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控时代”的最大命运共同体
习总书记曾强调,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当前,以互联网为主体的网络空间成为陆海空天电实体空间之外的“第二类”生存空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文化生态和冲突形态悄然发生了变化,信息的控制与反控制成为事关生产力、文化力和国防力的关键,人类社会进入“控”时代。
信息化、网络化推动社会运转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日益提升,“以信息为主导,以网络为载体的信息化社会”已经成型。
信息控制与反控制上升到战争范畴。网络攻击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核武器”。
全球互联的网络空间在加强信息流动的同时,催生了控制人心、控制社会、颠覆政权的新模式。信息网络所代表的“意志与思想”走向台前。
网络时代的到来,对人类社会提出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聚焦到中美之间,就是构建“相互确保安全”的新型中美网络关系,之所以区别于美苏冷战时期核战略的“相互确保摧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网络扩散”远远超过“核扩散”,其杀伤力甚至超越人们的想象。恐怖分子相对容易掌握的超级“网络武器”,可能使世界面临根本无法控制的灾难,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立应对。
1.网络空间成为社会最大“利益汇合点”
“斯诺登事件”的爆发,激起了世界网民和舆论对美国监控行为的愤怒。但笔者更希望“棱镜门”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冷静门”。因为在深层次上它还显示:网络空间事关生产力、国防力和文化力,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大的“利益汇合点”。
首先,网络空间承载着先进的生产力。“棱镜门”折射出美国从软件系统到硬件设施完整的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网络空间铸就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网络经济对世界GDP贡献率逐年跃升,2010年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经济,有预计称,中国2015年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已成为网络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世界正以网络空间为纽带,形成一个巨大的“经济共同体”。
其次,网络空间蕴藏着新质国防力。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全新的作战领域,“棱镜门”折射出美国拥有的网络资源和技术优势对整个世界的控制能力,威胁到整个世界的安全。网络空间悄无声息地穿越传统国界的限制,而且把整个世界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因此,不同于美国当年在广岛、长崎扔核弹,在伊朗释放“震网”病毒,不仅让德黑兰的1000多台离心机瘫痪,而且感染了大半个世界。网络攻击的波及面之大,危害性之深,可能让整个人类社会都承受恶果。
第三,网络空间催生出新的文化力。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社会生存的“第二类空间”,“棱镜门”折射的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品质,事关人类社会的文明。网络空间不再是实体空间的附属品。它前所未有地拓展了人们生存的深度、宽度和广度,并承载了大量的私密信息,催生了网络文化,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乐园。
除了生产力、国防力、文化力能显示网络空间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利益汇合点”之外,“棱镜门”折射出的网络空间四大威胁也能说明上述问题。一是网络犯罪分子,比如网络窃密等;二是网络恐怖主义,比如“网络9·11”;三是网络军国主义,比如“网络珍珠港”;四是网络霸权主义,典型的就是“监控你没商量”、“动网等于动武”。
“棱镜门”代表一个全新网络时代的到来,其生产、安全和文化态势的深刻变化,对人类社会提出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聚焦到中美之间,就是构建“相互确保安全”的新型中美网络关系,之所以区别于美苏冷战时期核战略的“相互确保摧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网络扩散”远远超过“核扩散”,其杀伤力甚至超越人们的想象。恐怖分子相对容易掌握的超级“网络武器”,可能使世界面临根本无法控制的灾难,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立应对。
