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字事业与《万国公法》

（一）文字事业

翻译介绍西学，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华文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中国翻译兴盛的时代，往往是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第一阶段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伴随佛学传入中土，大量的佛典被译介成汉文；第二阶段是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以后，与中国士大夫合作译介西方的自然和人文哲理著作；第三阶段是鸦片战争，尤其是英法联军之役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译书。当时洋务事业正渐次推广开来，军事工业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天津军械局、福州船政局以及各种电线、电报、铁路、轮船、火车等民用企业，也陆续地兴建。但技术的引进并没有伴随着科学理念的指导和传播，这本来是一种脱节，而中西语言不通，又加深了这层障碍。因此，洋务人士曾国藩、李鸿章等视翻译为“制造之根本”，并着意于设立学馆以习翻译。民间有识之士对此亦颇表认同，1860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再次呼吁翻译西书：“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立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气，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1862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同年恭亲王奕奏请设立同文馆，招收生员，正式开始培养翻译人才，并着手翻译外国书籍。那时，译书的宗旨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应世事，济时需”，适应清政府的内政、外交需要。除成立于60年代以前的传教士办的墨海书馆以外，在洋务运动期间，由传教士参与的比较重要的译书机构有：

一、京师同文馆。1862年由恭亲王奏请在北京设立，附属于总理衙门，先有英、法、俄文三班，后增设天文、算学和德、日文班。这既是一个译书机构，也是一个近代化的学校。1863年丁韪良到馆任教，1869年由总税务司赫德（1835—1911年）提名为总教习，总管校务达30年。在该馆供职的传教士，还有英文教习包尔腾、法文教习司默林、英文教习傅兰雅诸人⁽¹³⁾。丁韪良曾经谈到在同文馆中传播基督教与世俗知识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他这样写道：“我刚来同文馆任教时，教室里原有一块告示牌，其中一条是禁止在教室里教授《圣经》，我出任总教习以后，提调们撤掉了这块告示牌，让我自己决定应该如何做。虽然同文馆的性质是不许在课堂里正式讲授宗教的，但我从不回避跟学生们讨论这个问题，并要求教习们不要每当在书上讨论宗教问题时，就跳过去不读。……（同文馆）是与冥顽不灵的守旧派长期斗争的结果。日本采用西方教育制度，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学校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则不然，它对于旧式的教育制度沾沾自喜，从未梦想过要对其进行改革和大规模的补充。同文馆的建立是针对新形势要求的一种让步，目的只是为了提供少数训练有素的官吏，并非要革新整个帝国的官僚制度，它必定会带来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倘若能使这成为一个新的历程的起点，那它的命运将有何等辉煌！”⁽¹⁴⁾京师同文馆的译著法学，尤其是国际法方面为多：

1.《万国公法》，此书系丁韪良根据亨利·惠顿一书译成，共4卷，1862年完成，由当时美国驻北京公使蒲安臣（1820—1870年）转呈恭亲王。作者惠顿为美国著名律师，后被派往欧洲任外交官达二十年。1847年回国，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此书最早于1836年被英国人列为外交人员考试教科书。《万国公法》共4卷12章，分（1）总论，释公法之义，明其本原，题其大旨；（2）“论诸国自然之权”，包括自护自主之权、自主其内事之权、立君举官与他国关系、制定法律、诸国平行、各国掌物之权；（3）“诸国平时往来之权”，包括通使、钦差驻扎外国、领事权利、商议立约等；（4）论交战条规、定战、宣战、战时货易、互换俘虏、和约签订等等。1862年丁韪良在上海时，已着手翻译此书，1864年全部译出，由京都崇实馆出版。恰逢此时普鲁士公使来华就职，所乘军舰抵大沽时，竟将停泊在大沽的三艘丹麦商船扣押，因为当时普、丹两国在欧洲开战。恭亲王据万国公法的原则向普鲁士抗议，指责其不应在中国领水内对丹麦商船采取敌对行动。结果普国公使自认理亏，释放丹麦商船，并赔款了案。因此，恭亲王认为此一《万国公法》很有价值，命总理衙门出资重印300本，分发给朝中及各省督抚研读之用。

