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近代中国：西方学术文化东渐

第六章　西方学术文化的东渐

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一败于鸦片战争，再败于英法联军之役，受到了纷至沓来的压力。李鸿章曾经说过：“时至今日，地球诸国通行无阻，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¹⁾时人也多以“剧变”、“巨变”和“变局”去概括那个时代，其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咄咄进逼的汹汹之势；另一方面，迫来的危机也呼唤中国实现自强，因为中国只有在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之中，才能真正抵拒一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

早在明末清初之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耶稣会士，即以输入西学为皈化中国人信仰和改变中国社会的手段。但是雍正以后的百年禁教，和清廷颁布种种细密的“防夷”措施，不仅阻断了中西之间宗教的联系，而且也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日益模糊，以至于“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少数的先知者对西学的认识和追求，并不是直接承接于明末的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而是来自于战争的炮火催发的时代紧迫感。从林则徐、魏源、徐继畬，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至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虽然他们对中国近代化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和层次，改革的方案也有歧异，甚至冲突，但他们在近代中国之所以均被目为“用夷变夏”之士，无疑地是因为他们深浅不同地体会了这一历史趋势。适逢其会的是，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势力，顺应了中国社会的此种内在的需求，在中国创办报刊，开办学堂和医院，翻译西学和倡立学会，为中国社会人士寻求“西学”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榜样。另外，西方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傅兰雅、李佳白等，还身体力行，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参与者与同道者。频仍的外患，带给中华民族不仅是深重的民族危难，也铸就了一个西方学术文化东渐的新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学者王尔敏氏指出：(www.xing528.com)

基督教除宗教活动，尚有更多意义之影响，在中国而言，实是一种收益。最显著为救灾济贫等等施舍，特别是光绪初年山西、河南大旱灾，在华西洋教士，无不全力以赴，捐款施药、拯救灾民。然此尚非重要影响，西洋教士来华传教，对中国最大贡献，实在于知识之传播，思想之启发，两者表现于兴办教育与译印书籍，发行报刊。自19世纪以来，凡承西洋教士之直接熏陶与文字启示之中国官绅，多能感悟领会而酝酿醒觉思想。同时举凡世界地理、万国史志、科学发明、工艺技术，亦多因西洋教士的介绍而在中国推广。⁽³⁾

同时，以林乐知、丁韪良、花之安等新教传教士为首，在译介西学的同时，也在期刊和著作中倡导基督教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的调和与融会。他们将此视为争取中国士大夫民众的重要手段，此种文化上的调和言论，既承袭了明末以来耶稣会士传教的作风，也可视为早期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