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国药业：明清及近现代起步

根据《中国药业史》的记载，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是药物被发现的开始。

夏代十分迷信鬼神，医药仍处于发现过程的初期，目前尚没有发现有关夏代用药的记载。

商代的医药水平比夏代有很大进步，但是水平仍然很低。人们普遍对医药还不了解或缺乏信任，依然处在发现药物的初期阶段，不大可能有很多的药物商品交换。在对甲骨文的考察中可得到证实，现在发现的殷商甲骨文约4 500个单字，能够辨认的约2 000个。其中有殷人所患疾病的记载，记有眼疾、耳疾、齿疾、产疾等20多种疾病。由于殷人迷信鬼神，信赖巫术，认为疾病是上帝降灾和鬼神作祟，故生病靠巫术求救而不用药物，所以甲骨文里有病字而未见药字，也未见医字。

至商代后期，人们已开始用药治病。那时用药治病普遍存在较强的不良反应。这表明人们对药性的认识、掌握还很肤浅，剂量也可能偏大，更没有经过后来才出现的加工炮制技术。但不多的药物可能已存在少量市场交易。

西周人仍然迷信鬼神，相信天命，巫在疾病的“防治”中有很高的地位。但是，西周的医药知识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产生了很大的飞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王室医疗保健机构并对民间开放。这是中国医学史、药业史上的划时代进步，是医学科学战胜巫术迷信的重大胜利。《周礼》是记载西周王室制度和施政纲要的重要典籍，相传系周武王的重要助手周公旦所作。《周礼》第一篇《天官冢宰》医师章，就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医事制度和医政设施，如：设立总管医药政令的医师（官名），下设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实行医疗分工，疗效考核；制订诊法、治则、疗养常规、病历保存及死亡原因报告等。

春秋时期依然迷信鬼神，相信天命，无论民间、贵族、王室，巫在疾病的“防治”中都有很高的地位。《论语》也记载，说孔子生了病，学生子路提出想为他祷告，恳求神保佑。尽管如此，巫术是不能治病的。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人们认识、使用了大量的药物。在医药与巫术进行的斗争中，医药又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其表现：一是出现了记载大量药物的书籍《山海经》。它是春秋时代的地理物产志，但也是最早记载大量药物的书籍；二是在临床实践、天文学和五行学说的基础上，萌发了中医病因说，批判了鬼神致病论；三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邑约有100多个，普遍建立了专为民间服务的官办医院；四是巫也开始采药。巫自称是人神、人鬼之间的媒介人；五是军队开始用药物防病治病。

战国时期医、巫并行于世，医学与巫术的斗争更加激烈，进入决定性阶段。医药是实践性的科学。医药在与巫术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出现了《黄帝内经》，从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黄帝内经》是中国第一部医学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出现，全面否定了鬼神致病论和巫术消灾论；奠定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促进了中医学和中药学沿着这一体系迅速发展。战国时期医学进步的标志，就是职业医生增多。当时除王室官医外，民间也出现了一批职业医生。这些民间医生多流动于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称为行医。行医之人，自负药囊，自带针砭，诊病施治给药，满足民众需求。

秦代，统治者重视医药。秦始皇曾派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去寻找仙药。

到了汉代，中医学的临床医学体系和药物学体系初步建立，医学、药学有了划时代的进步。临床医学体系初步建立，以《伤寒杂病论》问世为标志。《伤寒杂病论》由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写成。是在“博采众方”、“勤求古训”基础上，治疗当时流行病和常见病的经验总结。这部书被后人编辑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伤寒论》针对外感热病，提出了以六经辨证为纲领的辨证论治治疗体系。《金匮要略》针对内伤杂病，形成以脏腑辨证为纲领的辨证论治治疗体系，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基础。除去重复，两书共用方269首，用药214种，使用汤、酒、丸、散、膏、栓等十几种剂型，其中丸剂中首记蜜丸剂，成为后世应用最广的成药剂型；对药物提出了40余种炮制要求，又奠定了中药药剂学和中药炮制学的基础。药物学体系的初步建立，以《神农本草经》问世为标志。《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末，是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书，在总结汉代以前药学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药物性味、有毒无毒、功能、主治、配伍、采制、加工等药性理论，按上、中、下三品分类记载药物365种，为后世本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两汉前后历时426年，疆域扩大，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城市里有30多个商业行业，药业是其中之一。药品的市场供应已能基本满足发展了的社会需求。汉代经济重心在北方黄河流域，药业也以这一带最为发达。西都长安、东都洛阳，既是两汉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药材集散之地。汉代最有名的卖药人是韩康。《后汉书·韩康传》记载，韩康又名韩伯休，常到名山采药，在长安出售，30年老少不欺，口不二价。一个不认识他的妇人向他买药，要求减价。韩坚持不肯。那妇人发怒地吼道：你难道是韩伯休吗？要价这么说一不二！近代不少药铺还打出“世隐韩康”的牌匾，把他视为中药商业的先驱和楷模。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间不长，各国在大力扩军备战、彼此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发展经济以增强实力。加上战争对医药的直接需要，使药业得到一定发展。魏国占领的北方，历来药业较为发达。长安和魏都洛阳，仍然是药材集散之地。“药材”这一专用名称，首先在魏国出现。孙吴在南方奋力开发。著名的南方药都樟树，开始形成药材集市，称为药圩。在西南的蜀国，成都的商业繁荣已超过魏都洛阳。包括药材在内的巴蜀和南中（今四川南部及云南、贵州地区）土特产，在成都集散。丹砂、犀角、附子、黄连、大黄是重要的药材商品。

