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教育和医疗带来的正面影响

二、社会的反应

大体而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所认识的西学，并不十分准确，追求西学的路线，也显得迂缓曲折，但大的方向并没有错误。传教士们输入的西学，也非全面的西洋学术，有遗漏精华部分之憾。然而中西间高深的学术交流，传教士们确已在1860年代开始进行。他们一方面执行其宗教的职务，另一方面则从事了许多非宗教性的活动，尤其是文教活动的范围更加广阔，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基督教会所组织的学会、医药及慈善机构，多方协助中下层的民众，开启民智，担任僻远落后地区的启蒙工作。推广卫生常识，灌输西方科学知识，介绍学术思想等等事业，均在百般艰困的环境中创设与扩展。

教会的教育事业是基督教影响中国社会的一条重要渠道。19世纪有一部分传教士曾经反对举办教育，他们的理由是，《圣经》里耶稣嘱其门徒到普天下传教，并没有指示要办教育、开学堂。对此种见解，谢卫楼曾指斥说，这同某些中国人坚持孔子和祖先没有说要修铁路，因而把已经造好的铁路拆掉一样地保守。他大声疾呼传教与教育非但并不矛盾，而且教育可以巩固传教的成果。这种见解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普遍地接受。事实表明，中国人通过教会教育的途径，虽然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数不多，但是对于西方的敌意和误解却大大减少了，不仅西学的知识为人们所接受，而且某些西方的价值观念也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如早期马礼逊教育会举行1845年第七次年会时所选择学生佳作中，有一篇题为《知识就是力量》的作文这样写道：

知识是幸福和欢乐的源泉，它是驱除一个国家无知迷雾的亮光，它能博得荣誉，它可增进民族的财富，而且归根到底，它是一个国家最强有力的国防。民族繁荣的永久性的基础，可以安放在它的上面。

另一篇在题为《中国政府的不公正》的作文写道：

中国不能说有一个好政府，它与英、美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相差很远。中国当权者有成千上万，据说从最高层到最基层，只有极少数人在履行官职诚实忠心，想到人民的利益，并公正地对待百姓。……公认的意见是：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官员，全都是敲诈者。对他们能抓到的每一个人，都进行勒索。如不给他们行贿，几乎无一人能挣脱他们的手指头而滑走。⁽⁸⁷⁾

再以登州文会馆为例。1886年，校方在学生中设了一个名为“摛操会”的辩论会，以后又一分为三——以正斋学生分编入“高谈”和“阔论”两会，备斋学生则全部参加“育才会”。《文会馆志》说，辩论会之目的是造就一个“学生共和之实验场”，其宗旨是：“交换知识，练习口辩，造就共和国民资格。”因此，辩论会又名“学生共和会”。当时清政府颁布有关学校的章程，是禁止学生立会结社的。但文会馆的学生却立了许多会，除辩论会以外，又陆续组成传道会（1876年）、勉励会（1883年）、戒烟酒会（1886年）、赞扬福音会（1886年）、新闻会（1895年）、青年会（1895年）、中国自立学塾会（1898年）⁽⁸⁸⁾。西方教育制度中若干民主原则的因素赋予学生有某种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在外患频仍、民族危机的刺激之下，学生的民族情绪和感情，就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如一篇题名为《恢复志》的鼓吹自强奋斗的作品中，学生这样写道：

……四万万天资灵明，十八省宝藏兴焉。两半球上称胜地，英、法、德、俄皆垂涎。何志士更张太急？数年前陷地坍天——波浪滚滚鸾仪殿，祸水滔滔颐和园！蚕食鲸吞欲逐逐、瓜分豆剖意绵绵。可恨那英雄豪杰，如懒云不肯出山，有谁作中流砥柱，有谁挽既倒狂澜？默祈皇天多眷顾，令我华国速改弦……⁽⁸⁹⁾

在那个时代，一方面是清政府严禁在学校结社——“纠集成党，斯风潮易起”，另一方面是“平日言行，即以圣道为标准”的环境之下，谱得此曲，亦颇为可贵了。它反映了教会学校里的学生具有与旁人同样强烈的民族意识。(www.xing528.com)

