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短暂的复兴与仓促的撤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华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都策划恢复战后的教会工作。
天主教罗马教宗庇护十二，对中国天主教在战后实施复兴计划的总要求，是使天主教“更加中国化”。为此，战争刚结束，罗马教廷已作出决定，要在中国祝圣天主教在华历史上的第一个枢机主教（红衣主教）。经过仔细的研究，决定任时为青岛教区主教的田耕莘为枢机，1945年12月24日教廷发布了此项任命。1946年1月，田耕莘在美国枢机主教史贝尔曼的陪同之下，抵达罗马。2月18日，田耕莘领受了教宗本人对他的祝圣(55)。不久，教廷又任命田耕莘为北平总主教，主持全国教务(56)。
1946年4月，罗马教廷宣布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将全国划为二十个教省，每教省设立一总主教。在此以前，中国天主教传教区域的划分，是采用宗座代牧区和宗座监牧区的形式，代牧和监牧以宗座的名义代治区内教务。从设“圣统制”以后，教内统序由代牧制进于通常的主教制，这是中国天主教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57)。罗马教廷在中国设立“圣统制”，是重视当时战后中国国际地位和中国传教事务的表征。但是，当时中国天主教会的实际情况并不足以成为建立“圣统制”的条件。这不仅由于抗战中天主教会蒙受重大损失尚未复元，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不是一个真正本地化的教会，以20名总主教为例，他们是：（1）北平田耕莘枢机总主教，属圣言会；（2）南京于斌总主教，属正统神职界；（3）福州赵炳文总主教，多明我会；（4）汉口罗锦章总主教，方济各会；（5）南昌周济世总主教，味增爵会；（6）绥远穆青海总主教，圣母圣心会；（7）济南杨恩赉总主教，方济各会；（8）太原李路嘉总主教，方济各会；（9）西安万九楼总主教，方济各会；（10）兰州濮登博总主教，圣言会；（11）安庆梅耿光总主教，耶稣会；（12）重庆尚惟善总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13）长沙蓝泽民总主教，方济各会；（14）杭州梅占魁总主教，味增爵会；（15）广州巍畅茂总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16）南宁沈士杰总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17）贵阳蓝士谦总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18）昆明德为能总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19）开封阳霖总主教，米兰外方传教会；（20）沈阳卫宗藩总主教。此20名总主教中，只有北平田耕莘、南京于斌和南昌周济世三人是中国人。至于全国近140个传教区的主教中，更有110名主教是外国人。(58)
田耕莘回到北平以后，根据教廷的指示，积极在教区内培植中国籍神职人员。他将本区的小修院改为“耕莘中学”，修生从八十人增至一百五十人。不久，又在辅仁大学设立圣多玛哲学院，实际上相等于哲学系，使大修道院学生入院攻读。同时，田耕莘又在北京开设了上智编译馆，出版书籍和《上智编译馆馆刊》，亲为该刊题字。专门刊载教理和教史专文，以供知识分子阅读。据方豪司铎回忆：“上智编译馆之成立，即由田（耕莘）枢机视事以后第一件事业。”它于1946年9月17日举行落成典礼，方豪被任命为馆长，初时馆务由张德泉司铎负责，工作人员为8人，语言有英、法、德、日、意、拉丁等文字；工作分成辞典组、历史组、神学组、哲学组和文艺组，聘请教内外知识分子特约撰稿，由方豪代拟，以田耕莘主教名义发表的《我对于教会出版事业的热望》一文指出，对于传教方法“应因时制宜，也应因地制宜，”由于20世纪初期国民知识的大大提高，针对知识分子的“文字布道”的重要性日趋突出，“我们不能完全注重对内，我们的口号应该七分对外，三分对内，因为所谓传教工作就是向外传，自耶稣以至近代的传教士，他们干的工作，多半是‘打出去’；闭关政策与传教工作是处于相反地位的，我们必须推翻它。因此我们的出版事业，应该是以教外重于教内。”又设立了天主教广播协会(59)。
抗日战争期间，于斌已被任命为南京教区主教。他于1946至1948年在南京成立了“天主教文化协进会”，拟将在全国各教区成立分会，先后办起了《益世周报》、《益世主日报》、“益世出版社”、“益世广播电台”，推动天主教文化工作。1947年1月，于斌又被教廷正式任命为江苏教区总主教(60)。
战后，美国在华天主教势力有了明显的增长。抗日战争以前，美国天主教在华的传教士总数不足三百人，仅占在华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总人数1/13。到1942年增至六百五十人，上升至1/9，到1947年增至八百人，占总数1/7(61)。
战后，中国天主教会的另一重要事件，就是1946年7月6日教宗庇护十二下谕，设立教廷驻华公使馆，同日任命黎培里总主教为教廷第一任驻华公使。
黎培里为摩纳哥人，生于1897年，父母为意大利籍。早年入意大利北部古奈阿城修院，1922年升神父，转学于罗马传信大学，攻读教会法律。后被选入教廷外交学院，1925年被派任教廷驻玻利维亚使馆成员，1930年调任教廷驻爱尔兰使馆参事。1934年任教廷驻东非英属殖民地宗座代表，领总主教衔。二次大战时返回罗马，任教廷救济外国侨民事务所主任(62)。
