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的自立：基督教与近代社会

第十一章　中国教会的自立

自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20年代以后，中国教会本身的发展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西方的差会和传教士在教会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信徒的人数、中国教会神职人员的培养和成长，以及他们对于教会的影响力，已经有了显著的增加。1907年基督新教全国大会时，参加会议的外国传教士共一千人，其中五百人为选派代表，没有一名中国神职人员。当时外国传教士都认为中国教会的领导权，仍在他们掌握之中。过了不久，1913年大会时，一百十五名代表中中国代表占了1/3。到1919年“中华归主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已占了半数，中国教会领袖已成为教会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力量。1922年5月，基督教新教又一次召开全国大会，中国代表人数，与1890年和1907年两次全国大会西方传教士代表总数相等⁽¹⁾。从1900年至1920年，参加基督教聚会的人数增加了几乎近四倍，从九万五千九百余人增至三十六万六千多人，在1920年已经受封立的中国牧师人数，首次超过在中国工作的西方传教士的人数⁽²⁾。在当时，尽管全国教会事业的领导权有2/3仍握于西方传教士之手，但中国教会人士对教会的影响，已经完全可以和西方传教士抗衡了。虽然领导教会“合一运动”的中华基督教会，要到1927年才宣告成立，但早在它成立以前，甚至从19世纪开始，已经有一些中国人自办的独立教会出现，而且这些独立的教会，大多数都能够达到自治、自养、自传的目标。所以，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一方面是各在华传教会中，中国信徒和神职人员势力和影响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城市和乡村中自立教会的发展和壮大，可以说有了真正的中国教会的存在。

从中国教会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新的现象和发展趋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它表明早在1949年西方教会人员从中国大陆撤退以前，中国教会已经出现了自立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在基督教新教教会中，而且表现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之中：1922年罗马教廷委派刚恒毅为教廷首任驻华代表来华，次年在汉口召开全国主教会议筹备会，1924年5月15日正式在上海召开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其主题是建立一个“正常的、自由的和中国化”的天主教会。1926年，刚恒毅代表亲率六名中国主教在罗马祝圣，开创了自清初罗文藻任国籍主教以来由中国神父担任主教的先例。以后天主教在华扩充了六十余教区、推荐十余位国人为主教，并派修士赴罗马深造⁽³⁾，这对于天主教的中国化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比例，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如在1932年，划分给遣使会的华南七个教区中，华籍教士占有一百九十六人，外籍的只有一百十五人⁽⁴⁾。同年，北平的宗座代牧区内，外籍神职班只有二十九人，国籍的竟多至九十九人⁽⁵⁾。在刚恒毅来华以后，中国天主教会一再宣称其努力目标是将中国教区“交给国籍神职掌管，这个时候也就是传教士达成任务的时候，能使国籍教会继续生存下去，也就是客籍教士成功的时候”⁽⁶⁾。(https://www.xing528.com)

纵观20世纪中国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会自立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到有两种基本的类型或途径：一种是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独立的教会，以达到自传、自养和自治的目标，尽管其中有些教会与外国差会之间，或多或少地有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联系；另一种是西方的教会人士在意识到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和中国教会人士的成长和对教会的影响，已成不可遏止的趋势以后，在中国教会内部逐渐地倡导自立。这两种趋势的合流，铸就了20世纪中国的教会，已具有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新的面貌和特点。然而可惜的是，中国基督徒和中国教会的自立，以及中国基督教会领袖的思想，至今仍然很少得到深入的分析，甚至是概要的介绍。其中一个原因是，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由西方学者所撰写的。虽然他们并非故意忽略中国教会和中国信徒的问题，然而由于背景和文字的限制，他们在著作中往往将目光投向西方人士所关注的诸如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方法、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十分重要并且值得探讨，但仅仅局限于此，只能给予我们对于中国基督教的片面的了解。本章所讨论的中国教会的自立，不是深入的分析而是概要的列举和介绍此一重要的发展趋势，因为20世纪中国的基督教会，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已不再以西方差会和西方传教士为中心了。要深切地理解基督教在中国所经历的漫长而痛苦的发展过程，固然不能忽略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差会的所作所为，但中国教会的自立，中国信徒和神职人员的感情和思想，肯定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