传教士举办医疗卫生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北京、上海、福州、天津等地的洋务学堂中，出现了一些医学专业，如北京同文馆于1865年增设医科，请法人毕利干和英人德贞主讲化学以及解剖和生理⁽⁹⁰⁾。1888年，李鸿章于北洋海军系统内设立天津总医院，内分西医学堂，施医院、储药局三个部分，任用西士为医官。

当时，一部分有志于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士，也将西方医学作为他们学习的对象。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早年曾于1886年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华南医学校中学习，1892年毕业于香港的“西医书院”，并在澳门和广州行医。曾撰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于1890年著成《中外卫生要旨》。这位对基督教在华活动抱有相当警觉，民族意识浓烈的士人，对西医治病的理论却并不陌生：“欲求治未病之方，先绝其致病之源，绝病源有六理：即光、热、空气、水、饮食、运动”。维新运动崛起以后，维新人士将医学改良作为其社会改革的一个部分，如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其见解，将医学改良称为社会改良的起点：“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求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果，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生，而讲免疫，而讲割札。”⁽⁹¹⁾康有为之弟康广仁，曾随嘉约翰习医三年，后在澳门主办《知新报》，辟有专栏，介绍西医知识，宣扬医学维新。1891年，该报刊有刘桢麟所撰之《富强始于卫生论》，称：“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讲于道矣。”⁽⁹²⁾由于这些维新人士的鼓吹，以至于1898年光绪皇帝在变法时下谕，兼及西医之讲求，“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极应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曾评论此上谕曰：“医者，泰西大学为一科，今特许增之，实为维新之一政也。”⁽⁹³⁾

中国早期医史专家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曾对教会医疗卫生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和人民的作用，作出如下评价：

……逐渐证明：外国医院组织充实，尤优于中国，外国医术减轻人民痛苦，救免夭亡，同时中国人反对基督教之偏见亦渐消除，当初医科传道会（按即医药传道会）设立之目的，亦可谓远矣！各医院之功绩不独为人治愈疾病，减少死亡率，而训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西国医学书籍为汉文，传布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少也。今全国教会设立之医院，数目与物质两方面，皆较中国自己公私立者多而且备，各省著名之教会医院，有如汕头英国长老会之医院，奉天苏格兰联合自由会之医院，杭州大英医院，汉口英国医院，上海伦敦英国传教会医院，美国圣公会医院，济南齐鲁医院，淮阴仁济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皆资本雄厚，规模极大，驰名全国，每年活人无数，使中国医学，日渐欧化。⁽⁹⁴⁾