黎培里公使于1946年年底抵华，12月28日晋见当时中国政府政要。黎培里没有将使馆设在北平，而是设于南京(63)。同时前往各教区巡视教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基督教新教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复兴。抗战一结束，在内地的各基督教差会及许多附属机构，即纷纷迁回沿海原址恢复工作。从1946年初起，大批传教士从国外回到中国，到1947年底迅速增加到三千五百名左右，其中美国传教士的比例占了60%以上。他们被分别派往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执行复兴计划。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于1946年7月从重庆迁回上海，12月3日到会来的全国各差会代表共一百五十余人。当时，中国国内政局动荡，教会中相当一部分有悲观的情绪。大会要求与会代表克服这种情绪，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三年奋进运动”。此次大会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基督，基督为了一切”，决议中指出：
教会本身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但作为基督教的教徒，我们既不能对威胁国家基础的危险视若无睹，又不能对违反上帝圣旨和耶稣基督道德标准的社会和政治罪恶，抑制自己道义上的评判。我们要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腐败，反对一切形式的人类束缚，不平等、不公正、不人道，以及反对一切违法和无神的行为。……教会不能不发出要求全中国悔改的呼声。(64)
这个“三年奋进运动”的时间，是由1946年冬至1949年冬，其目标是：（1）增加信徒人数；（2）加强教会的力量，使教会富有生命和能力；（3）再度促使教会合一和合作；（4）提高社区和国民的精神生活。这些目标不但注重布道和栽培，也注意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不但注重个别教会的成长，也注重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合作。虽然时间很短，而且当时的社会也因内战而动荡不安，但却取得相当的成效。1936年，基督教新教的信徒人数为五十三万六千余人，到1949年信徒人数增加到八十三万五千余人，增长了56%。在这三年中，堂会从五千八百余间增加到六千五百多间，共增长了27%，这三年的成长，为后来的教会在曲折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65)。
从1948年开始，中国的内战就出现了国民党节节失利的局面。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据司徒雷登援引美国白皮书的报告：“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的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66)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曾说过一段话，可以作为白皮书的注解：“人们于不知不觉中又见到了那些长期来表现于中国官场的弊病，诸如营私舞弊，把家庭、朋友和派别的利益置于国家事业之上，讲面子，拉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和办事无能等。”(67)
面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改变，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于1948年也开始布置应变和撤退的措施。由于东北、华北战区的不断扩大，天主教活动的范围逐渐缩小，罗马教廷于1948年5月派美国枢机史贝尔曼和华理柱到中国布置应变措施，华理柱后来被黎培里选入成立于上海的“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工作，策划应变事宜。也就在同年，南京教区总主教于斌飞往罗马教廷请示有关指示，教廷下令中国各教区大小修道院一律撤退，在危险区的传教士也应撤退。据1949年2月22日《益世周报》记载：“据教会权威方面悉：关于教会人员由行将沦陷地区撤退问题，教廷已有明确表示，传部部长毕翁弟枢机，次长刚恒毅总主教，连教宗本人均一致主张：（一）大修院生迁往安全地带，继续学业；（二）关于小修院生，教宗谓迁移遥远地区，使能继续进修，或无可能；（三）至布道人员，除有少数特殊危险者可避走外，教宗谓其他圣职人员得留守其岗位。以上三项，圣部已有训令致各地教区首长。次长刚主教与其他圣部职员肯定，关于流亡修生之特别经费，圣部必予补助，唯先须向黎公使请求，因公使现有一笔特别补助金。教廷各院部对我国民族与教会之遭遇，均极关怀，准备尽量地予以援助云。”(68)以后，各地的修生大部分按此步骤撤退，一部分从战区逃出的传教士也相应撤退。
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时，黎培里奉教廷之命没有南迁，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吴铁城对此有所不满，直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以后，黎培里仍驻节南京。直到1952年春天，黎培里和秘书高理耀，才被驱逐出大陆(69)。