2.《公法便览》，此书系丁韪良根据胡赛所著一书与同文馆学生汪凤藻等四人共同翻译，1877年出版。

3.《星轺指掌》，原本为De Marten所著Guide Diplomatique一书，由丁氏与庆常、联芳合译，共4册，1877年出版。

4.《各国史略》此书由同文馆教授柯理斯与学生长秀、杨枢合译，由丁韪良校订，1879年出版。

5.《公法千章》此书原为布伦奚里所著，惟中译本乃据法文本所译。参与翻译的除丁氏本人外，尚有联芳与庆常，北京同文馆，1880年出版。

同文馆的其他出版物，还有丁韪良的著述如《格物入门》、《格物测算》、《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以及德贞（1837—1901年）的《全体通考》、骆三畏的《中西合历》、毕利干的《化学指南》和《法国律例》，还有俄文馆学生翻译的《俄国史略》⁽¹⁵⁾。

二、澳门花华圣经书房和上海美华书馆⁽¹⁶⁾。其出版物以《圣经》中译本和赞美诗集为多，同时有不少科学和医学译本，如《格致质学》、《心算启蒙》、《代形合参》、《万国药方》、《八线备旨》、《眼科证治》、《地理略说》，等等⁽¹⁷⁾。

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是19世纪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译书机构。它于1868年6月正式开馆，次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与翻译馆同处制造局西北隅，共有楼房、平房8座74间。时人记叙曰：“馆在南门外制造局旁，重楼杰阁。门外种竹万余竿，浓荫夹道，幽雅宜人。”翻译馆内“人各一室，日事撰述。旁为刻书处，乃剞劂者所居……自象纬、舆图、格致、器艺、兵法、医术，罔不搜罗毕备，诚为集西学之大观”⁽¹⁸⁾。在翻译馆供职的西方传教士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年），1861年抵香港，曾任圣保罗书院院长，后赴京任京师同文馆教习，1868—1896年28年中一直受聘于江南制造局译书，是对翻译馆贡献最大的传教士；美国浸会传教士金楷理，1866年来华，1870年受聘为翻译馆译员；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年），1860年来华，1864年受聘为上海广方言馆教习，1869年兼任江南制造局翻译，直到1881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卫理（1854—1944年），1887年来华，1898年任翻译馆翻译；英国浸会传教士秀耀春（1856—1900年），1883年来华，何时入馆不详；美国浸会传教医师玛高温（1814—1893年），1843年来华，1868年翻译馆初创时，便参与译书工作；伟烈亚力（1815—1887年），1847年来华，1868年创局之初便入馆译书。除这些教士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有徐寿：华蘅芳、舒高第、赵元益、徐建寅、郑昌棪、汪振声、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贾步纬，等等⁽¹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的西书种类，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到1899年共有126种。1909年翻译馆译员陈洙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共收160种⁽²⁰⁾。据有人统计，以兵法、工艺、兵制、医学、矿学为最多，史志和政书较少，兹举其要者如下：

1.数学方面：《代数术》原名Algebra，英国华里斯著，傅兰雅与华蘅芳译述，从加减乘除、到乘方、开方、方程、根式、对数、代数几何均有叙述，1873年出版；《微积探原》，原名Fluxions，英国华理司辑，傅兰雅、华蘅芳译述，共4卷，1877年出版；《三角数理》，英国海麻士辑，傅兰雅、华蘅芳译述，共十二卷，列述各类三角及对数解法；《代数难题》，英国伦德编，傅兰雅、华蘅芳译述，十六卷，1878年出版。

