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慈溪国药业开端

古代国药业发展到宋代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宋代以后国药业开始从完全竞争状态发展到了国家垄断竞争的阶段。

据《中国药业史》记载，北宋前期的经济发展，朝廷养成了一股奢侈之风。面对辽和西夏的威胁，不得不保持强大的军队。朝廷开支增加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而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聚敛财富成为巨富者不少。宋神宗决定在熙宁年间（1068～1077）任用宰相王安石变法，限制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利益。根据“市易法”，国家对某些重要商品实行垄断经营，称为“榷估（榷固）”，有盐、茶、矾、酒、香药等商品。榷估有两种形式：绝对官营和由官府转卖给商人经营。官营商业果然有效，获利甚丰，是两宋特别是南宋财政相当重要的来源。

根据市易法精神，国家开办官药局，防止药商投机控制医药。1076年，太医局在京城开封率先开办熟药所，又称卖药所，制造成药丸散膏丹和汤剂煮散，向社会出售。当年即获利25 000缗（千文为一缗）。1103年，卖药所增加到5所，另设2所修合药所，专事成药生产。隶属关系由太医局转到太府寺。太府寺为掌管国家财货政令、商税、贸易等的中央机关，使官药局地位有了很大提高。成药的经营部门和生产部门分开，是一个带方向性的进步。同年，吏部尚书何执中上奏皇上宋徽宗，说官药局“其惠甚大，当推之天下，凡有市集，务置处之”。上奏得到批准，官药局便在全国陆续推广，形成了庞大的官营中药工商体系。1114年，卖药所改称为医药惠民局，修合药所改称为医药合剂局。宋廷南迁后，不仅京城杭州置惠民局、合剂局，又于高宗二十一年（1147）重“诏诸州置惠民局，官给医书”。各地多有执行。如宝庆三年（1227），浙江鄞县置官药局，下设灵桥、江东、奉化等零售药铺14家，每天卖药1 000贯（千钱为一贯）左右。

创设之初，国家对官营国药业建设比较规范。据《中国药业史》记载，太府寺对官药局的管理十分严格，生产熟药的处方，是各地提供的验方，经太医局验证有效后才被选中。为保证原料药材质量，专设收买药材所，置专职药官辨验药材真伪优劣，禁止将不合格生药制为熟药。对陈损药材予以烧毁。处方的药物用量、加工炮制、制剂工艺，按《局方》标准，由修合官负责监督实施。药成，内装仿单，外盒上贴“合剂局记”印记商标防伪。置监官防止偷盗、食用成品。出局又有专官负责检查，销售又各有监官。官府派兵对各局巡防保护，合剂局派10人，卖药所各4人。惠民局实行单双日轮流启闭制，启则卖药，闭则清算前日卖得的药钱。药钱5日一次交收买药材所和杂买务，供购药材和其他物品。晚上有人轮流住宿值班。规定的惩罚措施有：制售假药判1年徒刑；晚上不值班、百姓急病不及时卖药、利用职权从廉卖药、占公家便宜及虚报实情者，杖100；辨验药材官作伪鉴，修合官制药不合格，经检查核实者罢官；局内人偷药、食用成品，告发者赏钱20贯，监官未查觉者罚钱20贯；偷药、利用职务之便虚报冒领者，以偷盗论罪；保管不善造成霉烂损失，要负责赔偿。官药局的管理人员都派能够胜任者担任。对办药局有功人员，提前3年晋升。熟药的零售价比民营药业时价低1／3。合剂局后又称和剂局，突出了制药特色。

由于官药局产品质量高，价格低，服务好，受到社会广泛称道，顾客盈门，获利丰厚，也受到朝廷嘉奖。不少宋人著作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周密《癸辛杂识》说：“和剂惠民药局，当时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药成分之内外，凡七十局，出售则又各有监官，皆以选人经任者为之，谓之京官局。……悉属太府寺。其药价比之时价，损三之一。每岁縻户部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崇宁年间（1102～1107），全国财政年收入6 000万缗，京城官药局的五个门市年上交40万缗，占0．67%，这确实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这仅仅是官药局创设之初京城一地之收入，如以后之发展及全国而论之，国家对国药业垄断经营的收入可谓是极其惊人的。