雅安地震发生以后,微信、微博等网络社交工具在虚拟空间开辟了救灾的“第二战场”。政府部门对此应有所触动,在危机时刻,加强网络化思维,形成一种利用虚拟空间,并映射到实体空间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模式,达到连续不间断、公开透明的危机处理最佳状态。
2.震灾中的网络思维
雅安地震发生以后,微信、微博等网络社交工具在虚拟空间开辟了救灾的“第二战场”。政府部门对此应有所触动,在危机时刻,加强网络化思维,形成一种利用虚拟空间,并映射到实体空间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模式,达到连续不间断、公开透明的危机处理最佳状态。
政府部门加强网络化思维,应将网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动“三大战略”,并尽快推出“三个制度”。“三个战略”:一是国家宽带战略。目前,国家部委11个部门联合上报国务院“宽带中国”战略,以争取政策和财税支持。但笔者认为,这依然是停留在原有的利益分配层面,并未真正获得改革“红利”,进而上升到战略层面。要实现国家宽带战略,首先,要聚合国家全力;其次,要基础流量免费;再次,要在全国边远地区普及。建议结合城镇化建设,将免费宽带网络融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将分布式的信息高速公路与集中式的小城镇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二是太空网络战略。无论是汶川,还是雅安,地震之后,基础设施的破坏、激增流量的拥堵,通信联络无不处于暂时瘫痪状态。目前,美俄都在加紧建设太空互联网。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太空互联网路由器”,采用“容断网”新技术,因而无需地面基础设施支撑,完全可以避免出现危机时刻的“信息孤岛”。三是网络文化战略。每到危难时刻,总有爱心暖流在涌动。社会管理者应发挥引导作用,依托网络平台,借助公益捐助“即时性”的特点,激发并逐渐培育新型的网络文化,以网络的便捷性、透明性和时效性,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三个制度”包括:一、网络慈善制度。无论是当下救灾,还是灾后建设,都是任重而道远。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社交网络组织多元爱心力量,辅之以财税激励,推动形成一个以企业为主、个人为辅的庞大的救援网络,将灾区的详细需求和社会的援助衔接起来,把当前的急需和灾后的建设结合起来,甚至结成“一帮一”的对子,使援助用到急处、爱心落到实处,提高救援的效率。二、网络公示制度。政府部门支持,建立独立第三方管理的网络公示平台,让国际组织、国家政府、社会机构、企业社团,包括个人,以平等身份加入信息发布和公众评估,将慈善行动放在阳光之下,让官员们不再为“郭美美事件”发愁。三、网络导航制度。爱心人士奔赴灾区,其心可鉴,但有组织的救援显然更有效,爱心也完全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来表达。为此,建议政府推出“慈善导航”平台,作为依托网络平台的爱心“指南针”。美国有个“慈善导航”网,对全国慈善组织进行权威信息发布及评估,为捐助者提供必要引导。政府不妨借鉴此做法,从微博直播、微信祈福到浏览网页新闻,从网络捐款、网络组织到网络监督爱心款项,通过科学引导,让公众的爱心变得更加有序高效。
信息消费进入“控”时代,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二是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三是信息消费与新“四化”的关系。
促进信息消费的关键是提升“四种能力”,即文化层面的信息生产能力、弱势群体的信息获取能力、业务层面的信息共享能力和国家层面的信息控制能力。
3.信息消费进入“控”时代
随着网络经济发展和网络社会成型,新一轮信息浪潮扑面而来。促进信息消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无疑已成为经济改革转型大战略,中国面临信息产业升级的大机遇。但欣喜之余,必须看到大机遇背后的大挑战。只有战略清晰,才能策略得当。
首先要认清信息消费进入“控”时代。随着网络迅速普及和广泛应用,现代社会赖以建立和运行的信息及其控制机制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宝贵资产,网络空间成为国家主权延伸的新领域。“棱镜门”事件警示我们,信息消费已从信息获取、信息共享,走向信息控制的新阶段。网络空间中战争与和平、霸权与民主、自由与管制三大矛盾将日益突出,信息控制与信息反控制将成为信息消费的大背景,信息控制能力成为促进信息消费的根本保障。