2.物理学方面：《电学全书》，英国瑙挨德撰，傅兰雅、徐建寅译述，共十卷，列述电的发现，性能和电线电报等；《通物电光》，美国莫尔登和汉莫尔同撰，傅兰雅、王季烈译述，共四卷，1899年出版⁽²¹⁾；《声学》，英国田大里撰，傅兰雅、徐建寅译述，列述传声、发声、成音原理以及弦音及音律等；《光学》，英国田大里辑，金楷理、赵元益译述，上下两卷，1876年出版，介绍光的运动原理、凹凸镜、光浪（波）的长短、显微镜、望远镜等，分为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两部分。是19世纪西方近代光学在华传播的代表作品。

3.化学方面：《化学鉴原》，英国韦尔斯撰，傅兰雅、徐寿译述，共六卷，介绍了当时所知的64种元素，以及各种金属及化合物；《化学鉴原续编》，傅兰雅、徐寿译述，共六卷，补充《化学鉴原》所没有的有机化学内容；《化学分原》，英国包曼作，傅兰雅、徐建寅译述，是一部关于化学定性分析的代表作，共八卷，1871年出版；《化学考质》，原文为德文，德国富里西尼乌司著，傅兰雅、徐寿据英译本译述，共八卷，1883年出版，也是一部关于化学定性分析的代表作；《化学求数》也是富里西尼乌司所著，傅兰雅、徐寿译述，共十五卷，于1883年出版，是关于化学定量分析之代表作品。

4.天文和地质学：《谈天》，为英国著名天文学家侯失勒所著，先由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译述，1859年由墨海书馆出版；后来，徐建寅又把到1871年为止的最新天文学观测和研究成果补充进去，于1874年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增订出版，书中分述天图、行星、彗星、恒星、历法等，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以及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和彗星轨道，均有准确的论述和介绍，标志着从哥白尼至牛顿的建立在古典力学体系上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比较系统地传入了中国；《地学浅释》，英国著名地质学家雷侠儿著，玛高温、华蘅芳译述，共三十八卷，1873年出版。书中介绍了地质结构和成因，以及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此书在当时影响甚广，梁启超曾在《读西学书法》中曰：“人日居天地间而不知天地作何状，是谓大陋，故《谈天》、《地学浅释》二书不可不急读，二书原本固为博大精深之作，即译笔之雅洁，亦群书中罕见也。”

5.医学方面：《儒门医学》，英国海德兰编，傅兰雅、赵元益译述，1876年出版，书中论及养身之理、治病之法和方药之性；《西药大成》，英国来拉、海德兰同撰，傅兰雅、赵元益译述，于1879年、1894年两次出齐；《法律医学》，英国惠连、弗里爱同撰，傅兰雅、徐寿和赵元益译述，共二十四卷，1899年出版，是近代介绍西方法医的第一部著作；此外还有《济急法》、《产科》、《妇科》、《临政伤科揭要》，等等。

6.兵学和兵制：此一类书在译著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反映了清政府急于讲求军事技术的更新。兵学方面举其要者有《制火药法》、《克虏伯炮说》、《克虏伯炮弹造法》、《轮船布政》、《炮法求新》、《克虏伯炮准心法》、《兵船炮法》、《营垒图说》、《营工要览》、《爆药纪要》、《水师操练》、《水雷秘要》、《开地道轰药法》、《行军指要》、《铁甲丛谈》、《炮乘新法》，等等；兵制方面，有《列国陆军制》，列述日本、印度、波斯、意大利、俄国、德国、奥国、法国和英国陆军；《英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俄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述各国海军；其他还有《西国陆军制考略》、《防海新论》、《水师章程》以及《临阵管见》，等等。

7.工业和商业：主要译著有《工程致富》、《行军铁路工程》、《铁路汇考》、《开煤要法》、《冶金录》、《井矿工程》、《宝藏兴焉》、《银矿指南》、《求矿指南》、《开矿器法图说》；商务方面有《保富述要》、《国政贸易相关书》、《工业与国政相关论》，等等。