就西方传教士所介绍的实用和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知识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而言，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后，也已相当程度地显现：（一）首先是当时的国人对于西方的实用科技知识有了一定的兴趣，以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中“互相问答”一栏，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统计。从第一卷开始，连续刊载，共有320条，提问的读者来自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城市和省份，提问的内容有应用技术，如火柴头或者葡萄酒以及肥皂的制法；也有关于自然常识的，如为何水缸因冰冻而裂碎，西国医生为何将体温表置于病人口中或腋下；也有关于基础科学的，如地球为何有南北两极而无东西两极，月球无气无水无动植物有何实据，等等。这些问题既反映了当时国人科技知识的贫乏，也反映了国人对探求西学知识的兴趣⁽⁹⁵⁾。（二）其次是通过对西方科技书籍的译介和阅读，使当时国人对西方的科学在整个西方学术中的地位以及西学的概貌，有了相当的了解。19世纪80年代，已有人对西学中的形而上学的哲理学说作了探究，在严复等讨论达尔文、斯宾塞学说数年以前，与传教士合译西书的钟天纬曾作《格致论》，略述西学源流：“考西国理学，初创自希腊，分为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辨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⁹⁶⁾其中提到阿卢力士托德尔（亚理士多德）、贝根（培根）、达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并扼要介绍其学说，以事实纠正了“西学源出于中国”的附会之说，其论述简明准确，为当时罕见。这种对西学探索由格致而入哲理的趋向，代表了西学东渐由浅入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三）从传教士输入的西学之中，中国人士获致了来自泰西的近代政治的理念，由此生发出对于本国君主专制制度的针砭。以“上海格致书院特课季课题”为例，1897年郑观应即有关于西方议院“课题”，以“考泰西于近百十年间，各国皆设立上下议院，藉以通君民之情，其风几同于皇古，《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曰：‘众心成城’。设使堂廉高远，则下情或不能上达，故说者谓中国亦宜设议院，以达舆情，采清议，有若古者乡校之遗意。苟或行之，其果有利益欤？”设问⁽⁹⁷⁾，郑氏设问时以古代典籍印证西方的议院制度，但是答者许象枢却并不认为议院制度出自于中国上古时代，因上古的人民对“有道之君”轩辕、虞帝、夏后心悦诚服，无所异议，故不“创立议院名目”；另外，在泰西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三种类型的政体，许象枢比较推崇君民共主之国，因君主之国“权操于上，议院不得擅作，弊在独断”，民主之国“权落于下，议院得以专威福，弊在无君”；君民共主之国“君可民否，君不得擅行；民可君否，民不得擅作，立法独为美备”。同样的见解可见之于王韬的著作。在19世纪中叶，王韬是完全出自于儒学的传统教育，又承受西方文化的直接冲击，并接受基督教洗礼的儒士⁽⁹⁸⁾，他所著的《法国志略》，是其独自传述西学的著作，初版于1871年，共十四卷，后增订至二十四卷⁽⁹⁹⁾。由于他与西方传教士理雅各合作译书的经验，对西方资料的采择，已相当娴熟。此书从法国第5世纪的历史一直叙述到1870年麦克马洪（1808—1893年）元帅政权为止，详今略古，全书分为法国的政治与制度、领土与国防、全国各省情况、地方政府与制度以及民生、发明和艺文活动等部分。王韬在序文中赞扬了法国的文明和成就，但对法人由爱国主义流于好战的国民性也表示遗憾，依其观察，法国虽拥有优越的军事力量，但政府理政治民从未产生显著的效果。在专制制度之下人民受专横的君主、跋扈的贵族、独尊的教会及野心的军人长期的压抑，积累的冤屈与愤恨，无处发泄，终于汇成革命的洪流，社会的动乱，循环不止，终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他认为凡此弊端，多起于上层执政者只顾争权夺利，而无任何道德的考量，其结果是国难不已。此书虽不能称为完备之作，但没有任何大的错误，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另外，王韬还著有《英人培根》，将培根（1561—1626年）的著作、思想体系及其归纳法要点介绍给国人，这显示作者对当时西方思想的主流，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掌握⁽¹⁰⁰⁾。

虽然上述的情形表明19世纪中下叶由传教人士介绍到中国的西学在社会上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但并不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大变了。清帝国依然是一个落后、守旧的农业国家，其土地、人以及人的思想依然故我，很少受边缘地区新设的“西器”与“西学”的熏染，甚至连主持洋务外交的总理衙门的官员，对西学的认识也是浅薄之至。据丁韪良记叙，他曾邀请总理衙门的四位官员来同文馆看他做电报演示，当丁氏做实验的时候，“他们只是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一个翰林对丁韪良说：“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泱泱大国也。”后来丁韪良给了他们一些带有磁性鱼和鹅玩耍，他们“抚掌欢笑”，“叹为神奇”。丁韪良不由得感叹：“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还是孩提啊！”⁽¹⁰¹⁾上层社会颟顸如此，下层社会对西学的漠视和误解亦复如此，甚至连教会学校的学生们“对中国古学知之甚少，而且缺乏兴趣；对于西学，亦只关心英文，因他们盼望借此在商业勃兴之上海谋得较好差事。”⁽¹⁰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西学的输入和延纳是有限的，并且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曲解。西器的引进不可能完全取代旧式的军备和军人的训练，西学的输入也没有占据传统文人争取功名的渠道，文武两途都没有真正地新陈代谢。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更未作相应的改革，以致具有新知才长的人士，未能善加利用，新知和新学之利，终未能展现于国人的面前，因而革新运动也就很难在人民的心理上和政府的制度上生根结实。

