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新教在近代中国的扩展与增长

（一）基督教新教

到1904年，基督教新教教徒已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经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比1901年增加两倍以上，至净是在年的势分个某传布于然长传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信徒人数增约二十七万人，为1900年以前的三倍半。1901年，传教士人数一千五百人，到1914年激增至五千四百人，英、美传教士的比例，1900年以前是三与一之比，到1914年已是四与五之比，到1918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传教士的总数虽然没有增加，但美国传教士比重从50%增加到约60%，美国教会的势力已经占了很大的优势⁽²⁴⁾。1919年，基督教新教共有六千六百三十六位传教士，居住在布于各省的六百九十三个传教点。他们共开设了一千零三十七布道机关，在六百九十三个驻地中，有五百七十八个（占83%）由一差会单独设立，有四百四十二个（占65%）只有五名或更少的教士居住。内地省份的居住地比较分散，约有57%的传教士分于沿海各省，27%分布于长江流域各省，只有17%的传教士分布远离海岸的长江流域的内陆省份。这说明，内地的传教活动，仍是整个传教事业比较薄弱的环节。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沙、成都、济南等八个中心城市里，每个城市都平均有一百名以上的教士，这八个城市的传教士，占外国传教士总数的26%；传教士的2/3和信徒的1/4，居住在一百七十六个人口在五万人以上的城市里（这些城市的人口，约占中国人口总数的6%），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个沿海省份的信徒，占信徒总数的71%。这说明，传教活动是从沿海向内陆，中心城市向四周的乡村衍射的⁽²⁵⁾。

1920年，基督教在中国的独立的传教团体，已从1900年的六十一个增加到了一百三十个，此外还有三十六个不以教派划分的超宗派组织。许多新教的小宗派，尤其是美国的，纷纷涌入中国，除了恢复原有的教堂以外，又在各地开设了许多新教堂。1919年，据统计新教教堂有六千三百九十一座，并拥有八千八百八十六个巡回布道中心⁽²⁶⁾。下页两表反映了新教各派实力状况，和各大传教团的分布情况⁽²⁷⁾。

尽管信徒的总人数在增长，但1910年以后增长率却有所下降。1913年至1915年信徒增加29%，1915年至1917年增加16%，1917年至1919年增加10%⁽²⁸⁾。传教士们认为，这和新教的传教策略和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他们指出：“近二十年来，中国教会推行普及及集中双管齐下的政策，但各先进宣教会的教育、医药等事业，推行集中政策效果较好。本时期内教会通过各地总堂以接近中国人的工作，几乎增加了一倍。国内外各种政治变革，都强烈地吸引着人民的注意力，对教会的兴趣相对减少，使教会难以抗衡。1906年至1913年间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震动全国，新文化潮流汹涌澎湃，凡此种种都是信徒增长率减少的复杂原因。另外，还有两种原因值得注意，一个是信徒的灵性生活逐渐提高，减少了信仰的盲目性；另一个是教会对信徒标准要求提高，“以至过去的某些信徒，现在失去了信徒资格”⁽²⁹⁾。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1919年基督教各教派实力状况

在20世纪基督教新教的传教事业中，基督教青年会及其在华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青年会最初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1821—1905）于1884年创立于伦敦。这个带有社会改良色彩的组织，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³⁰⁾，不久遍及英伦三岛。1851年，青年会传入美国以后，逐渐从一种单纯以宗教活动为号召的青年职工团体，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的新教社会活动机构。1855年，欧、美各国的青年会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国际性会议，组成“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并于1878年正式设办事处于日内瓦。188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会组成北美协会，并获得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财政支持，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传播基督教⁽³¹⁾。

与青年会运动相关的，是美国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1886年，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国马塞诸塞州举办了黑门山“大学生暑期圣经学校”中发起此项运动，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大学生被鼓动志愿去国外传道，不久这类志愿活动风行各地，许多著名的来华传教士，如司徒雷登（1876—1962）、赖德烈（1884—1968）、卜凯（1890—1962）等人⁽³²⁾。从1886年到1918年，美国通过这个运动派往海外的传教士，共达八千多名，其中二千五百多名被派往中国，占1/3。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在华势力的迅速发展，和基督教青年会运动的兴起，都是与此直接有关的。(www.xing528.com)