晋代药业有较大发展。战乱与疾病流行，人们迫切希望得到药品的即时治疗，人们对成药商品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这时，开始出现了医生自制自用的成品药剂。除医生自制自用成药外，在城市里，也已有专门生产、销售成药的铺户，人们在接近秋天的时候，可以随时购买。成药正式成为中药里的一类独立商品。而成药业的兴起之地，则是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

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官药局及药材批零市场。北齐立国之初，蒲州官府创办“惠民药局”，向贫病者施药，是一个地方性的医药救济慈善机构。南朝的长江下游，药业发展也特别迅速。各地药材相互交流，市场上出现了同种药材的多种规格。首次记录在《本草经集注》的这些商品，有30多种药材的90余种规格。当时药店，能根据医生处方要求进行加工炮制，经营的饮片达到200余种。药店能备200余种，能做到顺方切须，已是非常高的水平了。如果说南北朝以前的药铺、药摊，由医生兼营，医药结合为一体。那么，在南北朝时期，十分明显地出现了由药商独立经营的药业铺户，医业和药业开始有了明显分工。这种医业、药业的分工，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医药进步的必然结果。

隋唐五代时期，全国药业进一步大发展。这一时期，朝廷对医药十分重视，组织编撰了几部重大的医药专著，推动了医药业发展。隋大业六年（610），朝廷令太医院博士巢元方，主持编撰《诸病源候论》50卷。此为我国第一部病因、征候学专著。唐代国内药材产地扩大，品种增加，外来药物也日益增多，药材市场变得十分复杂，原来的本草已不适用。朝廷“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命苏敬等22名医官重新编修，取名《新修本草》，简称《唐本草》。唐高宗显庆四年（659）《新修本草》正式颁行，被誉为中国和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在商业繁荣、医学进步的推动下，药材商品来源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各地。连皇室的太医署用药，也由尚药局从全国采购，“凡药达八百五十种”。这一时期，长安、广陵、成都、明州、广州等是全国主要药材集散地。长安的药铺很多，生意兴隆。京城的大市场，也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卖药人。当时阿拉伯商人在中国统称为胡商，也有不少人在长安卖药。扬州（广陵）位于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点，是国内外著名商业大城，也是药材的集散地。西南商业大城成都，有东、西、北3个大市。东市为药业区，专卖药材，说明已有了经营分工。南方的明州和广州，是商业大城和外贸门户，南北药材和进口药材在这里集散。

宋代，城市民营药业有很大发展，网点增加，分工精细，大铺不少，药市规模也较唐代为大。历代推行束缚商业发展的坊市制至宋代已被彻底打破，包括药肆在内的各种商店，出现在居住区的大街小巷。两宋京城开封、杭州及苏州、成都，药业尤其繁荣。开封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已逾100万，极盛时有150万～170万。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有名号的药铺有23家，并且还有不少趁朝卖药的小贩。南宋京城杭州，盛时人口已过120万。药业经营分工更细，兴盛超过开封。两宋京城药肆经营分工，大致是：生药铺经营药材批发、饮片零售；熟药铺经营成药；药铺名未冠“生”、“熟”，可能药材、饮片、成药都经营；而小儿药铺、生药铺、熟药铺、眼药铺、风药铺、疳药铺、乌梅药铺、丹药铺（丹室）、口齿咽喉药铺及卖独门药铺等，表示各自的经营特色和服务销售对象；那些流动药摊及卖膏药等小经营，则是对药铺市场的重要补充。这一时期零售药业不断扩大，推动药材贩运批发和加工业进一步发展，使中国古代药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

宋代市场较为开放，药业能获厚利。北宋时期，慈溪冯氏已经营药业，并成为富翁。北宋治平二年试礼部第一（即状元）慈溪人舒亶曾作《四明杂诗》，其四曰：“箔蚕迎豆熟（俗有蚕豆），江雪伴梅消。抵虎螯经夏（俚语八月蝤蛑可抵虎），跳沙蛤趁潮（俚语有跳沙蛤）。酒罂双印贵（俗重双鱼酒），药肆万金饶（谓冯楼也）。未觉西风远，三溪好采樵（慈溪小溪蓝溪也）。”而此中的“药肆万金饶”之句，则称赞当时的慈溪冯氏因经营药业（药肆即药铺）而积金甚巨，万金这里应该是获得的巨大成功的代指，似可认为是在浙东首屈一指，在国内应也较有影响的药商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