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与学习者之间很难找到理想的平衡点，克莱顿（Sean Creighton）这样记录一位接受调查者的评论: “参与者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即服务——学习已经从原先的以社区为中心转移到完全以学生为中心。对此，他们深感担心与失望。”（Moore ＆ Lin，2009: 280）
服务项目之所以从以社区为中心转移到以学生为中心，是因为提供服务的学校要求服务项目具有成果。突出服务带来的益处这一做法是因为考虑到社区力量不足，不能担负起作为平等合作者的重任。伊雷斯摩斯表示，大学里会有这么一种担心，服务行业“能力缺乏，这意味着人员不足，工作人员缺乏所需的专业知识，过多地陷于内部的权力争斗，为此，在为社会提供服务方面缺乏热情。”（Moore ＆ Lin，2009: 51）(www.xing528.com)
鉴于落后社区在平等参与方面能力有限，美国和南非合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实例可供借鉴。他们的具体做法是，一开始由大学开辟渠道，倾听社区需求的呼声，理解和支持社区建设。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双方均能平等受益，难度较大，部分原因在于，大学未能把社区的部分需求通过他们的渠道反映出来。
由于社区有权决定自身的需求，以社区参与为主的研究随之产生。玛丽亚・舒密克（Maria Schmeeckle）举例说明了以社区参与为主的研究情况。她把远程教育作为提供服务的一种形式，通过大学教师在巴西街头观察了解，然后以项目的形式开展（Moore ＆ Lin，2009: 349）。在“关于墨西哥卡那利以资产为基础的社区建设的利用: ABCD的国际运用”一文中，作者探讨了一项国际服务——学习活动在采用综合型模式上遇到的问题（Moore ＆ Lin，2009:373）。针对大学与社区不平等参与的现状，不少学者提议开展以社区参与为主的研究。在服务项目开展前，大学与社区携手合作，共同讨论确定社区的需求。也有作者重点讨论了确定和评估社区需求方面存在的困难，迪・布莱恩特（De Bryant）采取了民族志的方法来了解在美国和南非的一些社区开展服务项目时社区有哪些重点需求。她说: “研究问题的重点在于找出影响个人和集体效果的社会因素。研究的结果可以用来改变大学的课程、社会的政策以及公众的看法。”（Moore ＆ Lin，200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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