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锡伯族：翻译文化深入探索

第三节　锡伯族的翻译文化

语言翻译分口头翻译和文字翻译。从功能和作用上讲，语言翻译是知识信息载体形式的转换，即一种语言载体向另一种语言载体的转换。由于各语种语法结构、表达方式、词汇之间各具差别，所以，语言翻译又是一种再创作。语言翻译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信息沟通，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如果没有语言翻译，就不可能开放与交流，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语言翻译作为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语种转换的文化活动，在各国、各民族间已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对一个民族来讲，自从该民族形成以来，就伴随着语言翻译问题（在该民族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只存在口头翻译）。从该角度讲，语言翻译与某一种民族语言相始终，但不一定与某一民族相始终（就国内而言）。因为民族是历史的范畴，民族消亡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其语言是历史某一阶段的使用工具。

数百年来，锡伯族与许多民族如蒙古、满、维吾尔、哈萨克、达斡尔、俄罗斯、汉等民族共居杂处，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彼此掌握了各自的语言，尤其是相当多的锡伯族群众同时掌握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满族、达斡尔族等语言。因此，新疆和平解放后的十几年中，在伊犁地区乃至自治区许多部门，有不少锡伯族知识分子充当翻译，做口译和笔译工作，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为此，锡伯族被誉为“翻译民族”。锡伯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文化的发展得益于翻译文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锡伯族的语言翻译源远流长，可追溯到金代。当时，锡伯部族已南迁至嫩江流域，或渔猎，或从事农业。女真兴起之后，统一东北大部分地区，锡伯部族被置于女真统治之下。在近120年的统治过程中，锡伯部族文化与女真文化融合，逐步失去了自己祖先鲜卑文化传统。在这一阶段，锡伯部族语言翻译中无疑口译占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女真是满族的先祖，满族的语言及文化是女真语言及文化的继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锡伯部族（或民族）与满族的文化交流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当时的女真，使用女真文，分女真大字、小字两种。可以想象，当时锡伯部族作为女真统治者的臣民，部分人使用女真文是可能的。因此，锡伯部族与满等族之间，不仅以口译作为媒介进行文化交流，笔译也可能成为文化交流的媒介。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使用的锡伯语词汇中，还可以寻觅到不少女真语古老词汇，但是，这些词汇在清代满语中则找不到。这说明，在金代，锡伯部族与女真之间，就存在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两个部族之间的语言翻译可能是普遍现象。

公元13世纪初，蒙古高原的蒙古族逐渐强大，女真建立的金朝灭亡，元朝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蒙古族是游牧民族，他们统一东北之后，将嫩江流域的农业区域都改为游牧草原，导致农业地区民族粮食匮乏，发生饥荒。元朝统治者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将嫩江流域重新辟为农业区，让世居该地区的农业民族从事农业生产。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锡伯族已在绰尔河和洮儿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为了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元朝政府派大量的蒙古族和女真人到锡伯族居住区域监督耕种和防范。从此开始，锡伯族与蒙古族交往达400余年历史，即整个元代至明代、清初科尔沁蒙古将锡伯族全部“进献”给清政府。

在蒙古统治时期，锡伯族基本保持了自己的鲜卑文化与女真文化融合后的文化特点，并未完全被蒙古文化所融合。根据民族学原理，农业文化较游牧文化（草原文化）先进，而后者往往被前者所融合，因此，蒙古族的文化影响在锡伯族文化中并不突出。但是，作为统治民族，其语言对锡伯族的语言文化具有较深的影响。据有关资料佐证，明末清初，锡伯族军民基本都通蒙古语，而且，锡伯族人在蒙古统治者与外界交往中均充当译员。这说明，当时蒙古族与锡伯族之间，语言翻译已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在目前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语中，有许多蒙古语词汇，并成为锡伯语词汇的组成部分。

清朝康熙年间，科尔沁蒙古将锡伯族悉数“进献”给清政府，锡伯族军民摆脱蒙古的统治而被编入满洲八旗，开始被置于满族统治之下。在与满族的近百年（1764年西迁前）交往中，锡伯族接受了满族文化，尤其是满语满文成为锡伯族的主要信息交流工具。这时，锡伯族文人已开始大量接触满文书籍，如翻译的汉族古典小说、语言类工具书等。并且，满族进关之后在逐渐失去自己语言文字的情况下，锡伯族军民始终保存着满语满文，以至在东北外交活动中，清政府往往选取锡伯族文人充当翻译，不仅做口译工作，还做外交文件的笔译工作，受到清政府的嘉勉。可以想见，这时的锡伯族民间已大量接触满文作品，并有了自己的民间笔译工作者。

