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挑战与回应

第十章　挑战与回应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的岁月，正当中国的基督教会进入它成长阶段的时期时，中国社会本身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显示了辛亥革命的激流余波；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又直接启导了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其间，五卅运动和抗战爆发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而国共两党的斗争又使得这一阶段显示出错综复杂的景象。

20年代来华的美国布道家艾迪，曾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概括：(www.xing528.com)

中国，这个亲眼目睹着它早年的同伴衰亡的最古老的不朽文明，正在五重同时发生的革命的重苛之下蹒跚着——这就是经济和工业的革命、政治的剧烈变动、知识上的文艺复兴、社会的过渡与重建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改革。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欧洲拖入了内战，给它带来政治的、军事的和社会的后果；同样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也发生了。⁽¹⁾

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非基督教运动和义和团及19世纪教案有很大的不同，它发源于知识界和政界，既带有19世纪沿袭下来的强烈的民族情绪（这种情绪因五卅惨案更趋激烈），而更多地使用了在新文化运动中从西方传来的科学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作为批判基督教的理论武器，并同当时此伏彼起、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如国民革命、北伐、五卅运动、国共分裂和十年内战相牵结。教会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对此，中国教会中的西方传教士，尤其是中国教会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如赵紫宸、吴雷川、吴耀宗、王治心，以及教牧人员如王明道、倪柝声、贾玉铭等，对于当时的教会，以及教会所面临的迅速变迁和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都作出过不同的反应。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基督教的福音有其社会的内容，因此教会对于社会环境应该而且能够作出回应。他们所提出的教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取自于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政治和经济的理论；另一些基要派人士则认为基督教基本上是一种宗教信仰的思想体系，它和社会组织没有直接的联系，教会未必能够对社会问题作出这样或那样反应，它的主要的任务仍然是个人灵魂的皈依。后者虽然没有对社会问题作出正面的反应，但不作反应本身也说明了一些教会人士对社会环境的一种态度。在中国基督教的思想史上，这两者的对峙与争论，在那个时代及后来的历史中是引人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