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现代中国社会

（一）基督教新教（1800—1990年）

在1860年，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从1844年的四十余人增加到百余人，信徒从六人增加到约两千人；到19世纪末，传教士增至约一千五百人，信徒增至八万人。此一阶段英国宣教会的势力占了主导地位，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传教团体的势力逐步加强，到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增加到全体来华传教士的40%，英国传教士则占了50%，其余10%来自西欧其他国家和北欧地区。

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差会，除了已经提及的伦敦会、美部会、三巴等会之外，其较为重要者还有：

美国圣公会，1840年由文惠廉首抵澳门，两年以后在厦门开教，后以上海为中心，推广到江苏全省，并建立鄂、湘、皖、赣教务。

美国浸礼会，1836年由叔未士至澳门开教，1843年玛高温在宁波行医传道，颇见成效，后教务扩展至金华、绍兴。1889年魏牧及侯牧入川开辟华西教区，1894年又辟华中教区。

美国长老会，1842年娄理华首抵澳门，以后该会传教士纷至沓来，遍布宁波、厦门、广州、上海之间。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以后，南长老会分立，北长老会在华惨淡经营多年，终于开辟华中、华南、华北、山东、江安、海南岛及湖南七大教区。

英国圣公会又称大英教会安立甘，1843年四美抵香港开教，1844年又有传教士抵上海和宁波传教，先后形成港粤、四川、华中、浙江、桂湘诸主教区。

大英浸礼会，1845年即有传教士来华，1859年夏礼至烟台，直到1875年李提摩太从烟台赴青州后，教务始见转机，日益兴盛，辟有山东、山西、陕西三教区。

美国南浸信传道部，1854年由基律开拓华南教区、1847年晏玛太开辟以上海为中心之华中教区、1860年花雅各等开辟以烟台为中心之华北教区，教务日盛。

大英长老会，1847年宾惠廉奉派来华开教，1856年宾氏至汕头开辟新区，1865年至台湾开教，嗣后更推广至客家居住地。

美以美会，属英国卫斯理宗，1844年南北分立，1847年该会来华开教，以福建为基地，1877年正式成立福州布道年议会，教务复兴。

监理会，1848年由英国的戴医生来上海开教，1852年以后，蓝柏和林乐知再来，1875年潘慎文等至苏州，其教务布及上海、苏州、松江、常州、南京、湖州诸地。

圣道堂，英国差会，1860年来华。

安立甘会，1863年英国人施约瑟来北京开教，为该会华北布道之始，1880年设立华北教区，统辖直、鲁、晋、豫、秦、陇诸省教务。

偕我公会，英国卫斯理系统差会，1864年来华开教，在宁波、烟台等地活动。

爱尔兰长老会，1869年至牛庄开教，并推广至锦州、新民、奉天、广宁、吉林、榆树。

加拿大长老会，1871年至台湾开教，1888年以河南彰德为中心，开教于卫辉、开封和直隶。(www.xing528.com)

苏格兰长老会，1872年在牛庄开教，以后扩展至辽阳、铁岭、开原。

公谊会，英国差会，1884年开教于汉口，后在四川重庆、成都、射洪、铜梁诸地传道。

同善会，德国差会，1885年来华，1897年后移往山东，花之安、卫礼贤在青岛创办医院和学校。

宣道会，美国差会，1888年来华，在西藏、常德、长沙、汉寿、梧州、京津、晋北布道。

基督会，美国差会，1886年来上海开教，后转南京、滁州，芜湖、通州、庐州等地。

美国南长老会，1867年来华开教，建立华中及江北两大教区。

除了这些主要的英、美、加拿大、德国差会以外，还有北欧的新教差会，如挪威会于1889年来华、瑞典圣洁会于1888年来华、瑞典行道会于1890年来华、芬兰自由会于1891年来华，瑞典浸信会和挪威北直隶会于1891年同时来华，等等⁽⁴⁾。到1900年，中国已经有61个宣教会⁽⁵⁾。

由于受到明末清初之际中西双方“礼仪之争”的深远影响，近代以来信奉基督教的中国民众，大都来自于下层社会，此种情形直到1900年都没有改变。因此，19世纪中下叶基督教新教也主要在中国各地的下层社会中流行。在归化中国人信仰方面取得最大成功的新教差会，是英国传教士戴德生（1832—1905年）创立的中华内地会。

戴德生出生于英国约克郡巴因斯力山区，父祖都是卫理公会的会友，他自小即受父亲严格的宗教教育，17岁时受洗成为信徒。他在父亲开的药房工作，又从一位牧师那里借阅了麦都思写的《中国》一书，受到书中所说的行医传教的方法，便开始学医。1853年，他在中国布道会支持下迅速来华，经过六年的辛勤工作，于1860年返英养病。1865年，他在英国创立了中华内地会⁽⁶⁾。内地会的特征为：（1）它是一个跨宗派的差会；（2）它是国际性的，任何国家都可出人、出钱；（3）要求传教士在生活、言语、起居和衣着上尽量中国化，与中国人打成一片；（4）其主要目标不在招收教徒，而是向全国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福音；（5）该会传教士无固定工资，要刻苦献身⁽⁷⁾。为此，内地会的传教士每进入一省，先在省会建立传教站，然后迅速向四周府、县扩展，再深入四乡布道，把“巩固”的工作留给继来的教派接任，戴德生说：“以前进和深入为目的”，“去树立十字架的旗帜。”⁽⁸⁾