1764年，4000多锡伯族军民西迁伊犁，为满语满文的保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辛亥革命前夕，满语在锡伯族民间出现了民族学意义上的传承变异现象，即口语得到很大发展，并形成锡伯语。这时的锡伯族民间，已保存和流传有许多满文小说、档案、语言工具书、民间故事、散文等，并且大部分是自己的文人译成的，成为群众的精神食粮。

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制定的“旗民不交产、旗民不交往”的封建制度已被废除，锡伯族与汉、维吾尔、哈萨克等族的交往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与汉族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汉语汉文逐渐被接受，学校开始锡伯语、汉语双语教育，涌现出不少直接使用汉文创作的人员和翻译工作者。在伊犁地区各项公务活动中，锡伯族文人开始主要承担汉族和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之间的口译和笔译工作。在民间，已有更多的汉文和俄文古典小说、语言工具书、散文、生活知识等书籍被译成锡伯族文字流传。民国年间，不少锡伯族有识之士，先是从充当翻译开始，然后先后被任命为各级官员。他们在公务活动之余，仍然翻译介绍汉、维吾尔等族文化给锡伯族群众。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尚学会和兴学会都是群众文化团体，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兴办教育，宣传新式教育，组织翻译汉文教材、科技小常识等图书和文章在公办和会办学校推广使用，并收到很好的效果。在盛世才伪装革命、亲苏联共时期，随着新疆文化局面的改观，锡伯族的文化气氛也空前活跃起来，一批汉族戏剧、歌剧和秧歌剧等由管兴才等人翻译移植到锡伯族民间演出，如《小放牛》《卖油郎》《卓文君》《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近百名青年学生纷纷离开察布查尔封闭的环境，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伊宁等地上中学和中专类学校，他们不少人为锡伯族的翻译事业作出了贡献。如在迪化求学的图奇春等青年，于1936年创办刊物《朝霞》（锡伯文）（1938年交由锡伯族文化团体“锡索满文化促进会”作为会刊出版）；1946年6月，萨拉春、仲谦、关德清等人在伊宁市创办油印报《自由之声》（锡伯文），1949年改名《新生活》。这些报刊主要翻译刊登汉文抗日消息、小小说、散文、诗歌等，成为锡伯族青年文化生活的重要补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盛世才伪装革命、亲苏联共时期，许多锡伯族青年学生去苏联阿拉木图等地留学，他们不仅带进了苏联先进的思想，而且带来很多有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技方面的俄文书籍，并翻译成锡伯文介绍给群众。

这一时期，在察布查尔民间的文化活动也非常活跃。在翻译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批用锡伯文翻译的汉文和俄文古典小说、新小说、诗歌、戏剧和秧歌剧脚本等广泛被传抄，成为民间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途径之一。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锡伯族的翻译文化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基本表现为民间性质。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为锡伯族语言翻译文化的规范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语言翻译由民间走向正规之路。1951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成立，1953年底在该社设立锡伯文编辑室，开始筹备锡伯文读物的编译出版工作。自1954年开始编译出版锡伯文读物，至2010年底，新疆人民出版社共编译出版锡伯文（包括汉锡和锡汉合璧）教育（课本）、文化、政治、科技、历史、文学、辞书等类图书400余种，其中70%以上是从汉文翻译的图书。部分文学名著译著在民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慈禧太后演义》等。1956年，新疆教育出版社设立锡伯文编辑室，开始出版小学课本。至2000年底，共出版锡伯文教材200余种，其中多数也是自汉文编译。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将《自由之声》报更名为《新生活》（1974年更名《察布查尔报》至今）；20世纪50年代，察布查尔县文化馆编印《察布查尔文艺》第一期（但第一期之后即停刊，直至1985年复刊出第二期）；1982年察布查尔县成立锡伯语言学会，接着创办会刊《语言通讯》，已出40多期；198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创办《锡伯文化》丛刊，至2010年已出刊40余期。几十年来，这些报纸杂志主要也是刊发自汉文翻译的通讯、消息、语言、文化、历史文章、小说、散文、诗歌等。这一时期，民间的语言翻译文化也有较快发展，有一批民间翻译人员先后将《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李有才板话》《高玉宝》《三国演义》《岳飞传》《济公》《清史演义》《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三侠五义》《杨家将》《封神演义》等几十部小说、传记翻译成锡伯文，在民间进行广泛传抄并“念说”，受到群众的喜爱。这些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数被查抄焚毁，但许多人冒着危险仍保存有传抄副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民间老艺人又拿起笔继续翻译这些作品，使损失的民间文化又被补救了回来。

