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革新思想的萌蘖

一、革新思想的萌蘖

在20世纪以前，中西双方接触的演进过程，肇始于西艺，再由西艺而及西知，由西知而及于西政，有谓这是甲午战败以后的事。即使如郑观应、王韬、何启、胡礼垣、陈炽、陈虬诸人所倡导的自由平等，议会立宪的主张，似乎最早也只能上溯到19世纪70—80年代。然而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在澳门和南洋一带创办的报刊之中，不仅介绍了欧美各国地理风貌、民俗礼仪、人种物产，对于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况，已经作了相当数量的报导。

这些散见于早期传教士著作和报刊中，对于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介绍，对于鸦片战争以后沿海极少数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的官绅，具有相当的影响。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林则徐，于1839年3月抵广州主理禁烟事务，为探悉西洋情报，乃组专人从事翻译事业，任事者有袁德辉、梁进德（梁发之子）和亨德，1839—1840年间曾译《中国丛报》中一部分编成《澳门月报》；又译为《广州新闻》；1839年7月，林氏又邀传教士伯驾医生迻译瑞士法学家滑达尔之《万国公法》，此外更译慕端之《地理大全》为《四洲志》。袁德辉、梁进德、亨德为马六甲英华书院和澳门马礼逊学堂之学生，伯驾本人就是传教士，可知林则徐当时对西学的认识，来自于传教士的介绍。至于魏源在综合林则徐所赠的相关资料并搜集西洋文献所编成的《海国图志》，更是对西方传教士编纂的杂志内容加以广征博引。据统计，当时《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曾增印到900份，被带到北京、南京和其他城市散发。在魏氏《海国图志》百卷中，先后引征此杂志达26次⁽⁴⁾。在这部开宗明义以“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宗旨的著作中，魏源已经能够非常清晰地描述英国议会制度的运作：“用兵，战和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国会’之音译）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凡新改条例，新设职官，增减税饷及行楮币，皆王颁巴厘满。转行甘文好司而分布之，惟除授大臣及刑官，则权在国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岁终会核于巴厘满，而行其黜陟。”⁽⁵⁾同时，魏源已经知道英国社会民众以舆论来监督政府，“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⁶⁾。对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不但从民主原则、议院的组成与职能作了具体的介绍，还予以高度的评价：“（全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⁷⁾

在19世纪40至50年代，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得到世界知识的中国人士，还有徐继畬（1795—1873）。徐氏为山西五台山人氏，字松龛，1836年中进士以后，历任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史和巡抚。1844年1月，徐氏在厦门会晤英国驻厦门首任领事记里布时，认识了担任译员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后来这位被徐氏称为“西国多闻之士”的传教士，曾多次与徐氏见面，称徐继畬为“迄今遇见的最喜欢提问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吏”。雅裨理送给徐许多书籍和地图册，还将世界各国的地点、方位及范围指点给他看。出于传教的动机，雅裨理还送给徐继畬《新约全书》等教理著作⁽⁸⁾。他俩的交往持续了很久，雅裨理在日记中这样描绘徐继畬：“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显而易见，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要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他画的地图还不够准确。他不但要查对经度和纬度以便标出确切的地理位置，更把目标放在搜集各国版图大小，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商务关系，特别是同中国的商务关系上。”⁽⁹⁾除了雅裨理以外，徐继畬还向其他传教士和外籍人士了解世界史地知识。雅裨理的朋友、美国传教士甘威廉，也是徐的询问对象。后来徐氏书中关于瑞士的叙述，便是采用了他的叙述。徐氏还通过各种渠道，罗致流传在东南沿海地区西方传教士如郭实腊所著之《万国地理全集》、《古今万国纲鉴》以及玛基士（Machis葡国传教士）的《地理备考》等著作。另外，徐氏与英国外交官李太郭和阿礼国及其夫人，亦有交游。李氏向他提供了古希腊史、古犹太史和古巴比伦史的知识，阿礼国夫妇则送给他一个地球仪和自绘的地图⁽¹⁰⁾。经过五年的努力，徐继畬完成了一部完备的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于1848年刊行于世。此书初名《瀛环考略》，共二卷。上卷介绍亚细亚和亚非利加，下卷介绍欧罗巴和亚墨利加，并又有“舆图考略”；全书共收地球全图及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地图二十八幅；经增订以后扩至十卷，包括东亚、南洋、印度、西域（南亚和中亚）、欧罗巴（英、法、意、俄、奥、普、希、比、荷、西、葡、丹、瑞典、瑞士）、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早期维新家王韬，为此书所作跋中，称誉其“此诚当今有用之书，而吾人所宜盱衡而瞩远者也”⁽¹¹⁾。《瀛环志略》对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有富于积极意义的评论，对于英国的两院议会制度作如下的记叙：

英国之制……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贵族院），一曰乡绅房（平民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苏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¹²⁾(www.xing528.com)

在《瀛环考略》手稿中，徐继畬对美国的民主议会制也有详细的介绍，包括州长、总统的选举、投票的方法以及任期的规定：

兀兴腾（华盛顿）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得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分其地为二十六部，每部以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¹³⁾

至于“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在书中被描绘成“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的“西土桃花之源”⁽¹⁴⁾。所有这些知识，都标志着当时少数中国人士对西方的理解达到了新的水准，徐继畬也并不讳言其对西方的认知来自于传教士的介绍，他在书中曾七次提到了雅裨理的名字。在那个时代，无论是魏源或是徐继畬，他们笔下的“海国”或是“瀛环”，也都没有脱去“四裔”的影子。但是它们作为历史的资料，借助于西方传教士的介绍的种种最初步的知识，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最初了解到的泰西形象，反映了一批忧患之士在民族危机下的严肃思考。虽然文字记载的国度远在千里之外的西方，但阅读的对象无疑是中国人，其间由彼及此的意愿，无疑是明显的。于是，从地理学开始去了解西方的政治和社会，便成了这一代人走向世界的起点。虽然他们的努力和呼吁在当时起而应之者寥寥⁽¹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中国在数十年之后迭经战败重新认识到维新和改革的命题时，这些早期中国人士的地理著作中恒久的价值，才又重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