戴德生在神学思想上非常强调信徒“属灵方面的需要”，虽然在他所处的时代，欧美的近代物质文明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他认为，在宣教工作上促成中国物质的进步是次要的，中国的需要实在属灵信仰方面。当这种精神和灵性上的需要解决了，其他的需要也会迎刃而解⁽⁹⁾。当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和傅兰雅等人在从事办学、办报、译书等推进传道事业时，戴德生则在“世俗”事务和“神圣”事务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界限，世俗的事务必须“能使我们带人归主，才值得一做”。在1874年2月的一封信中，他很清楚地表明他的传教立场是除传扬基督以外，别无其他：

如果医疗工作能吸引人接近我们，好叫我们把耶稣基督传予他们，那么医疗工作就会蒙祝福；但若是用医疗工作代替了福音的传讲，这将是极大的错误。如果我们用学校或教育代替圣灵的能力来改变人心，这将是极大的错误。如果我们的意念是人能藉着教育的过程，而非藉着重生的再造，来改变归正，这将是极大的错误。⁽¹⁰⁾

与教义上的严格相对应，中华内地会在组织上也很严格和特殊（一）戴德生亲自坐镇，指挥教务，英国本部的事务也由他决定。他经常写信与有心到中国宣教的青年传教士联络，接受并转送别人的馈赠，包括金钱和物品，发行定期的会计报告，并依基金的许可程度派送传教士。初期，他是内地会的唯一领导人，随着传教士人数的增加和宣教地区的拓展，1885年戴氏指派十名传教士督导各地教务，直到1900年他从会长职务退休，仍一直控制着该会的工作，有“基督教新教的教皇”之称。（二）在选择传教士的标准方面，戴德生虽然并不忽略有学识的传教士，但他一直认为，知识的训练远不如心灵的训练意义重大。内地会的讲道内容并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同时内地下层的民众大多数是文盲，所以只要受过一点教育的人，就可以做他们的老师。戴德生强调的是传教士的宗教热忱和献身精神：内地会传教士的物质待遇非常之低，以1872年内地会在华三十名传教士为例，每月开支为三百英镑，每人只摊十英镑，女传教士的待遇更低，往往在贫病交迫之中奔赴穷乡僻壤⁽¹¹⁾。（三）戴德生和内地会非常注重适应中国当地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内地会的传教士穿中国的布袍、布衫，剃头薙发，吃与中国下层人民一样的食物，并说当地的语言或北京官话。戴德生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曾谈到改变衣着是如何有利于其传道：“看到一个中国家庭，全体聚集，听我们讲那位为世人的罪受死的，觉得很兴奋……当我对他们讲到我未得救的时候母亲和姊妹对我恳切祷告，他们特别注意听。但愿神在中国兴起爱主的母亲与姊妹。回到船上的时候，我们不禁流下了喜乐和感恩的眼泪。若不是因为我们改穿中国服装，决不能像这样深入民间。”⁽¹²⁾以能够适应中国环境而著名的内地会女传教士、戴德生的第二任妻子福姑娘，曾对一位杭州妇女说：“我到此地来做一个杭州女人，我吃你们所吃的饭，穿你们所穿的衣服，说你们所说的话，我愿意你们快乐，我们都是姊妹。”⁽¹³⁾戴德生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穿中国人的服装，头戴辫子，脚蹬布鞋，走向下层社会，《戴德生传》记叙道：

戴德生改穿中装以后，得到许多与从前不同的经验。在起居饮食上，比前方便经济得多。内地的民众对他，没有像以前那种大惊小怪的情景，地痞流氓几乎完全不注意他，妇女、小孩不像从前怕他，端庄的人士比较肯接待他。⁽¹⁴⁾

从传播教义的效果来看，戴德生的思想和方法有其合理的因素。到19世纪末，内地会共有六百五十名传教士、二百七十个传教据点，教徒人数为五千余人，成为基督教新教在华的最大的差会之一。到1905年戴德生去世时，内地会拥有八百四十九位传教士及超过二万名遍布各省的、信仰坚定的教徒。

当然，戴德生的神学思想和布道方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因为他太注重于动机的纯正和教义的谨严，无形中忽略了知识和工作技巧，因此信徒在应付急剧变化的社会时能力较为薄弱，反应不够敏捷，而且由于戴德生忽略了对官绅阶层的工作，使得信教的平民在社会上的影响至为微小，传教的进展因而也不很迅速。但是，教会史学家们同样也承认，正是因为“内地会所持的严格的属灵原则，直到今日仍是中国教会的祝福，它们帮助了大多数的中国教会在五彩缤纷的时潮冲击中，守住了合乎《圣经》的信仰。这是一项无法磨灭的贡献”⁽¹⁵⁾。内地会的这些特点，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基督教新教在19世纪中下叶在华的传播历史⁽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