁省和沈阳市决定恢复整个寺院面貌，于2004年恢复和维修基本完工，该寺院成为旅游景点之一。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五牛录之靖远寺也是藏传佛教寺院，新中国成立后，仅剩的天王殿等日益破败不堪，大有不久于世的危险。改革开放后，在各方面努力下逐步得到维修，目前已基本恢复了原貌。2004年在靖远寺东邻修起了规模较大的“锡伯族民俗风情园”，内设锡伯族历史民俗博物馆、8个牛录厅、八蜡庙、娱乐馆等。展览馆内长年布展文物、古籍、民俗物品等，内容反映锡伯族历史及文化，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重要文化和旅游景点之一。

锡伯族的民间文化团体是本民族文化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民间社会组织。这种组织自民国以来不断被创办，它们为本民族的文化发展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1913年或1914年间，在锡伯营创立的尚学会和兴学会、1935年左右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成立的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新疆三区革命时期在伊宁成立的锡索文化协会等均为新中国成立后组建这类文化团体提供了经验。1980年12月28日在乌鲁木齐成立新疆锡伯语言学会，随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分会；1987年5月15日成立辽宁锡伯族史学会，翌年大连成立分会；20世纪90年代，辽宁、吉林、黑龙江等锡伯族聚居区先后成立锡伯族联谊会等民间组织。其中新疆锡伯语言学会和辽宁锡伯族史学会，始终以开展本民族历史、文化学术活动为要务，先后十几次召开了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有关锡伯族语言、历史、民俗、爱国精神等方面的专题学术研讨会，组织会员撰写了各学科论文200余篇，先后出版文集、专著、资料集等近10部。此外，这些民间团体还为东北及西北锡伯族同胞之间交往和交流起了桥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逐步开展以及锡伯族民间文化团体的相继成立，东北与西北锡伯族同胞之间的人员交往和经济、文化沟通逐步多了起来，不仅促进了民族内部感情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为发掘和整理本民族文化，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及爱国精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注释】

[1]《辽史·太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