自20世纪30年代至改革开放，为锡伯族语言翻译事业作出贡献的先后有几十人，主要有萨拉春、管兴才、穆精阿、柏雪木、希布产、正津巴吐、穆旭东、舒慕同、肖夫、郭基南、图奇春、伊克津太、杨震远、善吉、奇车山、佟玉泉、永志坚、何文勤、永善泰、贺灵等。他们或译文学作品，或译中小学课本，或译政治书籍，或译科技知识书籍，或编译语言辞书，或整理满汉合璧作品，等等，各有所长，各有侧重点，受到锡伯族知识界的好评。(www.xing528.com)

新疆锡伯族的文化是清代东北锡伯族文化的继续，也是满锡文化、汉锡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具有“留守性”屯垦文化特点。开放性和兼容性是本文化得以丰富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锡伯族文化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翻译文化的推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这样说，新疆锡伯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其翻译文化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第一，翻译文化保证了锡伯语的传承和延续。一种语言的传承和延续，一是靠民间语言环境如何，二是靠该语言载体的广泛使用。一部分锡伯族自祖国的东北迁到西北屯垦戍边，近200年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加上清朝严格的八旗制度，使这一封闭性更为加强。在这种客观条件下，锡伯语（确切地说是满语）成为唯一交流工具。当汉、俄罗斯、维吾尔、哈萨克等族开始与锡伯族交往以后，作为信息沟通的媒介——翻译文化日益显得必不可少，语言翻译成为民族之间交往的重要手段。200多年来，不仅口语翻译为日常所必不可少，而且，笔译为锡伯语的保存发挥了很大作用，大量锡伯语词汇通过翻译作品保存了下来，成为锡伯族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翻译文化丰富了锡伯族的文化生活。新中国成立以前，锡伯族的文化生活虽然比较落后，但翻译文化在民间很受重视，尤其是汉族的古典章回小说译本，在民间都被视作珍宝。很多不懂汉语但喜爱这些作品的老者，不惜花数头牛，或数十只羊，或数百公斤小麦的代价，请人用锡伯文翻译这些作品，并视之珍宝。每当深秋和冬季农闲季节，这些老者召集喜欢听故事的男女老人，其中选一位善于念咏、口齿伶俐的人念翻译的故事内容，其他人围坐在火炕上倾听。这种念咏非一般人所能。因为念咏需要一种具有音乐美的咏调，并且抑扬顿挫，避免拖泥带水。民间的这种故事念咏形式，成为锡伯族的重要文化传播形式，民间称为“朱伦呼兰比”，这就是人们所称之故事“念说”。而且，这种念说只限于汉语古典章回小说译本，其他故事并非如此念说。在广播、报刊、电视等现代媒体普及之前，这种翻译文化的念说形式，可以称为汉族古典文化传播的最重要途径。如果没有翻译文化，就不可能产生“念说”这一文化现象。

第三，翻译文化沟通了各民族文化信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信息，都是通过语言翻译这一渠道来沟通的。辛亥革命以前，由于清朝八旗制度的严格限制，旗人与汉等其他民族之间不能随意交往，因此，锡伯族与汉等族之间没有多少机会直接交往，但是，上述汉族古典章回小说的翻译介绍，始终是新疆锡伯族的重要文化活动，可以说与新疆锡伯族历史相始终。通过这些译著，锡伯族深刻了解了汉文化的底蕴，使汉族的传统文化对锡伯族的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使锡伯族与汉族的文化距离越来越近。另外，锡伯族对俄罗斯族文化的了解，也是通过翻译文化逐步加深的。

第四，翻译文化丰富了锡伯语汇的信息量。通过锡伯族与各民族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开始接触医药、科技、政治、经济、文化等新词术语，这时锡伯语开始面临词汇贫乏的问题，因此，新词术语的创新成为语言文化界的重要课题。数十年来，语言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先后整理、创造和规范了很多新词术语，使锡伯语更加丰富，词汇大大增强。