基督教新教方面的应变和撤退计划，始于1948年初，其措施有：（1）积极鼓励基督教内外的自由主义者，即“民主个人主义者”，树立“第三种势力”；（2）加紧培植国籍神职人员，以备在外籍传教士撤退以后，可以继续传教工作；（3）加紧农村教会的扶植；（4）倾销《圣经》和其他教会书刊；（5）如果不能再在教堂礼拜时，应转入家庭之中；（6）所有教会重要档案、房地产契据和有价证券，尽量及时转到香港或存入香港银行；（7）对教会财产作清查登记(70)。
1948年11月1日至9日，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召开了全国会议，专门讨论应变计划的实施和传教士的撤退问题。大部分基督教差会决定把传教士陆续撤退到香港，和离中国很近的东南亚。同时，将领导班子分为两套：一套由少数留下的老一辈的传教士和中国籍教会领袖组成，一套由撤退到香港的差会总部组成，继续领导和接济教会；传教士的家属则全部撤退。当时，美国卫理公会和美国南长老会决定多留下一些传教士，在西南一带的传教士暂不撤退。特别在广东的传教士打算滞留到最后的一刻，教会学校有一小部分决定迁往香港或广州开办，大部分则留在原处。外籍教师有一部分决定回国(71)。
在动荡的时局中，基督教新教内部的一些人士在司徒雷登等人所宣扬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产生了走“第三条道路”的期望。1946年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以后，7月13日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派梁小初等三位正、副会长，在南京会见了司徒雷登。这位驻华大使力劝基督教人士发表“谋求和平”的宣言，在政治上表现教会的立场。三位会长在南京还拜会美国调处国共谈判的特使马歇尔将军。马歇尔也向他们表示，中国应该有所谓的“改良政府”，由民主人士参加以缓冲国、共两党的冲突。他要基督教的领袖促成此事。1948年2月和10月，司徒雷登亲自在上海福音广播电台、《大公报》和中华基督教第5届总会上发表了数篇讲演。在《基督教与民主》的讲演中，他说：“欧美的民主制度有成就，是和教会有密切关系的，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民主的基础是建立在上帝观和有信仰的人生观上面”，“目前世界上民主和极权政治有矛盾，在欧美，民主制度是成功的，每个基督徒的公民责任是帮助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和推行”(72)。很明显，司徒雷登将欧美的民主制度和基督教精神联系起来，甚至认为西方民主主义是基督教的产物，他希望中国的教会领袖走民主个人主义，也即第三条道路。另一位宣扬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教士是毕范宇（1895—1974年），他是美国南长老会士，生于中国嘉兴。美国大学毕业以后回华工作，任教于金陵大学，曾译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英文，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时期作过宣传工作，著有《中国的乡村教会》(73)。1948年9月，他在题为《共产主义对民主和基督教的挑战》的文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的挑战之下，“基督教答复必须是两方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民以食为主，所以基督教会也必须忠守基督以及保罗、雅各诸先知的传统，无论在政府、社会或经济关系各方面，都传扬实践公开和正义，光是传面包的福音并喂不饱肚子。我们必须以基督教的革新来对付共产主义，必须以基督教的‘共同’对付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对于教会应变的方法，他指出：“基督教必须深入民间，帮助提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水平，帮助他们反抗压迫他们的势力，实行基督教的弟兄相爱，为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而奋斗。”(74)毕范宇主张挽救危局的根本之图，是加强农村教会的建设，将教会中心转移到农村去，并利用家庭礼拜这一基督教传统的宗教活动，使教会生存下去。1949年，协进会为此编印了《家——基督徒家庭手册》。该书在序言中指出要以基督教的立场对家庭的作用重新认识，接着以早期教会的司提反在罗马帝国迫害中遇难时看见天使一事为比喻，说：“希望我们全家在任何境遇中看见天使。”(75)
基督教新教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此时也在应变，组织了“应变小组”，决定：（一）“不留钱、不留纸”，大量印书，来不及出新书就再版旧书，大量赠送，仅《家——基督徒家庭手册》就印了数万册，到处分送；（二）采取“分散应变”方法，选出二百多种畅销书，每种计二十至二十五本，尽快运往广州、昆明、成都、汉口、福州、南昌、厦门、汕头、台北、香港等十个地区，为免上海与各地交通阻断，往往采用空运的办法，同时，各地教会也纷纷向广学会买书，尤以新疆、云南边疆地区为多；（三）同时，他们准备将广学会迁往香港，将文件寄往香港，将许多书籍的样本寄往英、美保存，并将重要书籍的纸型运走。《普天颂赞》是当时销量最大的书，由基督教六个大公会联合编印，是礼拜堂唱诗的必用书。1949年3月，该书的纸型被带往香港(76)。
1949年4月5日，渡江战役即将开始，国际宣教协会负责人穆德从菲律宾赴南朝鲜，中途突然在上海逗留二十个小时，进行了非常紧张的活动。他召集留沪的各差会领导人和重要传教士，以及中华全国协进会的外籍负责人听取汇报，特别强调基督教的“普世性”，要求中国教会与世界的基督教团体保持联系。然后，由协进会召集各差会中外领袖举行“紧急会议”，出席者共七十二人，其中传教士二十四人，中国籍教会人士共四十八人，讨论和布置应变的计划。5月19日，中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又召集各差会传教士们举行“紧急应变会议”，成立“基督教紧急委员会”，加强磋商和统一行动。
