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传教人士所介绍的西学

自16世纪西洋人发现远东航路后，中国沿海各地，已有西人往来通商传教，西方文物也因之涓涓滴滴传入中土，但注意到此种文化动向的人极少。鸦片战争后，中国虽有少数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反应，但当时也没有很多人留心于此。1842年以后，清廷虽在南方沿海布置了船炮设备，但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徘徊瞻顾之中，没有切实的革新以为配合。

1856年，中国与英法间冲突再起，次年英法两国就联合行动，掀起所谓英法联军之役。这次战役中，清政府受到很大的挫败与屈辱。时留守北京与英法议和的恭亲王奕，在万寿山上亲眼目睹了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熊熊烈火，“痛哭无以自容”⁽⁴⁾，僧格林沁八旗精锐的全军覆没，更使他们对西方列强精良的武器与优越的兵力，有了切肤的体验。大学士文祥因之而有“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⁵⁾的设想。他们已经意识到中西之间的通商与外交往还，已成为无可避免的事实，因此改弦更张，采取与西方列强和平相处的政策，专求内政的改革。这种转变与正在南方征剿太平天国的东南地方大吏曾国藩、李鸿章的见解相同。他们都认为西人之来中国，为求商贾之利，尚不损及土地及危及宗庙，惟中国必须奋力自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⁶⁾。惟其如此，则日后无事即可相安，急难亦可有备⁽⁷⁾。于是共同策应，采行西法，讲求西学，而有自强运动或称洋务运动的发轫。

清政府在追求西洋科技的过程中，亟须精通西学的人才。当时能提供这类人才为中国服务的，只有从西方来的传教士。传教士的基本职志是传播宗教的教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传教士愿意从事非宗教性的活动。如美国的丁韪良、林乐知和英国的李提摩太，都认为从事于非宗教的知识传播，可以受到中国官方的热烈欢迎，对传教事业是非常有利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指出：“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就如同到其他国家去的一样，其最初的动机是引导人民接受基督教，而他们工作的偶然结果是推广了世俗的知识。这对世界已带来了充分的无可估量的好处，对中国则尤其如此。”⁽⁸⁾林乐知也认为，基督教的传播，必须有良好的外在环境，而开办学堂、翻译西书、发行报刊，可以减轻社会上对教会的误解和敌意，“阐释耶教、介绍西学，决难囿于讲坛，徒恃口舌，必须利用文字，凭藉印刷，方能广布深入，传之久远”⁽⁹⁾。很显然，他们奉行了一条与内地会戴德生完全不同的传教路线。这一点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一贯认为，世俗的事务（有时他称“政治”）与宗教的事务，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1900年在纽约举行的基督教普世宗教大会上，李提摩太指出：“基督教文字事业的范围应当和上帝的作为一样广阔，要和人们的需要相适应。”他又说，“宗教性”这个词在19世纪末期被人歪曲了；根据《圣经》，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包括各个方面的，一切有利于人类的事业都具有“宗教性”。把事物严格区分成“神圣的”和“世俗的”是非常错误的，“要知道从摩西和伟大的犹太先知时代直到现在，政治和真正的宗教就是无法分开的”，“我们要建立天国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针对有人批评教会出版的非宗教性书刊太多时，李提摩太回答说：“对一般性书籍比纯粹宗教性书籍出版更多的趋向所提出的任何批评，我们并不回避，因为究竟什么是神圣的，什么是世俗的这种细致的差别，我们并不重视。对上帝来说，一切服务工作都具有同等的地位。只要我们所灌输的知识是正确的，谁能说这不符合基督教的实质呢？”⁽¹⁰⁾

西方传教士们之所以主张在传教的同时也辅之以西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受到了在19世纪中叶流行于欧美的“常识哲学”影响⁽¹¹⁾。丁韪良就是受到这种哲学熏陶的传教士，其见解充分反映在他的著作当中：从1872年开始，他在北京印行《中西闻见录》，刊载了许多论述实用科学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但是丁韪良反复使用了“天道”一词，它既代表自然，又意味上帝。他认为，人们如果相信“天道”的存在，就会懂得宇宙是有秩序的，有系统的，可被探知或证明的，最终人们就会认同和信仰安排宇宙井然有序地运行的终极主宰——上帝。因此，利用和掌握科学以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类逐步接近和皈依上帝的过程。这些思想，在丁韪良所著另一部重要的著作《天道溯源》中，得到了更为系统和完整的阐述。《天道溯源》是据丁氏早年在宁波传道时主持晚间布道的讲演稿汇集而成，从1854年至1912年，该书以中文、日文和高丽文印行了三十余版。它不仅是长老会海外布道会，也是其他新教宗派来华传教士学习的中文范本。该书也在神学院里使用，以培养布道师。在1907年广学会举办的基督新教来华一百周年大会前夕的一次投票评选会议上，被选为中文最佳著作。丁韪良本人也很重视此著，1858年至1860年他作为译员随同美国外交使团北上津、京时，随身携带此书分送清廷高级官吏，以广交游。在其著序言《天道溯源直解》中，他借用中国古代哲学中“格物”与“致知”的术语，比附对科学知识的探求（格物）以及对上帝的信仰（致知），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www.xing528.com)

耶稣救人不救人，单看信他不信他。这样说来，他的道理是真是假，焉能不细细讲明呢？这部书，正是要人得了真实的凭据，大家都信主的道理，和我们一同得救。然而我们西国人，并不是不讲明就信的。大凡要致知的，必须先去格物；要明理的，必须先去究根。我们西国人，讲究水火的用处，做出火轮船、火轮车来；想明白天文的奥妙，做出千里镜来。因风做气球，因闪电做电报，万物的理，没有不用心追求的。何况那造物的主宰，人生的始终，焉有不更讲究真确的呢？⁽¹²⁾

在这里，丁韪良将信仰上帝的过程比为探求自然，认知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助先进的科学知识，任何步骤都可被证明，任何障碍都可被逾越，科学的知识成为人们认知上帝存在的一种手段，上帝的信仰就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在这样的意义上，传播知识与传播信仰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传教士们也就愿意承担布道以外的工作，为介绍西方学术而服务于清政府创办的各类机构中，甚或自行创立学堂、兴办报刊、设立学会，组织各类慈善事业和推广医药卫生常识。

纵观传教士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介绍的西学，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文字事业（译书和办报以及出版各类西书）；（二）教育事业；（三）医疗卫生事业。兹分别予以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