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庚子教难及其影响

二、“庚子教难”

早在1894年，赫德就预见到：“中国人的热血，已被过去两千年的经历，虽把中国人的思想训练得非常冷静，但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我想很可能有一天绝望的情绪会以最愤激的方式喷发出来，我们在北京的外国人或许会被一古脑全杀光。每个中国人将说，‘如果没有这帮番鬼，我们怎会落到今天这般地步，在我们自己被毁灭以前，且让他们先尝尝滋味！’”⁽²⁴⁾1900年，这样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由义和团所点燃的民众的怒火，从直隶和山东烧入京城，很快攻击目标对准了华北地区所有外国人，首当其冲的是外国传教士、外交使团和中国教民。外国传教士和外交人员非死即伤，侥幸逃脱者至少被围堵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之内和北京西什库北堂等几个孤立的据点，负隅抵抗，等待援军的到来。

对于教会、使馆、教士和教民的攻击，6月初在京师周围地带即已发生，以后蔓延到京城。6月中下旬，朝廷下谕宣战，并谕令攻杀教士和教民。在山西、山东、东北、内蒙等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教冲突。

早在6月1日、2日，在保定东北二十里的永清，英国传教士孙牧师和孟牧师二人请求在县衙避难，被拒绝后杀死⁽²⁵⁾。

6月9日，西太后和皇帝从圆明园回到紫禁城。第二天，义和团焚毁了北京西郊的赛马场看台，一批使馆人员遭到袭击，英国使馆在西山的避暑山庄被焚。6月22日，朝廷发布谕旨，悬出赏格。6月24日，北京城内所有教堂遭到袭击，使馆区也被包围，中国教民被杀者达数百名。据载，“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弃尸于御河中。且有自投罗网者，常者奉教妇女途行时，遇义和团即跪下，率被拉去斩杀；而平民之误杀者亦多，因诬为奉教之人，到坛焚表不起，觅保不得，而竟受冤死”⁽²⁶⁾。在北京，共有3座教堂、17座大祈祷室、学院、医院、圣若瑟修女院及明清耶稣会士墓地都被夷为平地。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不久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杀。清军和义和团集中包围了使馆区，北京天主教北堂和监理会三个地点，北京的外国侨民，包括使馆人员、军士和几乎所有的外籍传教士，都撤到这三个地点。使馆区的外人主要避往英使馆，因为那里墙高宅深，北堂则由一部分法军士兵和武装教民守护，监理会则由外侨组成的义勇队保护。从那时起，直到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为止，他们经历了五十六天被围的日子⁽²⁷⁾。

朝廷灭尽洋人的谕旨，最先送达的地点，可能是直隶保定。6月30日，当地一个教会遭到了团民和兵勇的攻击；7月1日，另一个教会也遭袭击，教士不是被杀死，就是在房子里被烧死。有十一名美国传教士和四名英国传教士以及中国仆役被杀。⁽²⁸⁾

尽灭洋人的谕旨第二个送达的地点，可能是太原。6月下旬，山西全省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教冲突事件。27日，一所太原的教会医院被焚毁，医院中人，除一名受伤的英国妇女被推回着火的房子里烧死外，余皆逃出。7月3日，巡抚毓贤派来三名官吏，命所有在太原的传教士集中到一房舍中加以看管，另外一些教士，企图东逃至沿海一带，但中途被俘，被押入大牢。7月9日，所有这些外籍传教士都被押到毓贤的巡抚衙门，在大门外边，被剥去上衣，听候发落。最后，巡抚在验明正身以后，即下令处斩。三十四名英格兰和苏格兰基督教徒，以及十二名天主教徒，在毓贤的亲眼目睹和亲自监督之下，被处以斩刑。太谷县六名美国传教士的首级，也被送到毓贤那里验明⁽²⁹⁾。事变同样也蔓延到了大同，据一位方济各会修士的记载：“拳民烧毁了大同的教堂，教友不知逃到何处是好，于是分批的藏在大户人家院子里。灾难终于来临了：1900年7月20日，许多男教友被捕，送到庙里，因为他们不肯背教，遂遇难。有些先送到衙门里，带上铐链，关在监狱里，想要把他们饿死。但是拳民不愿意让他们这样死，要让他们流血，因此几天以后把他们拖到外面街上杀了。”⁽³⁰⁾

