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和美国文化差异：基于多样性的比较

二、南非范式与美国范式的差异:基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

南非范式的前提是大学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作用，或者进一步说，大学在国家变革中发挥了作用。该范式不仅要求将社区参与作为学生进行有意义学习的准备，更强调了要认识到大学在社区建设中承担的责任，在使南非向实现民主理想和信念迈进之时，大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这方面来看，南非范式是与服务的地点联系在一起的，大学参与的社区是南非国内的社区，这一点是关键。本德尔这样说道: “我认为，在南非最具影响力的六所大学开设类似言语—语言治疗这样的培训课程，能够而且应该针对全国在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需求，大学应该为创造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而积极努力。”（Moore ＆ Lin，2009: 162）

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参与社区的地点包括国内与国外。为了增强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和沟通能力，美国的教育工作者还选择在国外社区开展服务——学习活动。美国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同样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在美国国内选择次人口群作为学生服务——学习的对象。

在美国范式中，针对次人口群开展的服务——学习要求学生具有文化敏感性，增强社会正义感，而对于在国外开展的学习项目而言，文化敏感性显得尤其重要。例如，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的卢里亚（Shira Louria）、华尔（Jacqueline Remondet Wall）和贝特曼（Candace Beitman）在题为“联系老年人与大学生的服务——学习项目的益处与挑战”一文中及贝瑟尔大学（Bethel University）的珍斯科夫斯基（Peter J.Janskowski）在题为“评估服务——学习:社会正义与老龄化”一文中分别描述了针对老年人开展的服务——学习活动。老年人这个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极大地忽视了，特别是年轻人对老年人形成了一种错误看法，他们认为老年人依赖性很强，缺乏独立性（Moore ＆ Lin，2009:141，185）。卢里亚等认为，“学校从事此项研究的教师作出的前提假设是，安排大学生与老年人这个群体接触，这个群体相对比较独立，又正在应对老龄化带来的预期结果。这样做，能使学生改变对老年人的看法，从而把他们作为有吸引力的群体来看待。”（Moore ＆ Lin，2009: 147）

在进一步评估针对老年人开展的服务——学习活动时，珍斯科夫斯基指出，“从理论上讲，学生通过与不同的群体接触，并在一段时间里不断与他们交往，为他们服务，这样一种行为辩证地说明了学生需要改变对自己变老过程的看法，改变对他人变老过程的看法，并改变他们的社会正义伦理观。”（Moore ＆ Lin，2009: 147）

1.南非范式的分歧

尽管南非所有高校对服务——学习采取一致的方式予以响应，而且大学的各个部门选择性地作出回应，但是南非范式内并非是步调一致的。本德尔（Moore ＆ Lin，2009: 295-318）解释了南非高校存在的至少两种立场，一种是响应南非教育认证机构的倡导，积极开拓服务——学习的远景、计划和学习成果；另一种是对必须在南非全国范围开展公民参与的意义心存疑虑，主张区别对待（Moore ＆ Lin，2009: 295）。伊雷斯摩斯在分析南非开展服务——学习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深入地分析了服务——学习遭到一些人抵制的种种原因（Moore ＆ Lin，2009: 45）。(www.xing528.com)

针对南非范式，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谁来带动即将进行的变革？若由政治家来领导这场变革，那么，学术界倡导的学术自由就会因此受到干扰；而若由社区来领导这场变革，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社区的能力缺乏、社区发展的落后局面会不会影响社区这场变革的成功呢？

2.美国范式的分歧

在范式二中，也存在一些分歧。有些美国大学将公民参与视作是实现其办学使命过程中的一个界定值，而另一些美国大学无论是为了服务他人，为了传统信仰，还是最终为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将公民参与列入其核心课程中。例如2006年出版的《创建一种新型大学:社区—大学参与制度化》（Creating a New Kinds of University:Institutionalizing Community-University Engagement）一书中，就描述了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通过开展大学与社区的合作变革为一所新型大学的情况（Percy，Zimpher ＆ Burkardt，2006）。

另一个例子是由罗拔・布林格尔（Robert G.Bringle）、史蒂文斯・琼斯（Steven G.Jones）和盖瑞・派克（Gary R.Pike）报告的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分校（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in Indianapolis，IUPUI）项目，该项目明确将公民参与作为其综合的、公立的城市院校的特征之一。这三位作者以研究人员的身份评估并分析了影响教师参加公民参与和服务——学习活动的一些因素，以此作为学校对此类活动的评估手段。该项目从鼓励个人为社区服务转变为重视预期成果的服务，他们建议，如果能够知道哪些因素影响教师是否愿意支持公民参与或服务——学习活动，那么，大学的领导就可以协调这些因素，以支持预期的活动（Moore ＆ Lin，2009: 17）。

1996年，美国校园联盟的盟校校长们在他们自愿签署的声明中发布了一项“原则声明”，支持为社区提供服务。该项声明的第一条原则就是: “校园联盟校长们积极倡导学生、教职工以及各高校参与公共和社区服务。这些服务不仅包括学生个人提供的志愿服务，还包括在全校范围开展的增进美国社区社会经济水平的各项活动（www.compact.org/about/presidents_principles）。”然而，在全校范围开展服务社区活动或正式的服务——学习项目要求高校进行很大的投入，会使高校很难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