为此,要处理好与信息消费密切相关的“三个关系”。一是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促进信息消费,必须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并举,“以安全保发展,在发展中求安全”。寻找信息安全与产业发展的最佳平衡点,以安全需求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支撑安全需求,是促进信息消费的最佳选择。二是国内与国际的关系。既然是信息消费,就会有“信息出口”与“信息进口”。要以坚定自信发展信息消费走出去战略,形成以中华文化为特色的信息输出,利用网络传播中华文明。三是信息消费与新“四化”的关系。目前,我国正处于居民信息消费升级和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快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促进信息消费,更加明确了信息化在新“四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
同时,促进信息消费的关键是提升“四种能力”,即文化层面的信息生产能力、弱势群体的信息获取能力、业务层面的信息共享能力和国家层面的信息控制能力。提升这些能力要实施好“一个基础工程,三大网络强国战略”,也就是“免费宽带工程,网络文化战略、产业可控战略和网络国防战略”。
“宽带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在具体操作上必须结合“免费宽带工程”,用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结合国家直接投入,启动“信息扶贫”,确保边远和欠发达地区的信息消费水平,避免出现“信息孤岛”,造成新的信息贫富差距。
“网络文化战略”就是发扬网络特色文化,用互联网推动执政理念和官场文化变革,让“官老爷”放下架子做公仆,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鲜事”奏响网络文化主旋律,引导全社会行为习惯的改变。
“产业可控战略”是维护“信息主权”、落实“信息治权”、反对“信息霸权”的根本。要在可控基础上,支持鼓励相关企业加快自主创新,在全球化竞争中,力争在一些重点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网络国防战略”则是信息消费的最根本保障。面对世界强国在网络空间的“新圈地运动”,只有发展形成对等的网络制衡力量,才能确保“信息中国”正常运行,使中国在成为信息消费大国的同时成为信息强国。
中国发展的“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一代伟人毛泽东组织起来,打败了所有侵略者。第二个三十年,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活跃”起来了,走上了国强民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后来,网络空间有点活跃过头了。下一个三十年,这就需要在保持适当活跃、信息可控的同时,再次组织起来,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插上网络的翅膀。
4.中国信息安全的大变动与新觉醒
“控”时代
中国信息安全的大变动与新觉醒,包括三个观点。
第一个是对整个时代的判断。我们判断信息安全进入了“控”时代,所谓“控”时代就是网络时代,拓展出“第二类”生存空间。
第二点,斯诺登揭开了网络迷雾。
第三点如何发挥中国智慧、中国设计、中国自信。
信息安全进入“控时代”,我们认为信息成为国家的核心资产。以前大家老是说信息主导,其实没把信息放到核心地位。奥巴马2012年已经提出大数据是国家的“新石油”,“斯诺登事件”又给中国一个教训,进一步说明我们国家网络战略亟待提出来,这样国家才能面对网络化的崛起。
从国家安全层面来说,一方面是我们认为信息化带来自动化和智能化同时增加被控制的风险。另一方面,就我们国家非常重视的信息内容安全来讲,的确,网络空间在加强信息流动的同时,催生了控制人心、控制社会、颠覆政治的新模式,美国在西亚北非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就是典型的例子。
从生产力视角看,互联网不仅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而且蕴藏着新质国防力,另外网络空间催生出新的文化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互联网文化不是美国文化。
从对手挑战方面讲,美国是个网络强国,它的战略咄咄逼人,战略建设年年扩张。而且这个所谓推崇“网络自由”的国家,实施了包括身份认证的一系列措施,管制很严格。假如你在美国发一条恐怖信息,监控系统捕捉到以后马上进行控制。当然,这里面涉及的国家形象设计也是大的战略,需要在国家层面筹划。
第二部分是斯诺登揭开了网络迷雾,斯诺登给世界上了一次鲜活生动的信息安全的警示课。在这方面我国也做了一些工作:在涉军黑客事件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后黑客时代”迎来世界网络扩军热》。另一个,克里首次访华当天,提出《以我为敌,美网络战略误判后果很严重》。之后3天,美国发生了波士顿爆炸案。美国人还没从“9·11”恐怖袭击中走出来,最大的敌人是恐怖分子,包括网络恐怖分子,所以不要以中国为敌。然后我写了《美思科等信息产业“八大金刚”不能不设防》。随后第二天斯诺登在《卫报》披露了“棱镜门”计划。