当然，国家开办官药局，虽然没有完全限制民营国药业的发展，但是凭借国家强大的资金、人才、权力等支持，国家完全垄断了国药业经营的市场，除在边远乡村或国家官药局没有涉及的区域，民营国药业绝对难以与官药局竞争。由是，民营国药业发展至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后期开始，已逐渐进入了市场的寒冬期。(www.xing528.com)

进入元代，元朝仍积极推行并继承宋代的官药局体制。在灭金后的第三年，就政令开局，官给钞本，择良医主之。《元史·食货志》有详细记载：“太宗九年（1237），始于燕京等十路置局，以奉御田阔阔、太医王壁、齐辑等为局官，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世祖中统二年（1261），又命王祐开局（大都惠民司）。四年（1263），复置局于上都，每中统钞一百两，收息钱一两五钱。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陷失官本，悉罢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1299），又准旧例，于各路置焉。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调，所设良医，上路二名，下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给钞本，亦验民户多寡以为等差。”根据《中国药业史》的记载，元朝统治者还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将国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西域、西夏人）、汉人（北方汉、契丹、女真、渤海、高丽人）和南人（南宋遗民）四等。蒙古人是统治者，色目商人受到多方优待，汉人、南人经商则受到多种禁令和限制，不利于包括药业在内的商业发展。

明代继续推行官药局体制。《明史·职官志》记载，明朝在开国后的第三年（洪武三年，1370），朝廷下令两京及全国府州县置惠民药局。在南京、北京太医院下的惠民药局，设大使1人、副使1人掌管。京外各府州县的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医官掌管。全国陆续开局者不少，如浙江置局者有杭州、宁波、萧山等45个府州县。因此在明初之际，由于受国家垄断体制的影响，民营国药业仍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大规模的药业发展条件仍不成熟。

中国国药业的发展至明代中期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明代开国，朱元璋以闭关锁国为立国之策，严重阻碍国内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明代一度还实行海禁政策，促使沿海渔民、商人等大量失业并与国外走私贸易团伙合作，从而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倭寇之乱。破坏严重的倭寇之乱对闭关锁国的明朝廷造成了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从而迫使执政者调整封闭政策，于隆庆年间开放海禁，又于万历年间推行了促进民众自由流动的一条鞭法等改革。从此，国内资本主义开始迅速萌芽，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以国家垄断经营为主体的官药局体制也逐渐开始瓦解。

当然，官药局体制的瓦解也由其运转管理方面的弊端所致。据《中国药业史》记载，宋代官药局初建的一段时期，由于管理严格，这一新生事物有过增收、惠民的辉煌成就，受到朝廷嘉奖和社会赞扬。可是后来，官药局内部产生偷盗、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太府寺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亦未很好执行，打击不力，导致经营不善，药品质量下降，市场销售降低，经营亏本严重而留下骂名。明代中期以后，政治十分腐败。皇室、权贵、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建立不纳税的庄园，而且还纷纷开客店、塌房和商铺。他们利用特权牟取暴利，收入归己挥霍。皇室、权贵私店经营广泛，数量众多。万历年间（1573～1619）太监刘若愚著的《酌中志》记载，北京戎府街有皇帝与宦官合伙开办的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延宝六家皇店，专门经营各地运来的杂货及犀角、象牙、珍珠、人参、鹿茸、朱砂、水银及其他药材，对官药局进行釜底抽薪。另一方面，在明代官药局内困重重的同时，遇到了迅速发展的城市民营药业的有力竞争，致使明朝中期以后的官药局逐渐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