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在近代中国（1860-1900）的影响

（三）东正教（1860—1900年）

1860年以后，在华的东正教会的发展远较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为弱。东正教会仍然没有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招收信徒、扩大教务上。一如1860年以前，传教士们将搜集中国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情报以及研究汉字，作为其两项最基本的活动。

19世纪中期以后，东正教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汉学家：古里·卡尔波夫大司祭（1858—1864年在华）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的汉译本，后据此编成了《东正教教规》，并修订前人所著之《正教法典》。巴拉第·卡法罗夫，曾两度担任东正教会驻华的牧首（1849—1859年，1864—1878年），也是一名著名的汉学家，他将《诗篇》和《日颂》译成汉语，对佛教也很有兴趣，著有《佛陀传》、《早期佛教史略》等书。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编纂了《汉俄语音词典》，共收有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八个常用汉字条目。弗拉维昂神父（1878—1884年在华），收集编纂了四十多部汉语著作，并首先用汉语替代斯拉夫语主领礼拜⁽³⁸⁾。(www.xing528.com)

1863—1866年，由俄国外交部出资，在北京的“北馆”兴建了一些房屋，专供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团使用，其中有一座砖木结构可供二百人礼拜的圣索非亚教堂，还有供大司祭居住的住宅，有一万多册藏书的图书馆，有神父们单独的住宅，专用的厨房、菜地和花圃，另外还有一个小型的天文馆。除圣索非亚教堂以外，北京还有南馆的奉献节教堂，以及位于北京安定门外东安定村的圣伊尔库茨基、英诺肯提乙教堂，同时还辖有修道院，以及若干男、女学校⁽³⁹⁾。到19世纪末，东正教在北京以外，只在汉口和张家口兴建了两座教堂，受洗的信徒不超过五百人⁽⁴⁰⁾。据1892年的统计，信奉东正教的中国籍信徒共有459人，其中阿尔巴津人的后裔为149人，其他为汉人和满人，中国籍的东正教信徒主要集中于北京，外地的信徒人数很少。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对于中国人的入教问题一直都不太感兴趣，即使是阿尔巴津人的宗教生活也乏人问津，他们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当中，对宗教逐渐淡化了。⁽⁴¹⁾教务进展不快的原因，一是由于经费不足，二是由于新来的传教士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三是由于传教团本身对中国人入教问题关注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