1949年7月8日，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广东分会在香港召开“宣教同工夏令会”，对新教在广东的传教活动作了“检讨”。这个分会在4月间举行的执行委员会上已决定，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决不撤退。当时，他们大部分还留在原地。因此，新教传教士的撤退虽然从1948年初已经开始，但一直到1951年春才从大陆全部撤退。
【注释】
(1)刚恒毅回意大利以后，休养半年，病虽痊愈，医生劝勿再回中国。11月3日，他觐见教宗，请准辞职。1935年12月被任命为传信部次长，1953年册封为枢机，1958年逝世。
(2)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24—225页。
(3)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24—225页。
(4)有关梵蒂冈与伪“满洲国”的历史关系，国内最近的研究可见刘国鹏博士于2008年“基督宗教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上论文：《重提梵蒂冈是否承认伪“满洲国”的历史争议》；段琦：《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139页。
(5)方豪：《三十年来的中国天主教》，第3538—3539页。
(6)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28—229页。
(7)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28—229页。
(8)方豪：《三十年来的中国天主教》，第2538页。
(9)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94页。
(10)诺尔编：《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83—89页。
(11)诺尔编：《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83—89页。
(12)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684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341—345页。
(13)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99页。
(14)木郎：《上海沦陷后的教会》，载《公报》1942年第一、二合期，第19页。
(15)《公报》1942年，第5、6合期，第13—14页。
(16)《公报》1942年第5、6合期，第14页。
(17)《五十年来》，香港晨星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18)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译本），第118页。
(19)《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20—121页。
(20)《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20—121页。
(21)《公报》第5、6合期，第14页。
(22)《金陵神学志》（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14页，黄玉梅：《川流不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7年版，第104页。
(23)《金陵神学志》（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14页，黄玉梅：《川流不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7年版，第104页。
(24)《公报》1941年第1、2合期，第15页。
(25)《公报》1941年第1、2合期，第15页。
(26)《公报》1941年第1、2合期，第16页。
(27)《磐石杂志》，1934年5月《公教与爱国》专号。(www.xing528.com)
(28)范良佐著：《爱国老人马相伯的抗战言行》，载《宗教研究通讯增刊》，上海市宗教学会编，1985年，第1—3页。
(29)范良佐著：《爱国老人马相伯的抗战言行》，载《宗教研究通讯增刊》，上海市宗教学会编，1985年，第1—3页。
(30)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297—298页。
(31)范良佐：《爱国老人马相伯的抗战言行》，载《宗教研究通讯增刊》第4页。
(32)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031页。
(33)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031页。
(34)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320—321页。
