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三）东正教（1685—1860年）

中国东正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期。当时，清政府因与俄罗斯发生边界纠纷而起战事，在雅克萨战役中，清军俘虏了四十五名俄罗斯人。1685年底，他们被押解到北京。战俘中有一名东正教神父，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他们还随身带了米尔库斯克主教圣·尼古拉斯的圣像。1695年，清政府为了满足他们宗教生活的需要，而准许他们在北京建立教堂。这座教堂位于北京城东北隅后海的西边，即现在东直门内的羊管胡同。当时周围的居民称之为“俄罗苏馆”，又称“罗刹庙”，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都主教还特地送来了教会证书。列昂节夫作为东正教第一位来华的神父，在中国居住了二十五年之久⁽⁷⁶⁾。

在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执政期间，曾多次派遣东正教的神父与俄国的商队一同来到中国；1703年，有九名东正教神父随同商队来到中国，并与北京的“罗刹庙”建立了联系；1711年俄国商队的领队正式向康熙皇帝请求准许派遣传教士来北京接替年迈老衰的神父，康熙皇帝表示，如果清廷派出的使团能够得到俄国朝廷的礼遇，使团在回国时可以带传教士回北京⁽⁷⁷⁾。1715年，根据彼得大帝的谕旨俄国政府正式派遣了第一个“东正教北京传教团”来中国，以修道院院长、修士大司祭伊腊离宛为首，率领七名学者、一名辅祭和一名神父共十人，抵达北京，进入“罗刹庙”，建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宣教会⁽⁷⁸⁾。

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界约》，东正教会的在华权益得到了清廷的承认，条约规定：

在京之俄馆嗣后仅止来京之俄人居住，俄使请造庙宇，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现在住京喇嘛一人，复议补遣三人于此居住，俄人照伊规矩礼佛念经，不得阻止。⁽⁷⁹⁾

1732年，在北京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又在东江米巷（后称东交民巷），建造了一座永久性的教堂，命名为“奉献节教堂”（或称“圣·玛利亚”教堂），也就是著名的“南馆”。1780年，第七届传教团前往北京之际，俄罗斯正教宗教最高会议对传教团作了详细的指示，要求传教士们在北京的活动要符合修士的身份，要学习中国人的语言，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向中国当地人民传教。在规定的东正教节日中，要举行宗教仪式，并为已故的沙皇、大公和皇室成员祈祷，有机会就要把当地的真实动态写成书面报告，上呈俄罗斯正教宗务会议，等等。在指导东正教传教士如何与当地社会和人民相处时，指出：(www.xing528.com)

应当明白，一个信仰异教的人一旦真心实意地相信了基督教的基本原理，他就会主动恪守所有教规和教堂仪式。……在世俗生活方面由他们凭良心行事，绝不要使他们感到为难，不要反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特别在饮食和衣着上面不要干涉他们，但他们风俗习惯中有违教义者不在此限。⁽⁸⁰⁾

实际上，从1715年俄罗斯第一届东正教传教团抵达北京到1858年和1860年《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为止的漫长的岁月中，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的传教团，起到了俄国驻中国外交使团的作用。这期间俄国一共派了十三批传教士来中国，神职人员共一百五十五名，他们每隔十年更换一次，一般包括四名传教士和六名俗人。这六名俗人主要是学习汉学的学生，他们在中国学习汉语和满语，回国后或在俄国外交部当翻译，或者充任外交官员。在此情形之下，北京的东正教会成了沙俄枢密院和中国理藩院之间的联络站。曾经在20世纪初担任过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会牧首、著名的历史学家英诺森，曾写道：“传教团的经费由俄国政府提供，也接受政府给它们的指示。俄国政府的意图是通过传教士，来促进在华的政治利益。出于这种考虑，官方一再向东正教会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在布道方面小心谨慎，并不止一次地禁止他们在民众中间传播基督教。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上帝的旨意受到了阻碍，受洗的人数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⁸¹⁾

俄国驻华的东正教传教团，尽管以俄国政府的政治利益为首要的考虑，然而其客观的后果之一，是鼓励了俄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而俄罗斯早期汉学家中，也以东正教的传教士为多。如第三届传道团中的阿·列昂节夫，曾与别人合译成《八旗通志》、《大清律例》等书。他选译这部《八旗通志》的目的，是要研究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是如何征服土广民众的汉族的。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第九届传道团的俾丘林尤有建树，他曾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资治通鉴纲目》、《大清一统志》和“四书”等，在1828年至1929年间还出版了《西藏记事》、《蒙古札记》、《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远古和现状记述》、《成吉思汗前四汗本纪》、《三字经》和《北京记事》；俾丘林还发表过《蒙古的语言、部落、人口、平民阶级》、《蒙古的统治方式、管理方式、王公和台吉的收入》等论文。这位传教士兼汉学家，经常穿着缙绅的服装，自称“何先生”，出入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市内郊外，并常出入理藩院办事行走，是一名熟悉中国社情民俗的人物⁽⁸²⁾。另外，东正教传教士也从事科学活动，早在1849年，北京的东正教会就建有一座观象台，1860年以后予以扩建，由第十三届传教团的随班学生从事观象活动。教会史著曾评论东正教早期在华的活动，是“文化和科学多于传教，与罗马天主教会同时期的情况相似。”⁽⁸³⁾

早期东正教会重要的领袖人物有阿·尤马托夫（1755—1771年在华）大司祭，彼得·卡缅斯基（1820—1830年在华）大司祭，波·图里加诺夫（1840—1849年在华）大司祭，等等。他们竭其所能，勉力维持教会的生存，从1715年至1860年，北京的东正教徒，包括在此地定居的俄国人在内，仅约二百余人；另外，在北京郊外以及哈尔滨、张家口、天津和汉口等地，也有少量的东正教教徒。法国研究中俄关系史的历史学家加斯东·加恩说：俄国驻北京的传教团的“政治方面的特点，使它不同于其他在华的宗教团体。看来，它虽然没有节制自己不去作宣传活动，但它在这方面的活动是非常有限的。它在人数方面、人才方面以及传教士的声誉方面，都不如它的劲敌们。因此它不能靠这些方面维持它的威信，不过它也因此不会遭到中国方面的敌视和迫害”⁽⁸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