8.政治、史志和交涉：《佐治刍言》，原为英国钱伯斯兄弟主编的教育丛书之一，作者不详，傅兰雅、应祖锡译述，共三卷，1885年出版。全书以西方自由、平等理念为基点，分别从家室、文教、名位、交涉、国政、法律、劳动、通商诸方面，介绍西方社会立身处世之道，认为人人有天赋的自主之权，国家应以民为本，政治应以民意为宗旨。这是戊戌以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最系统的一部著作。《列国岁计政要》，英国麦丁富得力著，林乐知、郑昌棪译述，介绍世界五大洲各国人民、土地、商业和交通概况，以及东西方各国政情和社会；《美国宪法纂释》，舒高弟、郑昌棪译述，凡二十一卷；史志书籍有《四裔编年表》，英国博那撰，林乐知、严良勋译述，共四卷，1874年(www.xing528.com)

出版，上迄远古，下至1860年，用年表体例，以帝王世系，总统承袭为经，种族、政教、争战为纬，是江南制造局出版的最早一部世界历史书籍；《埏纮外乘》，林乐知、严良勋译述，共二十五卷，叙述法、德、荷、比、印、巴西、英、美等二十七国历史；《俄国新志》，英国陔勒低撰，傅兰雅、潘松译述，共八卷，叙述俄国土地、人口、物产、国政、教会、学校、工业和贸易；《法国新志》，编者译者同上。交涉方面，有《东方交涉记》十二卷，述俄罗斯、土耳其战事本末；《英俄印度交涉书》一卷，续编一卷，述英、俄在中亚争战情形；《公法总论》，英国罗伯村撰，傅兰雅、汪振声译述，1894年以前出版；《各国交涉公法论》，英国费利摩罗巴德撰，傅兰雅、俞世爵译述，1894年出版。述及交涉公法缘起，主权含义、国际关系、保护侨民、和约及其签约，公使、传教及议和，等等。这是当时篇幅最大的国际法译著⁽²²⁾。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诸多译员之中，以傅兰雅的贡献最为卓著。这位英国传教士毕生译著170余种，出版130余种，在江南制造局出版达66种，并撰写了各类工具书多种。他将译述工作视为帮助中国社会进步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手段，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可大有希望成为帮助这个可尊敬的古老国家向前进的一个有力手段。能够使这个国家跨上‘向文明进军’的轨道。”⁽²³⁾又说：“可见中国多年旧习，必赖译书等法始渐新生。”他希望中国人也能从中了解此举将有益于中国，盖“学术一道，不在一国一邦，故虽视西人为夷狄之邦，亦乐学其有益于中国之事”⁽²⁴⁾。傅兰雅并非一个教会差派的传教士，从1865年以后他即与圣公会脱离了从属关系⁽²⁵⁾，所以“傅氏之热心于中国，对国人并无歧视的态度，凡事安分守己，尽其所能，贡献于中国社会，此实基于信徒内在信仰的实践”⁽²⁶⁾。更为可贵的是，在译介西书的过程中，他所创设的科技名辞的翻译方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大有益于后继者的工作。这些准则是：（1）沿用中文已有名称，或查明清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已有的中文译述，或访中国客商、工匠，询其通用名称。（2）创设新名：a.以平常字外加偏旁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钾、▍、矽；或以字典内冷僻字附以新义，如铂、钾、钴、锌等；b.构造新词，如氧气、氢气、火轮船、风雨表，等等。（3）编写《中西名目字汇》，即中西译名对照表。⁽²⁷⁾后来在华传教士专门从事过统一译名的工作，傅兰雅则专门负责工艺译名的搜集⁽²⁸⁾。傅兰雅也记叙了与中国科学家合作翻译西书的情形和方法：

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读，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人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²⁹⁾