(35)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328页。罗光：《陆徵祥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127—160页。
(36)罗光著：《陆徵祥传》，第188—190页。又见陆徵祥：《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东四省事件》，载《磐石杂志》1934年第2卷第5期。
(37)罗光著：《陆徵祥传》，第188—190页。
(38)罗光著：《陆徵祥传》，第188—190页。
(39)罗光：《访问陆徵祥神父日记》，载《传记文学》第19卷第5期。
(40)方豪：《四十年前天主教人士参加抗战工作之一斑》，载《东方杂志》（复刊）第11卷第1期。
(41)于汀之：《于斌主教》，载《近代江苏宗教》，第133—136页。
(42)《宗教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第6页。
(43)顾裕禄：《陆徵祥、于斌的抗日表现》，载《宗教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毛振翔：《于枢机抗日期间对欧美的影响》，载《传记文学》第35卷第3期；陈方中：《于斌枢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7—68页。
(44)《东方杂志》复刊第11卷第1期，第66页。
(45)《宗教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第27—28页。
(46)《宗教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第27—32页。
(47)《回忆吴耀宗先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1982年，第31页。
(48)《回忆吴耀宗先生》，第30页。吴耀宗经常引用印度圣雄甘地的一段话：“如果我们所能选择的，不是懦弱，就是武力，那么，我们应当选择武力。我宁愿冒险用武力一千次，不愿使我种族失却丈夫之气。但我相信，非武力比武力高超至于无限；饶恕比惩罚更为豪侠。”
(49)《回忆吴耀宗先生》，第30页。吴耀宗经常引用印度圣雄甘地的一段话：“如果我们所能选择的，不是懦弱，就是武力，那么，我们应当选择武力。我宁愿冒险用武力一千次，不愿使我种族失却丈夫之气。但我相信，非武力比武力高超至于无限；饶恕比惩罚更为豪侠。”
(50)《回忆吴耀宗先生》，第33页。
(51)《唯爱》双月刊，1932年2月15日，第4页。
(52)吴耀宗将《甘地自传》译成中文，并说此书像“登山宝训”一样使他深受感动。1932年，吴耀宗在印度拜访了这位倡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领袖甘地，并将《甘地自传》中译本呈给他。吴氏回忆：“我们面对着他，就好像面对着一座高山，感觉宁静、超脱，又好像在尘世的混浊中，呼吸到上界的清新空气。”
(53)《唯爱》双月刊，1935年3月20日，第17期，第52页。
(54)《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第206—212页。
(55)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687页。田氏亦为当时远东第一任枢机。
(56)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687页。田氏亦为当时远东第一任枢机。
(57)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30页。
(58)《中华全国二十位总主教姓氏》，载《圣心报》第61卷第5期。
(59)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687页。
(60)《近代江苏宗教》，第133—136页。
(6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13页。
(62)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32—233页。
(63)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32—233页。
(6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16页。
(65)《中国教会历史》（香港），农村圣经学院1990年版，第146—147页。
(66)《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译本），第204页。
(67)《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译本），第204页。
(68)《益世周报》1949年2月22日。
(69)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32—233页。
(7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23—424页。
(71)顾长声：《传教士和近代中国》，第426。页
(72)高振农等主编：《上海宗教史》，第1012—1013页。
(73)《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394页。
(74)《天风》1948年9月25日。
(75)高振农等主编：《上海宗教史》，第1014页。
(76)《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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