山西的其余教士，有些往西逃走，越过省界进入陕西，他们备尝艰辛，至少又有七人丧命。在陕西，巡抚端方对洋人加以保护，再将他们送到湖广总督张之洞治下的湖北境内。那些往北逃到内蒙古的教士，像留在山西的教士一样被杀，在山西和蒙古边区遇害的，据说共有一百七十八人⁽³¹⁾。

东三省也发生了大规模袭击教会的事件。7月，沈阳各处的教堂均遭拳民攻击，盛京副都统晋昌亲自带兵助攻，南关天主堂首先陷落，一名法国主教、二名神父和教徒一百多人被杀，许多新教教徒亦同时丧命。在新宝堡被杀的教徒四十二人，永陵有二十三人，旺清门十四人，上夹河二人；天主教徒更多，仅奉天一省，被杀者即有一千五百人，内有一名主教，三名神父⁽³²⁾。东北南境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都逃到牛庄避难。当时附近虽驻有俄国军队，但当地的教会还是在6月30日被毁⁽³³⁾。

在蒙古的天主教共划为三大区：东教区因滦平知县郑文钦仇教，教堂被毁，神父被活埋；中区西湾子总堂有教徒五万六千人，虽作武装抵抗，但在拳民的包围和攻击之下，有三千二百多教民被杀，内有神父五人；西南教区的教徒被杀者有八百余人，内有神父四人，基督新教在法库门的教会，也受到袭击⁽³⁴⁾。

山东是义和团的首难之地，但山东巡抚袁世凯知道拳民之“法术”不可恃，派兵痛剿，并保护地方教士。1900年北京的宣战上谕公布以后，袁不得已令教士暂避通商口岸的租界，同时将教堂没官查封。但是在潍县、乐陵、泰安仍有教案发生，教民被杀者共有二百九十人，滨洲也有八十九名教民被杀，魏家仓有十七名教徒被杀，朱家寨的西人住宅、医院、学校、教堂，悉遭焚毁⁽³⁵⁾。

天津的局势也非常严峻。6月2日，纵火事件在各国租界内已经出现。6月5日以后，通往北京的铁路交通已经断绝；17日，津沽铁路天津段也被拆毁。6月14日，义和团进入天津城内，官府对此大为鼓励，总督的衙门成了义和团的总部，许多教士和教民被杀⁽³⁶⁾。

从事后对庚子事变的全部记录来看，义和团和清军袭击的主要对象，是外国传教士。在民族冲突和民族对抗异常剧烈的情况之下，传教事业是最容易受到攻击和残杀的目标，因为它最具有异族异类的精神和文化的特征：与商人相比，传教士更具自己的信仰，以及为信仰而不妥协的精神；与商品相比，十字架也流播得更远，深入到了中国的穷乡僻壤和边陲荒漠，因此教会显然处在直接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势力和意识形态对峙的最前沿。同时，那个时代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受到了枪炮的支持和条约的保护，但是与舰炮和条约本身相比，西方宗教显然是以精神和信念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异己势力，因而又是最弱的。由此，洋教成了宣泄民族仇恨和排外情绪的突破口。

教会史籍中留下了大量庚子事变的惨烈的纪录。作为教会的记录者，其所怀有心理和感情无疑包含着对于教士和教民的同情，其所记叙的详尽的细节，也未必完全得自于亲身的所见所闻。但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它也毕竟留下了那些并不是每个罪该当死的教士和教民在临难时的种种悲剧。20世纪的一名意大利天主教人士，曾这样记叙1900年发生在河北省献县的教会被剿灭的场面：