作为北美协会领导人的穆德并不满足于此，1895年他发起组织“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不久，就被介绍到了中国。中国最早的青年会，是学校青年会。1885年在福州的英华书院和北通州的潞河书院，就有美国传教士所发起组织的学校青年会。1890年，新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开会，正式请求北美协会派员来华，就中国学生中训练青年工作人员一事进行调查。北美协会于1895年派来会理（1870—1949），先在天津组织一个公立学校校际性的青年会，来会理也就成为青年会的第一任干事。当时，青年会的名称为“基督教学塾幼徒会”，共有会员五百名⁽³³⁾。至于中国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最早于1890年诞生于杭州的泓道女校⁽³⁴⁾。1896年，穆德首次来华，当时国内只有五个学校有青年会组织，经他的组织和推动，短短三个月中就增至二十七个。他们还将各地代表召集到上海，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当时的译名称“中国基督学塾幼徒会”，由来会理任总干事，并立即参加世界学盟为团体会员。此后，北美协会派遣更多的美国干事来中国，格林（1870—1948）、路义思（1866—1941）和巴乐满（1867—1944），分别来华担任天津、上海和香港的青年会干事。1902年，市会参加校会的全国性组织，并扩大成为“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

1902年至1912年，为青年会的成长时期，当时国内政治方面发生了若干重大的变故：（1）1904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和俄国的战败告终，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士认为，日俄战争的实质是，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击败了君主专制的俄国。“立宪”两字在当时上层缙绅的心目中忽然放大了，这种认识导致了后来的立宪运动的发轫⁽³⁵⁾。（2）1905年，清廷下诏废科举、设学堂，中国千余年来传统的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一时期，大批学生出洋留学，尤其到日本的留学生人数激增。据学部统计，到1909年，新式学堂为五万二千三百四十八所，学生有一百五十六万零二百七十人⁽³⁶⁾。1905年，中国在日本留学生人数达到八千人⁽³⁷⁾，新式学生的出现和众多八股士类的淘汰，直接和间接地牵动了整个社会。新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旧的教育基础，清末新政造就了他们，但他们又超出了新政划出的界限，奔向立宪和革命。（3）1911年，武昌首义，举国响应，推倒清朝政府，建立共和政府，历史在维新、革命、民变和清朝的自我挽救之间，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青年会处此时代的剧变之中，努力维持生存，并寻求各种机会发展。1906年，为适应大批青年东渡日本留学，组织了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由王正廷任第一任干事。1909年，组成留美青年会，1910年穆德在募捐到大批捐款之后，即确定上海为基督教青年会全国中心，建筑了会所。1912年10月，在北京举行青年会第六次全国会议，将总部名称决定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将朝鲜分出去，单独成立青年会，推举巴尔满为第一任全国协会总干事。到1912年，全国有市会二十五处，会员一万一千三百余人；校会一百零五处，会员三千八百七十六人；外籍干事八十七人，国籍干事九十五人⁽³⁸⁾。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在总结此一时期青年会发展与社会的关系时，指出：“中国兴办新式学校，造就出具有现代眼光并得到新式训练的青年，他们的人数日有增加……这些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中，发现有许多新的社会机关需要他们去服务，主要的如铁路、洋行、电报、学校等都是，为要联合一班新青年来组织团契，和实现共同的理想。”因此，“青年会的第二期发展，是势所必然的”⁽³⁹⁾。

自1912年至1922年，是青年会的发展时期。从1915年开始，由余日章任协会总干事⁽⁴⁰⁾，青年会的工作日趋成熟。青年会原先的宗旨，就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其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以人”。余日章在此基础之上，更提出了“人格救国”的号召。这个号召虽然是基督教精神的一种逻辑的伸展，然而也非常切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作出的种种自救的努力，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义和团、清末新政，乃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似乎都没有使中国从根本上脱离原先的窘境。因此，1911年以后，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先前所有变革，都是外在和表面的，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本身的改变，是中国民族和个人道德上和心理上的变革。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第一章，即为“心理建设”，鲁迅弃医从文的理由，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中国需要医治的，主要不是肉体，而是精神。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就代表了这种心理建设的努力⁽⁴¹⁾。社会上新文化运动中对人本身变革的呼声，也反映到教会中来，同在1915年，王正廷即指出，社会腐败和国家积弱的原因，在“人心日益浇漓”，“德育日益堕落”。因为“一国人心向善则国强，反是则危”⁽⁴²⁾。余日章的“人格救国”论，也是这种意见的表现。余氏经常谈论中国今日之需要，并不在于海陆军，也不在于兴办实业，而在于人民的道德的变革，故道德是“需要之需要”。他认为：