第三点我想说网络空间战略的“中国智慧、中国设计、中国自信”。有几点考虑:一个是中国智慧给了我们很好的应对方式。我们有些人有一个非常严重倾向,就是崇洋媚外,比如全民学习英语,就很失败。其实我最近研究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互联网文化就借鉴咱们老祖宗的东西,互联网文化不是美国文化,互联网精神不是美国精神。目前,政府面对国家治理最难的一个难题,就是网络空间国家治理。要做好国家网络治理,就一定要政府官员集体觉醒,就是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归纳为阴阳观念、人文精神、崇德尚群、中和之境、整体思维,对网络空间具有指导意义。比如,这个规则怎么制定,就要在便利和隐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是中和之境。再比如,美国最开始跟谁都不谈网络控制,其实俄罗斯很早就提出来,但是美国都不谈。但现在他主动要谈,包括和我们谈,可见网络空间就是互联互通的,谁也不可能一家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一国独大,这就是整体思维。
包括现在谈打击网络谣言,网络治理,孔子曰,“志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是什么?网络空间的一个大道,就是正能量,德就是网民自己你要有道德,但是在国家层面就是一种大仁大义、大政方针。
第二个关于中国设计,网络空间的制度,网络空间的治理到底怎么治理,怎么挖掘出网络空间内在的驱动力和外在的国家行政力之间的平衡,我们目标就是培育信息强国、双轮驱动、自主可控、网络国防为核心的网络强国战略。既然是信息就有有控时代,必须信息强国,然后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核心产品自主可控、建设网络国防,网络空间要达到这样一个治理目标以帮我们治理这样一个信息强国,在文化方面我们要主导,在产业方面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催生中国信息产业“十八罗汉”。这也是对产业界的号召,希望信息产业,特别互联网企业在分享巨大的网络利益的同时,不要忘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一个超越国家民族超越政治的企业注定没有前景的。这是我们的中国设计的一个构想。
网络空间的中国自信
那中国自信怎么来呢?我们觉得“斯诺登事件”,或者整个社会发展这么一个程度,应该提醒我们开展一场中国网络渐进式革命。我觉得从三个层面,技术革命、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对网络革命的三层分解。在这三个层面展开一场中国网络的渐进式革命,在底层要突破技术革命,在顶层是社会革命,在“云”层面就是科学革命,建立学科。我们提出云层的概念,跟云计算牵强地套一下,描述期望建立出来一些新的学科,比如说网络空间战略管理,包括网络信息流动学,还有网络地缘政治学等等,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东西,也就是这些创新的理论都可以在网络空间得以更大的发展有一些新的开拓,我觉得中国网络空间应该开展这么一场革命,只要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实现战略自信。(www.xing528.com)
中国发展的“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一代伟人毛泽东组织起来,打败了所有侵略者。第二个三十年,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活跃”起来了,走上了国强民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后来,网络空间有点活跃过头了。下一个三十年,这就需要在保持适当活跃、信息可控的同时,再次组织起来,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插上网络的翅膀。对下一个三十年我比较乐观。怎么乐观?我觉得希望在于政府、企业、网民“三位一体”,比如说政府层面,我认为进入网络时代,一些官员甚至被网络舆论绑架了,他们恐惧网络,所以出现一些偏颇的现象。所以,中国政府官员就应当像当年下海一样,把今天上网都作为时代的选择,这样才能有一套高瞻远瞩的,着眼将来的网络空间战略。
另外从我们企业来说,美国有“八大金刚”,我们提出建立“十八罗汉”,这不是抗衡的概念,这是一种博弈竞争,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企业不要把自己当做超越国家安全的挣钱工具。在“斯诺登事件”中,你发现美国人很爱国,美国的媒体几乎集体不吭声。
最后从网民公民视角来看,网络边界怎么划分还有争论的问题,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全民的安全意识也是很重要的,这涉及到全民安全教育的大课题。
美国对互联网的绝对管理权,以及包括思科在内的“八大金刚”拥有的软硬件技术和产品垄断优势,为美国监控提供了便利之门。
