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医疗卫生事业
教会的医疗卫生事业,除早期伯驾、雒魏林等传教士的创业之外,做出突出成绩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嘉约翰(1824—1901年)。他于1854年来中国,1855年接掌伯驾主持的眼科医局,不久因英法联军之役爆发回美国,于1858年再来。次年,他重开医局,命名为“博济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之一。嘉约翰担任院长达四十四年之久,到1899年卸任。
嘉约翰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扩大医院的规模。他利用在国内外募到的资金,在广州榖埠觅得一处新址,1863年建筑了新的医院,1866年建成。1898年,他在广州花地建造了近代中国第一座精神病院,采用西医疗法为精神病患者治病,嘉约翰一生共诊治病人七十四万人次,施行手术四万九千人次(78);二,介绍西医知识。从1859年开始,嘉约翰编写医学教材和书籍,1859年出版的《种痘书》虽只六页,但对于推广种牛痘以预防天花的流行很有普及知识的功效。1871年,嘉约翰所编之五部医书相继问世,计为《西医略释》、《眼科撮要》、《割症全书》、《炎症》和《化学初阶》;1872年又出版《裹扎新编》、《花柳指迷》、《卫生新编》;1873年出版了《内科阐微》、《皮肤新编》;1883年,其著《内科全书》六卷问世,1884年出版了《体用十章》,1898年出版了《实用化学》,等等。另外,早在1868年,嘉约翰就在广州发行《广州新报》,介绍西医知识,并刊载国内外新闻,1884年更名为《西医新报》月刊。1887年,文惠廉倡议成立了中华博医会推举嘉约翰为会长,并创办了《博医会报》(79),它是19世纪下半期在华出版的唯一的西医学术刊物,对于了解当时中国疾病分布与教会的医学传教活动,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三,培养西医的人材。从1862年起,博济医院就招收男生;1866年,由嘉约翰倡办的南华医学校正式招收医科男生;1867年,建立了标本室;1879年,首次招收三名女生入校学医;1887年,香港开办了更为正规化的医学院——南华医学校,部分学生转往那里深造,其中有孙中山;嘉约翰一生共培养了西医约一百五十人,编译西医、西书三十四种(80)。
嘉约翰医生以其一生的行迹,履践了他“为了基督,要爱病人如同兄弟”的誓言。
另一位在华介绍西方医学的杰出的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会牧师合信(1816—1873年)。他在华期间,先后在广州和上海译著五部介绍西洋医学及相关书籍,被称为“西医五种”及“合信五种”:(1)1851年广州出版《全体新论》,集合当时西医书籍和图谱,在华人陈修堂协助下编成,为阐述解剖生理学之著作,详细介绍人体骨骼部位、脏腑、脑、肌肉及五官的功用,特别介绍了哈维之血液循环说;(2)1855年广州出版《博物新编》,这是一部集合地质、天文及鸟兽昆虫的博物学著作;(3)1857年上海出版《西医略论》,是对《全体新论》的补充,论述常见病之治疗,而于外科手术记载尤详;(4)1858年广州出版《妇婴新说》,与华人管茂才合撰,论述妇产科和儿科治疗医学,于妇女妊娠记载尤详;(5)1858年出版《内科新说》,取当时西方医学书籍,“择以要义,译以唐文”,与华人管茂才合译,意在强调西医药比较中医药为合理(81)。(www.xing528.com)
1884年,香港教会人士何启(82),为纪念亡妻雅丽氏的逝世,有意参与伦敦会建立医院之计划。他承担除院内设备外的所有购置地皮、兴建院所的费用。该院于1887年2月启用,就诊华人日众。当时主持院务的孟生医生在筹建“雅丽氏医院”时,已经建造了学生宿舍及教堂之设施;1887年8月,又开办了“香港华人西医书院”,举孟生为教务长,课臣医生为秘书及讲师,何启为名誉秘书及讲师。孟生医生在开幕词中指出:“我认为现在正是机会,让香港应该负起这个久被忽视的职责,把香港建成商业以外的科学中心及传播枢纽。我对成功毫不怀疑,我们的成功不单会为中国革命带来幸福,亦将为香港带来物质的繁荣。”(83)
1860年至1900年,基督教新教英国差会所办的较著名的医院有:1878年伦敦会在汉口开设的仁济医院,1881年办在天津的马大夫医院和1885年办在武昌的仁济医院,1880年办在杭州的广济医院和1887年办在福州的柴井医院,1897年苏格兰福音会开的宜昌普济医院,1887年圣公会在福建南台岛开的塔亭医院,长老会于1867年在汕头开设的福音医院以及循道会1888年办在汉口的普爱医院。美国差会的有1886年公理会办的通州医院,美国北长老会办于保定的戴德生纪念医院,1867年圣公会办的上海同仁医院,1885年浸礼会办在上海的西门妇孺医院,监理会1883年在苏州开的博济医院,基督会于1892年在南京开的鼓楼医院,长老会1896年设于广州的夏葛妇孺医院和1899年办的柔济医院。合英、美教会共约五十余家(84)。天主教的医疗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展。1845年,法国教会在天津创办了法国医院,是天主教在近代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医院,1882年九江也开办了一所法国医院,1890年南昌也开了一所法国医院,1894年青岛也开设了天主教养病院,另外还有一些诊所。
教会的医疗卫生事业,输入了西方的医术和西药,以及近代的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包括护理教育),同时也造就了中国最初的一批西医人材。1846年随布朗赴美的黄宽,后于1850年赴英爱丁堡大学学医七年,归国后曾充李鸿章幕府、海关医务处医官,并协助嘉约翰创建博济医院和华南医学校,贡献卓著。还有如金韵梅、尤梅庆、石美玉等,都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在教会帮助之下赴美学习西医(85)。20世纪以后国人承认:“中国新医学的来源,显而易见是教会医学,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教会医学校或医院造就出来的医师,大都仍为教会服务,被教会用为宣传教义的工具,由此教义宣传愈广,教会医学传播亦愈普遍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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