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的图腾崇拜及相关文化现象

第四节　图腾崇拜

母系氏族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其社会生产力较前有了显著的发展，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在继续进行采集和狩猎的同时，出现了初期的畜牧业；人们从广泛的以自然环境为范围的游牧生活，转向了以特定的自然环境为范围的定居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信仰心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于定居生活，促使了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的发展，又使人们较全面地熟悉了各类动物的习性、特点和所居范围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对所居范围某种特殊自然物（包括动物）或自然现象的崇拜行为，认为某一种或数种特定的自然现象或动植物和自己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每一氏族都以这种动物或植物作为自己氏族的标志而加以崇拜，这就形成了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在某些民族中发展较充分，但在另一些民族中则不然。他们虽然都经过了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然而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因各自所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民族迁徙状况、与先进民族的接触情况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必定产生很大的差异。因此，就母系氏族社会这一特定阶段来说，某些民族经历的时间较长，而某些民族则短暂。

过去，学术界对图腾崇拜有片面的理解，它的主要内容是，认为人来源于某种动植物。其实，图腾崇拜是对现实经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以主要食物来源和对凶猛、驯服、灵性动物为崇拜内容的崇拜现象。当时，人们的自然崇拜，由物体本身的崇拜转化为对其寄托物——神灵的崇拜，人们的神灵观念高度发展。此外，人们对自身也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女性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人类繁衍的源泉。在这种意识支配下的信仰领域里，说图腾崇拜是氏族标志物确有一定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分析锡伯族的图腾崇拜，可以找到不少痕迹。

锡伯族在大兴安岭地区活动时期便开始崇拜一种似狮非狮、似狗非狗的动物，男人把它的头像铸刻在皮带钩上，每当上山打猎，都特意系上它；有的人家把它的头像贴在供桌前面，逢年过节为它烧香磕头。对它的来历，锡伯族民间还有流传至今的传说：锡伯族先祖在东北大兴安岭地区活动时，由于气候寒冷，食物来源贫乏，部落头人决定携族南迁。他们在大兴安岭深山密林里，不知走了多少天，结果迷途又回到了原地，始终没有走出深山密林。族人愁眉苦脸，怨天恨地。有一天，人们正无奈之际，队伍前面出现一头似狮非狮、似狗非狗的动物在引路，他们就跟着这头怪兽，不多久就安全走出了山林。从此，人们就把它当做神兽开始供奉了起来。对该神兽，后来人们称为“鲜卑兽”。如马长寿先生在其《乌桓与鲜卑》一书中说：“《魏书·帝纪·序纪》谓献帝邻命诘汾南徙，‘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引导，历年乃出’。此神兽似鲜卑。东胡人以此兽状铸刻带钩之上，即所谓‘鲜卑郭洛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因为此神兽引导鲜卑人出大兴安岭南迁，使之成为鲜卑人崇拜的对象。在有些锡伯族家谱上，至今仍画有这种神兽像。(www.xing528.com)

1960年夏季，在内蒙古扎赉诺尔发掘的31座拓跋鲜卑墓葬中，其壁画内多绘狗；在北票冯素弗夫妇墓葬中还殉犬两只，这应是乌桓和鲜卑“肥养一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后汉书·乌桓传》）的旧俗。这里所绘之狗，以及所殉之犬即象征着“神兽”或“鲜卑兽”。其实所谓神兽并不神，它也许是别于其他家犬的专产于大兴安岭的一种家狗。据锡伯族老人讲，过去锡伯族人养有一种家狗，腿短毛长，驯服好主，大概此即从大鲜卑山（大兴安岭）传下来的所谓“鲜卑兽”，或者是后人阐述的所谓“瑞兽”。

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锡伯族著名的萨满神本之一《祈告祝赞祷告神歌》中，前后记载了10余种动物神灵，它们都是锡伯族萨满供奉的副神（每一位萨满都供奉一个正神，从现有的资料看，多数萨满供奉过鹰神或雕神），在萨满遇到危险或与病魔搏斗时，就呼唤它们，以求帮助自己战胜病魔。它们是老虎神（塔斯胡里，这里又分为公虎和母虎两种）、狼神（尼胡里）、金钱豹神（雅尔哈）、野猪神（艾吐罕）、骆驼神（沙尔旦特门）、蟒神（扎宾）、龙神（穆舒鲁）、雕神（岱木林）、鹰神（安初兰）、银鹡鸰神、木臣鱼神、黄鱼神、野马神等。

锡伯族虽然供奉上述各种动物神灵，但直到今天，没有发现关于上述诸神与锡伯族有何渊源关系的神话传说，然而上述某种神灵有作为各个氏族标志的痕迹。例如，过去，锡伯族每一哈拉（姓）都有一个萨满，而每一哈拉萨满供奉的神灵都相异，而且都以动物作为标志。在这里，每一哈拉萨满有将自己哈拉的图腾标志树为自己的保护神的可能。另外，目前锡伯族每一哈拉的名称（姓氏），是不是为鲜卑语动物名称，值得深入研究。目前，察布查尔锡伯族中有30余个姓（哈拉），例如，瓜尔佳、郭尔佳、安佳、佟佳、何叶尔、托库尔、苏木尔、扬吉尔、温都尔、华西哈尔、孔古尔、哈斯胡里、图克色里、永妥里、英图里、胡西哈里、扎斯胡尔、巴雅拉、那拉、吴扎拉、富察拉、果尔齐、郭罗罗等。上述哈拉名称亦即姓氏，至今无一解开其含义。

此外，在锡伯族民间，还有一些准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这在有关章节中作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