第五，翻译文化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感情交流，历史上形成的锡伯族与某些民族之间的隔阂变得越来越小。民族与民族之间沟通，首先要扫除语言障碍，如果互相语言不通，那么深入交往是不可能的。新疆的锡伯族在近百年中，先后与维吾尔、哈萨克、汉、俄罗斯等民族共居杂处，在与他们的长期交往中，多数人学会和掌握了这些民族的语言或文字，尤其是近90%的人都掌握了汉语。在日常生活中，各民族之间的语言互译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锡伯族群众与这些民族群众之间交往已没有语言障碍，因此，锡伯族与这些民族之间的感情得到进一步深化（升华），民族之间的通婚（尤其是锡伯族与汉族之间）已成为普遍现象，加速了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

第六，翻译文化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进步与文化繁荣。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锡伯族文化特点的吸引力，不少国内外学者以人类学等现代学科的方法对锡伯族进行考察，其结果都证明该民族的整体素质在我国各民族之前列。之所以有这个结果，就是由于锡伯族文化素质逐步得以提高的原因。考察新疆锡伯族200多年的历史，其历史大多在封闭的环境下经过的，但是，封闭的环境并未能阻挡住文化的开放，在近200年不见一个汉族人的情况下，汉族的传统文化却始终影响着锡伯族群众的精神风貌和物质文化，这里就是翻译文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方面推动了锡伯族的进步，另一方面，加快了锡伯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提高了民族的整体素质。另外，通过翻译文化，锡伯族更多地了解了俄罗斯的近代文明，使俄罗斯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影响，对提高锡伯族的整体素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历史上，锡伯族的翻译文化经过了发端—稳定发展—较快发展—停滞—恢复等几个阶段。明末清初是发端阶段。在该阶段，锡伯族军民被编入八旗编制，接受了满语满文，使之成为锡伯族的族际交流工具，语言翻译文化发端。1764年部分锡伯族军民的西迁，为新疆锡伯族继续保存满语满文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运用满语满文的语言翻译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作为民族语言——锡伯语开始形成。直到民国初年，锡伯族的翻译文化一直呈稳定发展的趋势。

自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末是翻译文化较快发展的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锡伯族开始广泛与汉、维吾尔等民族交往，汉族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大量传入锡伯族地区，学校锡伯语、汉语双语教育普遍得到加强，一批直接使用汉语汉文的翻译人员、文学创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涌现出来，翻译文化由民间走上正规之路，锡伯文有了出版园地，一批编译的文学作品、政治读物、教材、科普知识等书籍正式出版，翻译文化成为汉锡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和破坏，锡伯族的翻译文化活动基本停止，锡伯文停止使用，锡伯文出版机构被遣散，大量翻译作品和图书遭到焚毁的厄运，为锡伯族翻译文化作出贡献的多数翻译工作者被批斗和打倒。学校双语教育成为单语（汉语）教育，汉文一度成为唯一的交流工具，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锡伯文文盲，锡伯语已失去其“纯洁性”，大量汉语科技、卫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词汇被锡伯语吸收，锡伯语开始成为民间所称的“二转子语”。

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学校恢复锡伯文教学，双语教育得到加强，社会上又开展了锡伯文扫盲活动。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人民教育出版社恢复了锡伯文编辑室，十余年间，先后编译出版了近300种有关历史、文化、政治、科普、语言、文学、艺术、地理等方面的图书以及辞书、中小学和成人教材，尤其是一批汉族古典文学名著被翻译出版。一批老一辈翻译工作者重新焕发青春，活跃在翻译文化舞台上，并形成中青年翻译和创作队伍。国内外兴起了对锡伯语言文字的整理和研究热潮，并出版了一批资料集、专著等。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恢复对锡伯语文的行政语地位，锡伯文报刊或恢复，或创办，锡伯文读物的印刷条件大为改善，质量大大提高。这是锡伯族翻译文化的恢复时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锡伯族的翻译文化面临严峻局面，老一辈翻译工作者和创作人员或去世，或年老体衰而歇业，或退出该领域。学校双语教育被视为可有可无，锡伯语文教学处于停滞境地，锡伯文教材和其他各类读物的出版也处于实际停止状态，锡伯文图书发行已无法进行，几乎无读者群了。锡伯族六七十岁以下人员都已直接使用汉文，尤其是年轻一代几乎无人使用锡伯文，散居在城镇的数千人也已开始直接使用汉语交流。锡伯文开始面临被废止的局面，锡伯语也在逐步失去其功能，缓慢向汉语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