……碉堡这样被冲破了，胜利者涌进了村子，在街道上，在房屋里，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在朱家河逃难教友中，有位年高德劭邱姓老人，当年是有功名，曾任御林军蓝翎侍卫，品级也不小。虽年纪老迈，可身体魁梧高大，动作敏捷，走路如行军。二十日早上，他知道村子是守不住的，于是他穿上宽大的礼服，佩上品级的徽章，穿上长筒靴子，头顶上戴着蓝翎侍卫帽子，就到圣堂后面等待致命。当拳民看着他穿着尊严而华丽的礼服，起了尊敬之心，立即后退。但是这老人直立着，举起两臂，眼向上看，似乎神魂超拔，不住地喊：“天堂！天堂！”拳民就砍了他。⁽³⁷⁾

据不完全统计，在“庚子事变”中，在天主教方面，共有五名主教，三十一位欧洲籍司铎，九名司铎被杀，中国教徒伤亡逾三万人。新教方面，共有一百八十八名外籍教士及家属，一千九百余名中国信徒伤亡。⁽³⁸⁾在随后的八国联军报复性的杀戮中，中国平民死伤达十万以上。(www.xing528.com)

教会人士在这场他们视为的“教难”中的所思和所为，也给近代中国的教会历史写下了其难以抹杀的篇章。当逃入使馆的丁韪良和赫德沮丧相对时，丁韪良说出了一番感慨之言：

当我们互相对望时，都不能不为我们毕生的工作所取得如此之小的价值深感羞愧。他管理他们（中国人）从三百万到三千万银的税收，而中国人要取他的头；我讲了三十年的国际公法，但他们学到的竟然是公使的生命并非不可侵犯！⁽³⁹⁾

与丁韪良面面相觑的赫德，虽然并不是传教士，然而此时此刻，这位倾其毕生精力致力于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事业并对基督教传华事业时刻关注的海关总税务司，其愤懑和无奈的心情和传教士们如出一辙。他在8月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每样东西都丢了，只剩下两套夏服——想起不得不放弃所有那些宝贵的（对我来说）而以后被火全部烧毁的东西，有时令我发狂！”接着，他以略带调侃和自嘲的笔调写下去，“自然，人是终究要赤身离开这个世界的，但这次弄得精光未免有点太早了，天杀的！可是我和其他各位应该感谢的是——健康照常，性命犹在”⁽⁴⁰⁾。

逃入使馆内躲避的多为非军事人员，内有传教士、妇女儿童和中国教民，他们纷纷组织起来，配合各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修筑工事，寻觅食物，安排劳力。他们不仅面临着与外界几乎无法联系的困难，而且伤亡严重，食品匮乏。丁韪良描绘说：“在长达八个星期中，我们为绝望所困扰。我们的防卫力量因每天有所损失而减弱了。我们的食品仓库快告竭了，假如营救力量迟到两天，我们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我们吃光了马和骡，达八十头！只存下三四头，至多能够吃两天。”⁽⁴¹⁾在南边的法国使馆中，多数是逃难的教民居住，“有祖孙三代，同居于六尺之草地上者，有一妇女方喂婴儿之乳，乳已半干，观此情景，即可见彼节缩自己的粮食，忍饥以食其子也”⁽⁴²⁾。而“教民中之壮年，已被挑选令做防御工程，又于极长之墙上开凿小孔”⁽⁴³⁾。处在此种绝境之下，传教士和教民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超自然的力量和圣灵的庇佑，丁韪良这样记叙道：

几乎一开始，我们就设法用《圣经》的条文来保持我们的勇气，（经文）通常由明恩溥夫人选出，我将它们贴在房门内，希望它们引起稍有时间阅读《圣经》的人的注意。⁽⁴⁴⁾

另一名英国传教士则记叙了肃王府内众多教民的祈祷：

此一夜中，肃王府中全体教民，均在祷告，监视彼等之老者。前亦奉有警告，先事预备，如遇十分急危之时，即退往英使馆，故彼等均谨遵命令聚集一处，以候变端之发生，今彼等亦知救兵已至，苦难将毕矣。在一室之中，有五百奉天主教之妇孺，身穿蔽旧蓝色之衣，皆交叉其手，静坐以候消息，荧然一灯，惨红之光，室大而灯小，皆蜷伏于半明半暗之中，此为如何之景象乎！⁽⁴⁵⁾

