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锡伯族：与俄罗斯文化的融合

第二节　锡伯族与俄罗斯文化

在我国56个民族中，锡伯族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并且呈现大分散、小聚居和东北、西北“两地分居”的局面。因此，两地人民与交往的兄弟民族和接触的文化各不相同，尤其是在邻近国度文化影响方面，两地人民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差异。200多年前，锡伯族一部分军民西迁，留守东北的军民与满族一起，迅速接受汉族文化，民族学意义上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特点基本淡薄；而西迁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的锡伯族军民，近200年一直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点保持比较完整。由于戍边征战的需要，很多官兵在天山南北或驻防台站，或巡查疆界，或防守卡伦，或稽查游牧和耕种。锡伯族自西迁之初便开始与维吾尔、哈萨克、汉、满、达斡尔、俄罗斯等民族交往，接触他们的文化。其中俄罗斯文化可谓异国文化。从社会形态而言，19世纪中叶至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族文化处在近代工业革命文明阶段，较清朝没落的封建文化处在较先进的文化状态。这是一种民族优势，也是一种扩张的有利条件。1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农奴制濒临崩溃，俄国政府加快了自18世纪初便开始的向我国西北地区扩张的步伐，俄罗斯族开始为西域各族所逐渐了解。1864年新疆农民起义以后，俄罗斯的文化与其军队及其快枪利炮同时进入新疆地区，军事侵略及文化扩张一度制伏了清朝在伊犁的政府。从此，锡伯族开始频繁接触俄罗斯文化，锡伯族的文化结构开始起变化。

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等。纵观锡伯族的文化，俄罗斯文化对其既有广义上的影响，也有狭义上的意义。俄罗斯族的文化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对锡伯族整体素质的提高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俄罗斯族的某些文化事象已成为锡伯族文化之树的有目共睹的枝杈。客观地阐述俄罗斯族文化对锡伯族文化的影响，对进一步认识锡伯族的文化心理特点以及发展历程，对兄弟民族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加强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均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锡伯族是一个文化接受心理较强的民族之一。在与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中，以彼之长补己之短、兼收并蓄、文化宽容及不断自我更新，是其整体素质迅速提高的重要动力。当100多年前，俄国开始以火枪利炮威胁民族生存时，锡伯族民众除了拿起武器军事抵抗外，对俄罗斯文化的先进成分并没有抑制，而是出于取长补短的精神，经历了初次接触—了解内涵—逐步接受的过程。

锡伯族与俄罗斯民族的接触，早在17世纪下半期便开始。当时，俄国侵占西伯利亚之后，接着把侵略矛头指向了我国东北黑龙江地区。俄国侵略军进犯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等族村庄。在这些村庄就有部分锡伯族居住。可以说，他们是首次接触俄罗斯民族的锡伯族人。他们同达斡尔等族人民一起奋起抵抗俄国军队，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但是，在战争期间，侵略民族与被侵略民族之间不可能有文化交往，侵略民族在征服被侵略民族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是其野蛮、残忍的一面，其人类共具的文明进步的一面已暂时泯灭殆尽，为野蛮和残忍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这部分锡伯族人并未感受俄罗斯的文化，只是对俄罗斯人有了人类学特征上的印象。

17世纪末，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锡伯族被科尔沁蒙古“献出”，编入满洲八旗，开始被调遣到辽宁、吉林等地驻防，处于黑龙江流域的部分锡伯族也纷纷南迁。一直到18世纪下半期，锡伯族已没有条件与俄罗斯民族接触。

1764年后，锡伯族形成了小聚居、大分散（东北、西北分居）的局面。留居东北的军民继续在辽宁、吉林等地或屯垦，或驻防，或被遣征战。而西迁的4000多军民肩负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重新处在中俄边境线上。这为锡伯族与俄罗斯民族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锡伯族军民定居新疆伊犁河南岸，说明明清以来蒙古准噶尔部世代游牧的伊犁边陲为其驻守。自1766年始，部分官兵开始派往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换防；1771年，又开始了换防喀什噶尔等地的光荣使命。但更多的官兵却驻守伊犁河以南地区的卡伦台站。据史料记载，1864年新疆农民起义以前，俄国几乎每年派出情报人员、地质勘测者、军人等非法进入锡伯等营驻守的边境地区刺探情报、勘测地形，为其侵占我国领土做准备。这些人均与锡伯等营官兵及旗民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另外，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加快了对新疆西部地区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步伐，其外交人员、军官等频繁往来于塔城、伊犁等地，或要求开埠通商，或要求订立各项章程，或要求设立领事馆等。锡伯营军民对俄罗斯人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索伦营锡伯军民（因索伦营兵源枯竭，于1798年和1834年，清政府两次决定从锡伯营抽调军民共260户共1279人补充索伦营，使索伦营中锡伯族占相当数额），因俄国各类人员主要从现霍城地区进出，所以有更多的机会与俄罗斯人接触，对俄罗斯民族有了较多的了解。