再以京师同文馆为例，在这个机构成立以后不久的1867年3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即提出异议，他并不反对设立该馆专习西洋天文和算学，但不应征用科甲正途官员，科甲正途的官员应习孔孟之书、尧舜之道，因为国家自强的根本不在技巧和技艺，而在纲纪和气节，“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¹⁰³⁾半个月后，蒙古正红旗人、理学大师、大学士倭仁更是全面地提出反对的意见，他在这篇著名的奏章中这样写道：“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更表达了对西人教习借机传习“耶稣教”的担心：“议和以来耶稣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申、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¹⁰⁴⁾倭仁在当时是朝中极有名望的人士，他的指责使许多原欲报考的人望而止步。到是年6月，更有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奏请撤销同文馆，理由竟是“自春及夏、久旱不雨、屡见阴霾蔽天、御河之水源竭……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等等。正因为如此，原来的许多正途官员都不去报考了。虽然同文馆开办了，在1870年代学生的人数及西学科目也有所增多，但正如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所说：“但在一般士大夫的心目中，什么外文，什么西学，仍然卑污下贱，他们所热衷的，依旧是八股辞赋。80年代，丁韪良曾游说上层官员，在科举考试中增加科学的内容，亦未成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学未能渗入科举，科举却挤进了科学。同文馆学生，无心科学，却属意科举。据1898年出版的《同文馆题名录》，1894年以前，同文馆学生共有13人在乡试以上的科举考试中榜上有名，其中翰林2名，进士5名，举人及副榜6名。……丁韪良想以旧瓶新酒的方式，为西学争一席地位而未成，进入同文馆的人，无法靠西学，仍需靠科举才能赢得社会的承认，这典型地反映了西学在中国扎根的艰难。”⁽¹⁰⁵⁾

另一个导致西学未能全面、完整和广泛地在中国社会传播的原因，在于清政府的主政者所寻求的西学，只限于水陆武备和格致知识。清廷中洋务人士对于西学的认识和追求，实源于1840年鸦片战争，尤其是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的惨败事实。战争流血，议和流泪，映入时人眼帘的，均为西方坚船的迅速和利炮的声势，因此洋务事业也以“练兵制器”和“自强求富”为鹄的。据对上海格致书院特课季课命题的统计，参与命题的有李鸿章、刘坤一、郑观应、周馥、曾国荃、盛宣怀、薛福成、聂缉槼等官吏和绅士，从光绪十二年至二十二年间，共出题目七十七题，其中格致二十二题，约占1/3，富强治术和工艺类最多，有二十五题，实占1/3，其他人才类四题，教育类四题，均从属于谋求富强之总目标之下⁽¹⁰⁶⁾。这充分表明，那时中国官绅所关心者，多为实用技术之应用，而非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抽象的科学学理；至于西国的社会制度及风俗，则更少地纳入其视野范围之内。这既反映了洋务人士对于西学的认识程度，也反映了他们实利主义的选择标准。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的渠道和影响程度，并不具有主观的随意性，它要受到社会环境和时代需求的制约。在此情形之下，作为参与洋务事业的、具有雇员身份的西方传教士，只能配合清朝官厅的要求。以傅兰雅为例，在选择翻译何种西书的问题上，他与清政府之间就存在许多歧见。清吏“今特译紧要之书，如李中堂数次谕特译某书”。所谓紧要之书，均为军事技术和实用工艺的书籍；而傅兰雅“本欲作大类编书”，有系统地“按西国门类分列”，完整地翻译“更大更新”的西学知识，特别他想把《大英百科全书》译成汉文。但最终傅兰雅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在官厅的催求之下，只得“与华士择合其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进行翻译。有些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须先为译出，因此免不了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事后检讨和回顾洋务运动中传教人士所译介的西学著作，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之间，存在轻重不均的现象。作为西学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一事实虽然令人遗憾，却是由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势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