京城内的传教士和教民们凭着墙高宅深的使馆和教堂负隅抵抗，联军则从大沽登陆，攻陷天津以后步步向北京进逼，一面是抵抗和等待，一面是进击和援救。这些军事行动不仅由联军的士兵执行，传教士和教民也直接参与其间。他们不仅在使馆和教堂构筑工事，持枪抵抗，而且在北京和外界的联系及联军各队之间的联系断绝的情形之下，越出高墙，穿梭往来，传递情报和消息：据载勋等奏，8月初有一名叫傅景涛的教民出自英国使馆向清军自首，他告称由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劝入耶稣教，并由英国公使窦纳乐（1852—1915年）和美国教士都春圃派往天津传递信件⁽⁴⁶⁾；丁韪良本人则设法收集到三十份京报，从中获悉了西太后用光绪帝名义为宣战所作辩护，清廷令载勋和刚毅会见义和团首领，并令户部向归顺刚毅统帅的团民发放粮食。清廷处决了同情教士和教民的四位总署大臣，庆王奕劻暗中利用其影响缓和清军和团民向使馆的攻击，以及南方的督抚寻找借口拒绝派兵北上京师勤王，丁韪良对这情报所作的综合分析是：“没有什么能比这些文件更清楚地表明清政府和义和团运动的同谋关系，它应对义和团的暴行负责。”⁽⁴⁷⁾另一名在搜集情报方面的突出例子是宝复礼（亦名宝复理1860—？年）牧师，这位曾任天津美以美成美馆（汇文中学前身）馆长的英国传教士，在联军攻陷天津北上的军事行动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带着几名中国教民随军北上收集情报，他本人甚至接受了英国远征军情报处颁发的委任状，成为名副其实的情报官⁽⁴⁸⁾，他自己是这样描绘情报处的工作的：

情报处负责绘制每天的行军地图，比例是一英寸等于一英里，图上标明每一村庄和道路，以及密探所能获得的其他情报，包括敌方的炮位、炮数和战壕；事实上，这张行军地图对军官们的重要性，等于航海图对船长一样。对于次日的行军，敌方可能有的兵力和他们的位置，包括道路和道路情况，要写出一份书面情报。在我们出发前五天，首先派出两名基督徒学生充当密探……当他们回来向我报告时，我们把他们带到司令部……将他们提供的全部情报在地图上一一标明。……这已成为每天的日常公事，没有这些本地的基督徒密探们冒了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危险给我们的帮助，我们是无法获得这些情报的。⁽⁴⁹⁾

本来联军选定的攻城计划，是将突破口放在北京的永定门，但宝复礼经过实地侦察以后认为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会使联军多走三英里路，会浪费许多时间，而且永定门要比城东南的沙窝门坚固得多，易守难攻。宝复礼建议从沙窝门（即广渠门，是外城的东门）打进城内，结果他的建议被采纳了。这种情报搜集工作，对于联军顺利而迅速地完成攻击计划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公使康格（1843—1907年）在获得解救以后的8月18日，以公使的名义向全体美国传教士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对所有美国传教士在被围困时期的所作所为表示感激：

值此你们获释和你们神奇地摆脱威胁性的大屠杀之机，对你们和你们负责下的中国教徒，为保护我们所作的珍贵的帮助，我谨表达我所知道是外交界共有的真诚的赞赏和公开的深刻的感激之情。没有你们明智而成功的计划，和中国教徒坚忍的执行，我认为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拯救的。你们对我的严重和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中所表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深为感动。我向你们由衷地表示谢意。⁽⁵⁰⁾