1864年新疆农民起义，伊犁地区处在起义烽火之中。数年中，清朝在伊犁的统治暂时被推翻，但起义领导权也被一小撮封建地主、宗教上层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所篡夺，起义改变方向，成为他们之间争权夺利和民族仇杀的战争。首先索伦营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因索伦营寡不敌众，于1866年初和7月被迫分数批退入俄国境内，其中有很多锡伯族军民。这些人被俄国当局分别安置在库库乌苏、喀拉塔拉、喀帕儿和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地。他们在这些地区被强制为俄国人开荒种地、放牧、干杂务，收获物被勒索净尽，生活困难。因此，他们派代表到塔城要求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赎回他们。经过中俄双方多次交涉，于1868年上半年俄国当局将他们送回中国。两年多时间在俄国境内滞留的索伦营锡伯等族军民，因与俄罗斯军民直接接触和交往，对俄罗斯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之后来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积极倡导者。当时，俄国人在索伦营安置之处已有相当规模的聚居，尤其是阿拉木图已成了不小的城镇。因此，俄罗斯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锡伯、达斡尔等族军民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直到现在，在索伦营军民后代即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和塔城锡伯族中间，流传有不少传说故事，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这说明了当时处在没落的封建文化状态下的八旗军民，对另一种形态文化的记忆之深刻以及向往情况。

1864年农民起义后，俄国认为侵占伊犁的时机即将到来，因而加紧了侵略步伐。他们趁伊犁地方封建政权内部钩心斗角之际，集中武力向我国边境推进，频频与我国伊犁河南北军民发生武装冲突。锡伯、达斡尔、蒙古等军民纷纷奋起抵抗，但都敌不过俄国的火枪利炮而东退，俄国军队步步扎营、步步东进。到1871年大敌当前，伊犁地方政权放弃抵抗，俄国军队终于侵占伊犁，开始了俄国对伊犁各族人民的10年殖民统治历史。

俄国侵占伊犁之后，废除伊犁地区原有的行政建制，将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殖民统治制度强加给伊犁各族人民。在锡伯营，俄国当局在今海努克地区派驻官员，设立行政管理机构，管理锡伯营事务。在10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锡伯营军民纷纷抵抗俄国当局，拒绝向他们交租粮、户口册籍和税银，并涌现了如喀尔莽阿等抗俄爱国英雄。

俄国当局对锡伯营军民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对清代形成的八旗封建制度，如八旗行政制度、封建礼节、各种封建规章制度、居住形式等，都认为不合乎他们的统治规范，强制进行革除，并建立起自己的规范。这种做法受到了来自锡伯营自上而下的抵制。但是，征服者的意志往往最终以武力强制执行，锡伯营的抗俄代表最终被押出伊犁，锡伯营暂时被强权所压服。之后，俄国当局在锡伯营增派许多官兵和行政官员，撤换锡伯营与其作对的各级官吏，开始了对锡伯营的“整治”。如取消人民对官吏的跪拜等封建礼节，取消抬轿等；强制旗民开挖沿街渠道，种植树木，整理庭院，模仿他们的住宅模式等。另外，开始输入本国的日用品及农具。在十年中，锡伯营军民一方面尝到了丧权辱国、殖民压迫的滋味，另一方面也被动感受了俄罗斯的近代文化，使当时锡伯族的封建文化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882年清政府收复伊犁，伊犁的10年殖民屈辱史结束。但是，俄国的近代文化影响却继续在伊犁各族人民中存在，尤其是锡伯营军民中，这种影响尤为明显。