世界网络规则改变应该走向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四步曲”:一是维护和平。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防范网络冲突。二是确保发展。核心是完善国内法规,捍卫网络主权。三是加强合作。关键是推动国际谈话,缩小彼此分歧,照顾彼此关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应对共同网络威胁。四是实现共赢。目标是制定共同规则,扩大共同利益。
5.“棱镜门”与网络规则
“棱镜门”是否会改变网络规则?将如何改变网络规则?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要透过“棱镜门”思考三个问题,摸清各方诉求。
一是美国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监控世界?就在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高官集体公开指责中国“网络窃密”时,“棱镜门”似乎是上帝的礼物,让世人看到了美国虚伪的嘴脸。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点:反恐需求、便利优势和霸权需要。“9·11”后,美国通过《爱国者法案》,加紧情报收集,逐渐推出包括“棱镜计划”在内的监控项目。美国对互联网的绝对管理权,以及包括思科在内的“八大金刚”拥有的软硬件技术和产品垄断优势,为美国监控提供了便利之门。而美国在网络空间延续霸权优势的思维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棱镜门”给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带来了哪些不安和担忧?从网民的视角看,由于网络空间承载了大量私密信息,而“棱镜”计划相当于在每个人的卧室里安装了“摄像头”,全体网民裸露在美国的监视之下生活。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美国对世界网络基础设施的监控能力,表明其拥有通向他国关键业务网络的便捷通道,危急时刻完全可以实施瘫痪攻击。
美国加紧制定网络战规则
三是大国争夺网络规则制定权的态势如何?目前,美国支持欧洲委员会提出的《网络犯罪公约》。但在俄中等国联手推出《联合国确保国际信息安全公约草案》后,美国改变策略,加紧秘密制定网络战作战规则。2013年3月,在美军网络空间司令部的直接指导下,北约率先推出网络战规则(《塔林手册》),企图作为网络战争国际法典。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大的“利益汇合点”。由于网络空间“全球一网”的特质,网络安全不是一个国家单独努力就可以做到的。为此,美国一直加速推动传统军事同盟向网络空间映射,与盟国(地区)持续开展合作。尤其是“棱镜门”事件中暴出与美国合作的英国,其网络监控跟美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从斯诺登的爆料来看,美国不仅监控本国公民,监控自己树立的网络空间“最大对手”中国,还监控自己的盟国,甚至在自己盟友内划分“三六九等”。被监控的国家态度有明显差异,也直接决定了“棱镜门”对网络规则的影响程度。首先,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相对沉默,美国与铁杆盟国之间的网络合作与情报共享规则不会改变;第二,欧盟国家提出抗议,与美国的网络情报共享会受到影响,但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第三,中国等国“冷静求变”,与美国进行网络规则谈判的态势发生了改变。
网络新秩序需各国合作
由此来看,“棱镜门”不可能立即对网络规则产生直接影响,但会从不同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一方面,各国将加紧进行网络立法,防范情报被窃,网络规则将会有数量上的增加;另一方面,反对美国独霸互联网管理权的国家会增多,有利于最终形成和平、公正、民主的网络秩序。
在最大“利益汇合点”共识基础上,可以思考“棱镜门”后的网络规则改变的方向。总体来看,世界网络规则改变应该走向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四步曲”:一是维护和平。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防范网络冲突。目前,美俄已签署相关协议,两国一旦侦测到疑似来自对方的重大网络攻击活动,将立即启动1988年美国与苏联为防止发生核攻击误判而建立的核安全热线,及时进行沟通,从而防止引发全面冲突。
二是确保发展。核心是完善国内法规,捍卫网络主权。各国需要完善相关网络规则,以法制为武器,捍卫网络空间主权,并加紧发展相关产业链,逐渐实现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关键业务网络的自主可制。在发展中,各国需要对等建立网络国防力量。
三是加强合作。关键是推动国际谈话,缩小彼此分歧,照顾彼此关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应对共同网络威胁。世界各国可尝试建立以反恐为目的的信息共享机制。同时,以目前两大阵营提出的《网络犯罪公约》和《联合国确保国际信息安全公约草案》为基础,进行国际准则谈判。