我从自己的研究观察和经验，深觉我们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必须个人修养基督化的人格——一种坚贞不移的，在生活斗争的过程中能担当得起最严酷的试验的人格，把这班具有这种人格的人集结起来，才是中国民族最坚固的基础⁽⁴³⁾。

此一时期的青年会，在余日章的领导之下获得长足的发展。到1922年，市会增至四十处，校会增至二百处。市会会员总数为五万三千八百十二人，较十年前几增四倍；校会会员总数为二万四千一百三十五人，较十年前几增五倍。1922年，全国市会之预算总额为九十七万六千零四十一元，其中由募捐得者十九万二千二百八十一元⁽⁴⁴⁾。1922年，全国共有华干事五百五十人，西干事一百零三人，比较十年之前增260%。各大市会主持会务的干事，亦由西人改请华人充任⁽⁴⁵⁾。

青年会在20世纪初期的迅速发展，是与美国向远东扩张的国策相联系的。⁽⁴⁶⁾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对北美协会予以不遗余力的支持。早在1910年10月20日，在穆德的策划之下，北美协会在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府举行了一次“青年会世界扩张计划会议”，邀请美国宗教界、财界和政界有势力的人物，以及正在美国访问的一些从亚洲和拉丁美洲来的青年会领袖，共二百余人。穆德提出了一个向远东和拉丁美洲扩张的计划及预算，目标是一百五十多万美元，计划在十个国家建四十九所会所，其中有八所在中国。包括青年协会大楼，计四十多万美元，并在三年内派遣五十多位美国干事到国外工作。这个预算当场就得到美国财界人士2/3的认定，实际上在提出预算以前，洛克菲勒已经承担了五十四万美元。美国总统塔夫脱，在会上的讲演明确表示了青年会的工作，与扩展美国在远东和世界是息息相关的：

没有人会想到，我们到中国去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是抱着侵略领土或干涉国家内政的野心的。但是，有些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能够在他们本国的政府中取得重要的地位。我已经看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中，凡受过外国教育或其他因素影响的人，很容易获得重要的地位。通过这些人，我们就能使这些落后国家最后接受我们的文明和道德标准。⁽⁴⁷⁾

当北美协会拓展它的事业的时候，世界的形势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大多数非基督教国家都发生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正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潮流，并影响到当时的社会。青年会在这时的中国能获得发展，是与它提倡的“社会福音”思想有关的。“社会福音”是当时美国流行的一种神学思想。它认为宗教不仅应该注重个人灵性的培养，而且它有社会的内容。从1912年至1913年，青年会特别邀请美国布道家艾迪，来北京和各地举行布道大会。艾迪在很多场合宣传美国“社会福音”神学家饶兴伯的思想，他对中国青年说：“我们的事业不单单在乎赢得或改变个人，而是在乎使整个的生活灵性化。”⁽⁴⁸⁾艾迪的思想，对那个时代的青年如吴耀宗、潘光旦，产生过很大影响。在这种趋势之下，青年会做了相当多的社会工作，如开设补习学校、半日学校和夜校，推行平民教育。如晏阳初先生兴起的平民教育，虽然后来脱离了青年会，但初创阶段仍然是与青年会有关的。青年会还在全国很多地方推行卫生运动，提倡养成清洁卫生的习惯，并开办了一些体育健身场所，如健身房、弹子房，组织体育竞赛、训练体育师资，等等。同时提倡劳资合作，并在劳工中开展社会改良的实验。如1922年上海青年会在浦东设立了劳工新村，其实验由朱懋澄负责。以后，社会改良的活动又从城市移到了乡村，1928年苏州青年会在唯亭山举办了一个“农村服务实验场”⁽⁴⁹⁾。这种对社会环境变迁具有较强的因应能力，是青年会获得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