四、格致书院、格致书室与《格致汇编》。格致书院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科普团体，1874年由傅兰雅向英国驻沪领事倡议，1876年6月正式成立，傅氏任书院监督，徐寿为主管，董事会中有徐寿、徐建寅、华蘅芳、徐华封、张焕伦、赵元益、王韬等。在创设时期，有些传教士提出要在阅览室内陈列宗教书刊，傅兰雅对此深表异议，指出这样做只能造成中国人与西方人疏远，只有通过共享科学领域的成果，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³⁰⁾。因此，后来院内章程规定：“凡各种传教书，断不可入馆”，“院内存储诸件，惟是推算制造等项书籍及各种机器式样，与设立教堂情形迥别。”设院之初，创办了讲习班以吸引读者，但应者寥寥，后来又创“考课之举”，请南北洋大臣及海关道宪，按季命题，远近士人应试者不乏其人。王韬接掌格致书院后，对此格外注重，参与命题者有薛福成、盛宣怀、李鸿章、刘坤一、郑观应等人，傅兰雅曾把历年参加考课的优秀作品，汇成《格致书院课艺》刊刻出版⁽³¹⁾。

格致书室，是一家书店，1885年由傅兰雅在上海开设，专门出售具有实用知识的图书和期刊，后曾在天津、汉口、汕头、北京、福州、香港等地设立分销处，到1888年已售出书籍十五万册，后又在沈阳、烟台、厦门设立分销处。外人评论说，格致书室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知识的“麦加”（圣地）⁽³²⁾。

《格致汇编》，是傅兰雅于1876年2月创刊的一份重要的科普杂志。1878年4月至1880年3月因傅氏回英国休假而暂停，1880年4月续刊，1882年1月出至48期以后再次停刊，1890年春复刊，改为季刊，1892年终刊。出版地点开始在上海三马路。1876年格致书院开院后在该院发售，1885年格致书室开张，又由该书室发售。撰稿者有西教士玛高温、范约翰（1830—1917年）、艾约瑟、慕维廉、李提摩太、欧礼斐（1857—？年）、卜舫济（1864—1947年）等人，中国学者徐寿、徐建寅、华蘅芳、舒高弟、杨文会也经常写稿。傅兰雅本人利用在制造局译书以外的时间翻译编写，并亲自答读者问。傅兰雅声称创办此一刊物，“本馆并无藉求利之意”，累计“赔垫数千金”⁽³³⁾。

《格致汇编》前后共六十期，论题之主要内容，包罗十分广泛，凡西方科学技术新知，无所不包：天文、物理、化学、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昆虫学、地质学、地理学、水力学、医学、药物学、生理学、电学、机械学等科学理论；还有蒸汽机、砲船、开矿机械、钻地机、纺织机、制糖、打米、制陶、造砖、造玻璃、弹棉花机、制皮革、制冰机、制啤酒机、造汽水机、造扣子机、制针机、火车、铁路、农机、打字机、印刷机、造纸、炼钢机、榨油机、照相机、幻灯机、潜水技术、电灯、电报、电话、制图，还有一些中外科学家如爱弟森（今译爱迪生）、巴司嗄（今译巴斯卡），以及哥伦布、麦哲伦、库克等著名探险家的生平⁽³⁴⁾。

《格致汇编》刊行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当时沪上中文报纸，广为介绍，每出一册必有评介，多有赞誉⁽³⁵⁾。据该刊第二年第八卷所载告白及有关资料统计，《汇编》所设销售处及可以消抵的地方有：北京、天津、牛庄、济南、烟台、登州、青州、长沙、湘潭、益阳、兴国、宜昌、沙市、汉口、武昌、武汉、九江、南昌、安庆、南京、镇江、上海、重庆、苏州、扬州、宁波、杭州、温州、桂林、太原、福州、淡水、汕头、香港、广州、新加坡、神户、横滨，达40个地点51个代售处，几乎遍及沿海及长江流域所有重要城市⁽³⁶⁾。当时沪上最大报纸《申报》对此评论说：“今此举尚属创行天下，未必他省均能效之，虽然，果能有益人事，将来必定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传遍天下矣。”⁽³⁷⁾