8月14日，联军终于攻入北京，坚守了近五十六天的使馆区、北堂和美以美会所的围困被解除了。曾经充当联军情报人员和密探的传教士和教民们，又和联军一起参加了骇人听闻的抢劫。有一位目击天主教司铎和教民抢劫的西方人士在其信中这样写道：“水手、司铎和他们的信徒，相信天助自助的人，急忙设法收括财物，尽量赔补自己所受的损失。事实上，在那里（北堂）我所能见到的人只有教友；他们尽量把银两堆藏在一间偏僻的屋子里。这些都是因着神圣的权利而抢来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天主堂的所有物。当时，这是一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⁵¹⁾这位西方人士所目击的北堂的教牧人员和信徒的抢劫是由北堂主教、遣使会会士樊国樑指挥的，这位樊主教在下令抢劫以前，亲自请示了法国公使，在获得允准以后公然出“布告”命令教徒四出抢劫。“布告”称：“我在北堂，曾获得法国公使的批准，得以为你们这些丧失一切的难民准备吃、穿、烧等日用必备品。……为了使众信徒免于冻饿而死，一切抢来之物都应归公，堆放在一处，然后大家均分，为此，我颁布以下命令：（1）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后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折合一百七十五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须；（2）每户或每人在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如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多余之物归公。”⁽⁵²⁾事变平息以后，北京的法国教会还要求法国公使与北京清廷交涉，赔偿北京教徒和教区的损失和丧亡，最后，清廷向北京的法国教区和整个宗座代牧区赔款达五百万金法郎⁽⁵³⁾。在庚子事变以后的二十余年，来中国巡视教务并驻节北堂的教廷宗座代表刚恒毅（1876—1958年），在获知樊国樑和北京教区的所作所为以后，曾非常感慨。他这样写道：

在镇压拳民的时候，北京全城听由外国军队任意处置，拳民和他们的友人被杀了，他们的家被抢了，樊国樑主教乘机让人掳掠银两和在一个拳民的友人亲王府里的艺术品，并接受了法国士兵给他送来的银两。赵怀义主教和程有猷主教，当时还是小修院的修生，他们对我说，他们也参加了那次掳掠的行动。我说出这些惨痛的事实，并不是想清算旧账，而是使人如果想明了中国归化的问题，不可不知道某些事实。……日后有一天，法国的社会党人，要在法国议会里，公开指控樊国樑主教。⁽⁵⁴⁾

樊国樑主教曾经声称抢劫的目的在于使由他庇佑的教民免于冻饿而死的绝境，其目的即便是纯正的，然而其使用的手段即使以基督教的道德来衡量也难以使那些正直的教士所接受，因为基督教教义中博爱的宗旨，贯彻于目的与手段的同一之中。自1842年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开禁以来，传教势力作为一种外来的势力，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具有多面性的，如果说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介绍新知、倡导社会革新的事业中，对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曾作出某种历史性贡献的话，那么基督教会的政治化以及由此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创伤，则代表了近代基督教传华事业的另一个方面。

从1840年条约制度确立以后直到1900年的庚子事变，部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教民中品行不端的事实，曾使中国老百姓中很长时期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为了要促使基督徒爱国，用这样的语言予以鞭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句话是否完全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那是大可怀疑的。就在庚子事变当中，曾在美以美会汇文书院任教习的中国教民鹿完天，就是被围困在使馆中的人员之一。作为一个教民，他被时势抛入了一个无可选择的境地，“乃与各国官民筑垒共守，百余日，昼夜环伺，精神疲倦，肠胃饥渴，死者白骨暴露，生者黄颜疲脊”。当联军攻破北京之际，教民们从南御河桥飞奔而来疾呼“救兵来也”之时，他和那些手舞足蹈口唱哈利路亚的基督徒一样，有“数月苦毒，一旦尽释”之感。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他看到中国的守军从崇文门两边弃甲败北，夺路而逃，联军“拥大炮升城，对内廷直打”，又不禁凄然泪下，变喜为忧。有人问曰：“此时共庆重生，人皆欢喜，子独忧戚乃尔，何故？”他答曰：“我辈食毛践土十余世，世受国恩，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今睹此变，煤山以前，何堪设想，回忆数月之苦毒，未有若是之甚也。”⁽⁵⁵⁾他的话说明了中国基督徒在身临“教难”之际，其身上的民族感情仍然没有泯灭。教民和教士之不同类，也是基督教传华事业在近代中国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反映，这种复杂性和多面性在20世纪以后，仍然一再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