四是实现共赢。目标是制定共同规则,扩大共同利益。以扩大共同利益为前提,逐步规劝美国将网络空间管理权移交联合国机构。作战规则要尤其慎重,切不可不顾网络空间虚拟特征,照搬已有法规。
由于“Wi-Fi”联盟认定的无线局域网安全机制具有天然漏洞,用户身份凭证易被盗取和滥用,包括劫持、攻击、仿冒,“Wi-Fi”可以说是“不安全上网”的代名词。
从“八大金刚”到“无线宝宝”,有中国信息产业从技术、标准到产品依赖、跟随发展的历史原因,但也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大格局使然。
6.4G更忧心
国家相关部门向国内电信企业发放第四代移动通信业务牌照(4G牌照)后,中国电信产业正式进入4G时代。4G网络下载的惊人速度,足以让3G网速“龟缩”,无疑将使智能手机“如虎添翼”。但此时此刻,笔者思考的是,进入4G时代后,作为智能手机另一种网络通道的无线局域网络,由于速度比4G更快,且可以“免费”,无疑将成为人人更加离不开的“无线宝宝”,但其潜在的信息安全威胁也将更加令人担忧。
无线局域网技术(WLAN)是当前无线上网的首选,运营商和用户都将它称为“Wi-Fi”。事实上“Wi-Fi”既不是技术,更不是产品,它只是美国行业组织“Wi-Fi”联盟的名称和商标。由于“Wi-Fi”联盟认定的无线局域网安全机制具有天然漏洞,用户身份凭证易被盗取和滥用,包括劫持、攻击、仿冒,“Wi-Fi”可以说是“不安全上网”的代名词。
对中国而言,问题的严重性在于,2010年开始,中国的普通家庭、高级宾馆、豪华住宅区、飞机场以及咖啡厅之类的区域都有“Wi-Fi”标准的无线局域网络。特别是随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加速,“Wi-Fi”标准的无线局域网将为用户和国家信息基础无线设施埋下巨大安全隐患。同时,“Wi-Fi”标准的无线局域网络及无线终端产品涉及千家万户,并被集成到几乎所有的办公、家庭和手持信息设备中,客观上对每个使用者都构成网络和信息安全威胁。目前,且不说美国“棱镜门”是不是蓄意使用了“Wi-Fi”标准的无线网络的安全漏洞,就说网上随处可得的“破解工具”、“蹭网卡”,已让很多普通人跃跃欲试。
目前,中国无线局域网络迅速普及。如果疏忽美国Wi-Fi联盟以一个符号绑架一个产业,刻意“指鹿为马”,将不具有商标属性的“无线局域网”通用名称变为自身品牌“Wi-Fi”,危害将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服务于美国产业利益,通过美国主导的技术标准、行业规范,继而影响所有无线局域网产品和应用,也包括所有集成了无线局域网功能的相关产品,进而获取产业利益;其二,为美国通过明显有漏洞标准实施其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打开方便之门,其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思科等“八大金刚”。
从“八大金刚”到“无线宝宝”,有中国信息产业从技术、标准到产品依赖、跟随发展的历史原因,但也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大格局使然。这一切都对国家安全造成现实和潜在威胁,并与我们每一个人密切相关。
面对4G时代的来临,我们如何维护“网络和信息安全”?这都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电信企业,以及相关信息产业,从国家安全出发,从采用安全可控的标准开始,进行国家安全模式的战略升级,切实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4G时代来临,中国将实实在在地进入一个以智能终端为重要载体的大数据时代。回顾从2G到3G,再到4G的历程,中国已经从“羊肠小道”走向“高速公路”,将从真正意义上进入大数据时代。
得标准者得天下,中国面临“温水煮青蛙”的安全风险。一方面,移动通信技术和设备标准绝大多数依然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另一方面,与移动通信密切相关的无线局域网技术方面,美国Wi-Fi联盟以一个符号绑架一个产业。
7.得标准者得天下
4G时代来临,中国将实实在在地进入一个以智能终端为重要载体的大数据时代。回顾从2G到3G,再到4G的历程,中国已经从“羊肠小道”走向“高速公路”,将从真正意义上进入大数据时代。
面对4G时代的到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越来越多体现在信息网络的较量,这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效率,还将决定我们在保卫国家信息安全的战场是否掌握主动地位。曾全球关注的“斯诺登事件”,为全世界的人们上了一堂网络和信息安全普及课。也进一步警示我们,要从大国竞争的高度和国家安全的视角来探讨4G技术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逐渐递进的层面来思考。
信息消费市场的争夺