1882年清政府恢复伊犁将军，并在当年至1884年先后签订了《中俄伊犁界约》《中俄喀什噶尔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等划定中俄之间西部边界的条约。从此，西部边界相对安定了20多年。在此期间，俄国投入较多的财力和物力，从我国西部割占的土地上大量移民，建立许多城镇，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城市已发展成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功能较全的文化都市，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建设成就，通过各种渠道，为伊犁、塔城地区锡伯等族人民所了解，成为他们当中有志之士的求学和汲取文化营养之处。至20世纪初，开始了锡伯族留学沙俄、苏联的活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扎拉丰阿和喀什噶尔行营及喀什噶尔道通商局译员福善是锡伯族首次倡导派学生到俄国留学的开明之士。他们二人均出生于索伦营，一个9岁、一个6岁便跟随父母于1866年流落到俄国，自小见到新世界，学会了俄语。扎氏在参赞大臣任内，从俄国引进了优良树种、优良马、牛及农具、车辆、日用品，为两国的贸易作出了贡献。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扎拉丰阿和福善与俄国有关当局协商，派博孝昌、崇恩、伊立春3名青年到俄国托木斯克工业学校学习。其中博孝昌中途回国，崇恩和伊立春学成回国后分别到东北和济南成为工程师和教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扎拉丰阿和福善奉清政府之命，又派关清廉、殷德善、萨拉春、巴图沁、春保5位青年前往阿拉木图（当时称维尔内）入维尔内中学学习。其中关清廉因成绩优秀，曾获金质奖章。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关清廉初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后任新疆学院（现新疆大学前身）俄文教授等。殷德善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后去北京大学任俄文教授。萨拉春初任惠远高等学堂教习，继办理中俄商务，出任锡伯营领队大臣，两次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和安集延领事，后参加三区革命，从事文化事业等。巴图沁初在迪化等地从事外交工作，继出任索伦营领队大臣、阿拉木图领事，后被盛世才逮捕入狱。春保初在塔城任职，后因与苏联当局发生口角等争斗被苏联红军枪决。民国2年（1913年），阿昌阿、德全、屯札3人不顾当时俄国国内战乱，自费到阿拉木图求学，但学业未结而归。

1924年中苏建交，关清廉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带伊敏政、图奇春、佟荣昌、崇勋、景喜、音德春、宝春、玉华禄、二善等10余名青年到阿拉木图留学。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锡伯族经济、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为发展锡伯族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1926年萨拉春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后，带中孚、舒慕同、春布尔、贺继光、忠浩、安崇志等青年到苏联留学。1933年萨拉春又与苏方商定，选派贺继忠、广寿、悼伦泰、关荣来、四善、文德清、孔信昌、忠政等10余人到塔什干留学。同年，巴图沁出任中国驻苏联阿拉木图领事，又带文连、郭文明、小吉、联志等青年到阿拉木图留学。20世纪30年代中期，盛世才伪装革命，曾派各族青年到塔什干留学，其中锡伯族青年有安子瑛、郭松林、文德清、柯惠庆、关善保等。1936年广禄出任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六善、八善、九善、三美、兰香、舒华福、孝顺等青年到塔什干留学。1936年萨拉春再次出任中国驻苏联安集延领事，带文宁、文安、永布尔、崇文、合格尔、关毅珍、何玉英等青年到苏联留学。(www.xing528.com)

留学是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最佳途径之一，也是影响和推动锡伯族文化，带动锡伯族文明进步，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最佳方式。

第一，掌握了俄语，他们有的回国给本民族学生教授俄语和现代科技知识，影响面逐步扩展。

第二，这些学生带来了俄罗斯民族的教育生活模式。他们发现，自清代延续的锡伯族封建文化已成为阻碍锡伯族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如不改革，锡伯族还将愚昧和落后。因此，他们回国后多数人积极倡导办学，提倡新式教育，要求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并协助政府带头在宅院和街道种花、植树，整治公共饮水渠道，穿俄式轻便服装，要求改革清朝延续的长袍马褂等。在宅院建筑方面，这些回国青年带头改革传统的阴暗潮湿的平顶屋，倡导改建俄式住房。几十年中，在察布查尔8个牛录普遍盖起了这种房院。

第三，妇女的出国留学，促进了锡伯族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妇女的觉醒，带动了广大女性冲出家庭牢笼，入校求学或远离家乡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伊宁等地上学。另外，许多男士又带自己的妻室出国，让其见识外面的世界，她们剪短头发，脱去长袍，穿起裙子和俄式服装，在妇女界荡起不小的风波，也推动了妇女的自我解放。

