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国教会的“黄金时代”
1900年至1920年的二十年,教会史著述上常将此称为“黄金时代”,因为在华各教会的传教事业的推进之迅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教会虽然经历了庚子事变的严重挫折,但“传教运动进入了一个充满机会的新时期”(1)。一方面,在华各教会团体仍然享有自19世纪沿袭下来的条约制度所规定的治外法权的保护,教会仍然是欧人在华规模最大的团体,传教士们一如既往地从沿海通商口岸深入中国内地传播教义,设立据点,划分教区。另一方面,教会外部的社会环境则发生了迥异于19世纪的变化:(一)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中最顽固排外的势力已被翦除,官绅阶层中对基督教的敌意有所减弱,同时,教会鉴于事变惨痛的教训,对自身的行径也作了某种反省和检讨,对传教士和教会在政治上的活动,尤其是对地方上民教诉讼的干预,作出了限制。因此,20世纪以后各地因诉讼引起的民教冲突相对减少,教会的社会形象有所改变。(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从法理上肯定了公民信教的自由(2)。这是中国国家与宗教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无疑对促进传教事业有积极的作用。尽管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初期朝野出现过短暂的将孔教立为国教的企图,但终因社会各界(包括基督教会在内)的反对而未能成功。以孙中山为首的一代民国革命家中,为基督徒者不在少数,他们革命和救国的行迹,也使社会上对基督教会的看法大大改变了。(www.xing528.com)
1900年以后,除了内地会以外,基督新教的传教士更多地将工作重点放在使整个中国社会基督教化,而不是仅仅转变个人的信仰。因此,新教传教士主要的精力和财力投向了教育、医疗和卫生事业。“越来越多的基督(新)教传教士走出了19世纪的礼拜堂,积极参与教育、医疗和慈善工作,并投身于20世纪的改革大潮。在妇女教育(1915年开办了金陵女子大学)、反缠足运动、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对都市和劳工问题的关注,赈灾救荒、公共卫生(消灭肺结核、灭蝇运动)、建造公共运动场和娱乐设施、反鸦片运动、科学地研究农业(由金陵大学农林学院发起)等活动中,基督教传教士要么是倡导者,要么是积极的参与者”(3)。相比之下,天主教教会的传道工作虽然也有长足的发展,但其重点主要在农村,寄希望于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或整村整村地争取教徒,它虽然也设有一些初等学校,但主要是让教徒的子女入学。在20世纪初期,天主教内如英敛之、马相伯等人,曾经呼吁重视文化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但这些来自中国教会人士的呼声和者甚寡。当时在华的天主教会,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增加教会信徒的人数,扩展教会的规模,增加他们的信仰,而不是对急速变动的社会潮流作出回应。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