首先,消费为王的时代,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能力极具吸引力。近十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网络经济异军突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狂热的中国iPhone粉丝们,让苹果公司从中国获得了最大份额的利润。从大国博弈的视角,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具有先进信息网络技术和产品的发达国家具有强大而持续的吸引力。美国“八大金刚”等跨国企业就一直从中国获取巨额利润。可以说,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就是大国进行战略博弈的重要依托。
显然,更便捷快速的4G移动网速,将创造出更多的应用和更好的用户体验,进一步拓展信息产品消费空间,释放信息消费潜能。中国信息消费将逐渐进入大众驱动的新阶段,或将推动行业爆发式增长。
得标准者得天下
从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来看,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技术严重落后西方,3G中国不仅有了自己的标准,而且在研发和创新能力上大体追平了欧美国家。到4G时,国际公认中国已是无线通信技术领先的力量之一。
国际4G标准有TD-LTE和LTE-FDD两种,即时分双工和频分双工。简单地说,时分就是不同的用户占用不同的时间,而频分是不同的用户占用不同的频率。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运营商都采用LTE-FDD模式,由欧洲主导,已经规模商用多年,覆盖93个国家。只有中国等18个国家采用TD- LTE模式。而大多数国际品牌的手机,目前均不支持TD-LTE的4G制式。但随着中国下发4G牌照,巨大的市场商机将使更多的手机支持TD-LTE模式。我国中兴、华为等已有支持TD-LTE模式的4G手机生产。
可以说,得标准者得天下,中国面临“温水煮青蛙”的安全风险。从4G技术来看,TD-LTE是目前全球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体系中,我国唯一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但争夺网络和信息领域的话语权和战略制高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方面,移动通信技术和设备标准绝大多数依然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仅依靠TD-LTE移动通信标准体系无法形成全产业链的优势,我们依然只是一个移动通信应用迅速普及,而核心技术和设备受制于人的消费大国。这种状况在短期内也难以有大的改观。另一方面,与移动通信密切相关的无线局域网技术方面,美国Wi-Fi联盟以一个符号绑架一个产业,刻意“指鹿为马”,将不具有商标属性的无线局域网通用名称变为自身品牌Wi-Fi。而我国自己的无线局域网WAPI在很大程度上被束之高阁。目前,我国已是“Wi-Fi”遍天下,形成了“温水煮青蛙”的现实和潜在安全风险。
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
站在国家信息战略层面,4G时代最大的意义就是移动通信“信息高速公路”涌动的大数据“新石油”。4G时代,网络和信息安全更加突出,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意义尤为重要。随着微博、微信、社交网络、即时通信工具的移动化,尤其是4G网络和智能终端的规模化普及,隐私的泄露、数据的滥用、人员的定位、通信的窃听等个人通信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斯诺登最新曝光的资料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一个监视项目,每日从全球范围收集将近50亿条手机定位信息。英国《卫报》称,美国国家安全局至少追踪“数以亿计的移动通信设备”。其监控项目的数据库大小为27兆兆字节,相当于美国国会读书馆馆藏的两倍多。美国几乎正在侵犯着所有国家的数据主权。
面对这种局面,移动通信的单个用户几乎无能为力。这就需要从国家安全层面,应对这种大国博弈日益加剧的态势,进而将4G技术的自主可控延伸到整个移动通信产业链。这其中的关键是凝聚各部门、各行业、各实体的力量,形成一种协调一致,共同行动的合力,开创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的新格局。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蓝图给我们带来了实现这种美好愿景的希望。尤其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在国家最高层面,以前所未有的执行力,全面打破国际国内既得利益者极力维持的已有利益格局、安全困局和行动僵局,启动中国移动通信4G时代网络和信息安全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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