第四，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在如此国度里，来自另一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状态的青年，对其任何事物都感新鲜，尤其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学说及现代科技知识感知颇深。他们多数人带回有关这方面的俄文图书，译成锡伯文介绍给群众，对社会改革、转变人们的封建意识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五，有些人通过留学，掌握了国际贸易基本知识，因此，在倡导与苏俄进行民间贸易的同时，带头组织本民族土特产品，与苏俄进行贸易，引进优良种子、优良种猪、农业机械（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马拉铁犁等）、日用消费品（如布料、毛料、铜盆、洋炉、食糖、化妆用品等）、文化设备（如无声和有声放映机等）、报纸杂志，等等。不仅丰富了锡伯族物质文化生活，而且大大带动了整个伊犁地区民间与苏俄贸易的发展。

第六，由于锡伯族留俄学生的良好表现和影响，以及驻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的领事多为锡伯族，民间贸易的倡导和促成者也多为锡伯族，因此，在俄罗斯族中，锡伯族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使不少苏俄官员、社会科学工作者及经济工作者等，对锡伯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20世纪初始，就有不少上述人员到锡伯族地区考察、采风，或刺探情报。在新疆三区革命时期，苏联当局出于自己的利益，曾在锡伯族中发展为其服务的情报人员，并用多种方式长时间考察这些人，成为锡伯族历史的疑案之一。

第七，凡留学苏俄的锡伯族学生均对俄罗斯的文学艺术、音乐文化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苏俄广泛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带回国内，并译成本民族文字介绍给群众。据有关资料介绍，他们先后带进译介的文艺作品有《复活》《死魂灵》《普希金诗选》《叶甫盖尼·奥涅金》《白雪公主》《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几十部。俄罗斯的民歌和创作歌曲对锡伯族产生的影响尤为明显，如《再见吧妈妈》《纺织姑娘》《山楂树》《高加索囚犯》《三套车》《青年近卫军进行曲》《贝加尔湖》《红梅花开》《为啥眼睛挤来挤去》等数十首歌曲不仅为民间代代传唱，而且锡伯族文艺工作者将其加工、移植，再创作成群众更加喜闻乐唱的曲调，成为锡伯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另外，俄罗斯族的交际舞、踢踏舞、恰尔达西舞、米尔卡舞、夏帕克舞、波尔卡舞等广泛被锡伯族接受，成为其舞蹈艺术的重要因子。

第八，俄罗斯的饮食文化也部分地被接受。如列巴（面包）、苏波汤、香肠、俄式烤饼等已成为锡伯族餐桌上的日常品。

第九，个别俄罗斯人与锡伯族通婚，给锡伯族的婚姻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第十，老一代留学俄苏的学生，不仅自己的思想模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及各种追求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对自己的后代倾注了很大心血，千方百计以自己的新模式来塑造和培养。首先，他们将子女送到在伊宁成立的俄罗斯学校接受教育。在这些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均为俄罗斯人，管理方式均为俄罗斯化，因此，进入该校犹如处在异国他乡，接受异国的纯粹教育。某些富裕户还为子女聘请俄罗斯家庭教师，足不出户接受俄罗斯教育。其次，让子女步自己的后尘把他们送到俄罗斯留学，哪怕是数个月的进修。再次，送子女到伊宁、塔城等俄罗斯人聚居区找素质较高的俄罗斯人家寄住，一是学语言，二是学其行为模式，三是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另外，一些经商者还带自己的子女闯世界，学习贸易知识，接触俄罗斯的经济文化。久而久之，这些人的后代形成为锡伯族社会的特殊阶层，其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与一般未接受过俄罗斯文化的锡伯族人有很大不同。如他们多数人均起有俄罗斯名字，家里摆设和布置具有很浓厚的俄罗斯文化气息，饮食文化趋于俄罗斯化，相互晤面称呼俄罗斯名字或用俄语交流，日常用品多用俄罗斯产品，唱歌跳舞均以俄罗斯歌舞为首选。多数人又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后代接触俄罗斯文化，或送去留学，或出境经商，或送俄罗斯旅游，等等。这样，俄罗斯文化在这一阶层中呈现出一代传一代的趋势。

纵观锡伯族与俄罗斯族的整个交往历史以及俄罗斯文化对锡伯族的影响过程，俄罗斯文化在锡伯族社会经历了被动接受—认同—吸收—移植加工而为我所用等几个阶段。20世纪以前是被动接受阶段，俄国的强权加文化侵略，使锡伯族传统的封建文化结构发生变化，被动接受了俄罗斯文化。20世纪初，俄国社会发生质的变化，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引人注目，成为中国人关注和向往的焦点，锡伯族认同了该文化。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民间与俄罗斯族的交往越来越频繁，锡伯族大量吸收俄罗斯先进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将俄罗斯文化移植加工，与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锡伯族特殊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