五、广学会。这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创办人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1829—1890年），初名“同文书会”，次年成立董事会，推举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会长，英国驻沪总领事福克为副会长，韦廉臣任督办。韦氏注重宗教的宣传，他认为“科学和上帝分离，将是中国的灾难”⁽³⁸⁾，因此，初期同文书会的宣传注重宗教甚于西学，韦廉臣于1890年去世，改由慕维廉继任，情形无大的改变。从1892年开始，督办由李提摩太接任，会务方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主张宗教宣传和世俗知识的推广两者并重，并以为中国目前所迫切需要者为物质的建设和社会的改造，因此世俗知识的介绍便显得尤其重要⁽³⁹⁾他认为这是“以百万计地感化”中国人的有效手段。李提摩太曾做过一番比较和盘算，他认为传道不外采用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是设教堂讲道，他觉得这个方法所费时间太久，因为传教士与信徒直接接触的机会和人数毕竟有限，当时在华传教士担任布道工作的约一千人左右，他们如何单凭讲道去影响当时四亿中国人民呢？第二是办学校，他觉得此一方法也太慢，传教士不可能在这块比欧洲还要大的土地上到处设立学校，而且学生需要经过好几年的培养才能在社会上起一些作用；第三是开医院，李提摩太觉得传教士在医院中接触的病人，而病人又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因此收效也不会很大；第四是文字出版，李氏认为这是“以百万计地感化”的最有效的手段他说：“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按他的筹算，当时中国人口有四亿，新教传入头一百年所收的信徒人数不到二十五万人，平均每个传教士只拥有信徒两百五十人，而当时中国每年人口增长约四百万，信徒每年增加不到两万，长此以往，中华帝国的皈依将是遥远的事情，因此必须更“迅速地感化全中国人民”⁽⁴⁰⁾。

1894年，同文书会改名为广学会⁽⁴¹⁾。李提摩太以全身心投入广学会的拓展工作，他倡言：中国自海道大开、东西接触以来，虽然略有进步，但自身多灾多难：失地、赔款、出口减低、各地饥荒、暴动，时有所闻，其根本原因在于▍昧无知，故应尽力介绍西国之所以兴、而中国之可兴而不遽兴者，他列举五端：即交涉之益、商贾之益、运货之法、格致及工程之学、行善之实际工作等，他以为这些措施应尽早施行，以增进中国福利⁽⁴²⁾。到1902年为止，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之下，广学会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西学书籍：韦廉臣之《格物探原》、《治国要务》，慕维廉之《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地理全志》、《知识五门》，花之安（1839—1899年）之《自西徂东》、《性海渊源》、《教化议》、《西国学校》，安保罗《救世教成全儒教》，傅兰雅《格物须知》初二、三集及其他自然科学须知共二十三种，丁韪良《万国公法》、《公法会通》、《公法便览》、《富国策》、《格物入门》、《闻见选录新编》，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列国岁纪政要》，李提摩太之《救世教益》、《八星之一总论》、《五洲教务》、《中西四大政考》、《三十国志要》、《七国新学备要》、《华英谳案定章考》、《大国次第》、《时事新论》、《西铎》等⁽⁴³⁾。所有这些西学著作，均以“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发皇帝和政治家的思想”为宗旨。⁽⁴⁴⁾广学会初期书籍销售量并不太多，1894年仅售出一千余元，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关心时事者增多，书籍售出量增至二千余元，1896年，增加了四倍，达到五千九百元，1897年戊戌变法前夕达到一万五千五百元，与1894年相比，增加了十倍以上，到1899年，猛跌至二千六百余元，1900年又回升到一万二千四百余元，1901年销售额为一万五千六百余元，达到1897年水平，1902年，增至四万三千五百余元⁽⁴⁵⁾。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一书记载了当时广学会出版物的社会影响曰：

