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宁的战争时期对中国天主教堂的影响

（一）天　主　教

刚恒毅在任的最后几年，“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中日冲突逐步升级。1932年底，刚恒毅脚气病剧发，卧病在床，乃呈请教宗准予养病。1933年2月9日，他离开中国⁽¹⁾。1933年11月28日，传信部任命蔡宁为宗座驻华代表⁽²⁾。

蔡宁为意大利白鲁诺省费而肋城人，生于1890年4月3日，曾肄业于巴桂哇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3年晋铎，1926年调传信部附设的出版机构工作。四年后升传信部圣伯铎善会秘书长，被当时的传信部次长撒洛提举推为宗座驻华代表⁽³⁾。

蔡宁于1934年3月抵香港，5月至上海，并至南京拜会了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教廷国书。6月2日，抵达北平，拜会当时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等人。

蔡宁对于当时中国问题的态度，与刚恒毅有很大的差别。当时，中国正是多事之秋。1932年3月6日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在东北任摄政王。1934年3月1日，溥仪甘为日本傀儡，沐猴而冠，加冕为伪“满洲国”皇帝。罗马教廷公然承认了这个由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伪“满洲国”，并派长春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高德惠任所谓教廷驻“满洲国”的宗座代表。从那时起，天主教在中国办的《全国教务统计杂志》，将东北数省从中国划出。1938年，教宗庇护十一还接见了伪“满洲国”的所谓教务代表团。对于这些事件，驻华宗座代表蔡宁均表示服从教廷的决策。当时，国际和国内舆论对于伪“满洲国”同声谴责，罗马教廷的这种态度，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包括爱国的天主教徒在内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⁴⁾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蔡宁正在西北巡视教务。不久，日本军队占据了北平，蔡宁便转往汉口。11月30日，面对日益扩大的战事，蔡宁向全国主教发出一份通函，敦促在战时天主教人士应该加强慈善和救济工作。根据这些指示，华北及东南一带的教会医院，或全部改为伤兵医院，或尽收容伤兵；上海、南京、杭州、汉口、长沙等处的天主教堂，大多开办难民收容所，收容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⁵⁾。1938年1月18日，中国全国的天主教堂，因蔡宁代表的训令，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弥撒。他本人在汉口重行这一大典。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代表到堂参加典礼。

事实上，宗座代表蔡宁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支持了教廷的决策，而对于日益扩大的中日战争，他持中立的态度。当日本军队步步进逼，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日军指挥部曾经邀请日本数位神父，奔赴华北与教会当局联络，伺机对中国的天主教会加以控制。当时北平代表公署参赞高弥肃蒙席，训示日本神父应返回日本，免惹是非⁽⁶⁾。日军占领武汉以后，蔡宁又回北平主教公署视事。他于1939年3月14日，公布一短函，嘱咐在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保持超然态度，不左不右。中国政府认为这份公函，对于中国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国策有所抵触，遂由外交训示驻法大使顾维均委婉地向教廷表示不满。教廷随即函询事情缘由，蔡宁乃藉巡视教务之名，由海道绕安南，经云南入四川重庆。在于斌的陪同之下往见政要，加以解释，然后转由西北回北平⁽⁷⁾。(www.xing528.com)

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伪政府时，屡托日本和亲意大利政府，要求教廷训令蔡宁驻节南京，但蔡宁决意居留北平，隐居代表公署中，不参加北平任何政界典礼。

在抗战期间，天主教的教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仅重庆一地，战前原有的天主堂街（当时名青年路）的天主堂、若瑟堂、慈母堂、曾家岩天主堂等数处，规模颇大，均为敌机所炸毁。保定东闾圣母堂、江阴青旸圣母堂，两处的著名朝圣地，都毁于战乱⁽⁸⁾。战时中国天主教会的另一个现象，是由于交战国的原因，原先在华活动的属于同盟国的法国等国的传教士相继回国，德国和意大利籍的传教士相对增多，其德国传教士比较活跃的地区，仍在山东省。然而，因为战事扩大，到1945年战争结束之前，估计在华天主教传教士总数只有六百人，比战前约减少两千人。天主教徒除了战区人数减少以外，由于传教士仍能活动，教徒总人数仍略有增加，包括自然增殖数在内，到1945年战争结束以前约达三百十万人⁽⁹⁾。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天主教会中的另一件大事是教廷解除了有关“礼仪之争”的禁令。“礼仪之争”起源于明末清初之际，当时教会内部有部分耶稣会士以及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士不同意利玛窦容忍信徒“祭祖祭孔”的主张，一直上诉到教廷，演成旷日持久的争论。教廷在康熙时代两次派使来华，均未解决问题，反而导致清廷有意禁教。最后，教宗本笃十四世于1742年7月11日发布《自上主圣意》（Exquo Singulari）的冗长通谕，严禁信徒祭祖祭孔，并禁止教会内对礼仪问题的任何争论。

1935年3月25日，吉林宗座代牧兼教廷驻伪满宗座代表高德惠致信传信部，报告伪“满洲国”内有恢复尊孔的趋势，因此他于2月27日致信伪满“外交部”询问此事，后“外交部”转来“教育部”的一封信，声称尊孔是为了加强伪满境内百姓的“王道”意识，而非宗教仪式。3月12日，伪“满洲国”内各教区神长聚“新京”（长春）开会，议决：（1）在教会学校可以挂孔子像，并向学生解释这属于民间的而非宗教的仪式；（2）在教外学校的信教学生可以以消极和宽容的态度参加尊孔仪式；（3）信教学生、士兵和民政官吏可以入寺庙朝觐，但不得分享祭品；（4）允许教徒参加教外的私人葬礼。5月28日，传信部部长毕翁弟枢机，致信高德惠，表示原则同意。⁽¹⁰⁾

1939年11月8日，传信部部长毕翁弟枢机和秘书长刚恒毅总主教，向全中国天主教会发布敕令，解除“礼仪之争”的禁令：（1）由于中国国民政府申明无意发布宗教性的命令，因此尊孔仪式不含宗教意义；（2）不应禁止天主教学校悬挂孔子肖像；（3）如果信教师生被迫参加公共礼仪，可以用消极的态度参加；（4）可以在亡者和亡者的肖像前行鞠躬和其他民间性的敬礼；（5）1742年的《自上主圣意》通谕已不适应传信部目前的决定，但争论仍是禁止的。1941年2月28日，传信部将这五点指示发给宗座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由此，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礼仪之争”宣告结束。⁽¹¹⁾

1939年7月，罗马教廷决定在山东的阳谷教区升为宗座代牧区，任命中国籍神父田耕莘为宗座代牧，领主教衔，并召他前往罗马祝圣。田耕莘字聘三，世居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其父曾任当地小修道院国文教员，后入教。1904年至1910年，田耕莘在小修道院求学，后至1916年入修院。1918年6月9日，他升为神父。先后在山东省内鱼台、嘉祥、郓城等地传教。1933年，他被任为阳谷教区监牧，1939年他升宗座代牧时，中日战争已进行了两年，日军已占领华北及东南沿海，田耕莘穿越火线，从上海乘德轮赴欧，此时德已入侵波兰，他改乘其他船只取道欧洲，于10月29日在罗马圣彼得大殿接受教宗的祝圣⁽¹²⁾。这是抗战期间天主教本地化的一个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