正是在此关头，广学会的出版物为大家所认识，林乐知博士正是这一时机的合适人选，他机智的分析头脑，敏捷的才思和说服力的表达技巧配以他引人注目的外表，让他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通过经月来对事件的如实报导和他对中国根本弱点的关注，民众的思想被唤醒了，特别在政府阶层，他们意识到中国要么前进，要么毁灭。

战后不久，李提摩太翻译的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首次出版，他在序言中问：“过去60年中，导致中国遭受外国战争、割地赔款和不断丧失尊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指出：“上帝通过铁路、轮船和电报拆除横亘在各民族间的障碍，为的是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像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一样，但满族人却一直反对，从一开始就决定阻止这种交往。他们这样反对外国人，实际上与反对上帝的宇宙规则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这种态度能够改变，中国仍有可能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他将书寄给几位总督，并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大胆陈词”带来的结果。张之洞总督立即写信邀他去南京，李鸿章总督也打电报邀他去天津……

在此之前，中国书商拒绝销售基督教书刊。但到1895年，李提摩太翻译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的问世，带给他们很大的变化。在杭州就不下6种盗版在销售，其中一种是针对富人们的豪华版。估计有不下100万册的盗版本被发行到全中国，其他广学会的书籍也被盗版，包括林乐知博士的《时代评论》。《泰西新史揽要》在上海卖2美元，在西安府则卖到6美元，盗版获利的情况无法知道，但销售正版广学会出版物的所得已经是从海外募集到的资金的两倍……⁽⁴⁶⁾

由此，李提摩太被一致认为“这个事业选中了这个人，这个人选中了这个事业”。

当时基督教新教在华的文字出版机构还有：1862年创办之福州卫理公会罗札里奥·玛卡尔书局；宁波圣公会“圣三一出版社”；上海1877年创办的益智书会；汕头长老会出版社；福州主教团出版社；汉口苏格兰圣经书局；汉口圣教书会等等。⁽⁴⁷⁾

六、天主教出版机构：19世纪60年代以后，天主教的出版事业也开始创建。1849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青浦县横塘（现松江县息安骨灰堂）天主堂创建了一所孤儿院，几经变迁，1864年冬迁到徐家汇土山湾，是为土山湾孤儿院。不久，耶稣会在孤儿院工场中间设立了一个印刷所，即土山湾印刷馆⁽⁴⁸⁾，到1869年，它出版的木版中文宗教著作，已经超过了70种，其中大部分是明清时代利玛窦、柏应理、李玛诺、南怀仁、艾儒略、潘国光、庞迪我等耶稣会士著作的重版⁽⁴⁹⁾。从1874年开始，土山湾印书馆引进了铅活字，从此遂能供应廉价而轻便的汉字书本了。土山湾印书馆早期出版的有价值的西文学术著作有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蒞（1826—1902年）所著之巨著《中国文学课程》，这是一部供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及文化的书籍，凡五册，自幼童三字经、至诗、词、歌、赋、八股文、尺牍、楹联、小说等均予辑录，1879年出版第1、2册，1880年出版第3、4册，1882年出齐。晁氏的另一部著作《辣丁文规》也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专供入修道院的修士进修之用⁽⁵⁰⁾。晁氏于1848年来华，终身寓居徐家汇，历任徐汇公学校长、初学院院长，后来中国天主教著名人士马相伯、马建忠和李问渔，均出其门下。

当时在上海天主教会中从事文字事业的还有中国籍耶稣会士李杕（字问渔），他于1862年12岁时入耶稣会，1872年晋铎，他是当时少数精通拉丁文和法文的中国神父，1879年3月16日他创办了《益闻录》⁽⁵¹⁾，该刊自第1至10号，为双周刊，自11号起改为每周一次；1898年《益闻录》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每周出版科学和新闻类各16页，订阅者也从七百人发展到三千二百人，1907年更名为《时事科学汇报》，次年再更名为《汇报》，主笔一直是李问渔。他还主持了创刊于1887年的《圣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