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二）天主教（1800—1860年）

18世纪至19世纪的中国，历雍、乾、嘉、道四朝，虽然当政者禁教的程度松紧不一，总的趋势却是愈来愈严。从澳门等沿海地区潜入内地的天主教传教士，偶有被发现者，无不受到严惩甚或毙命。各地的天主教徒中有迫于压力放弃信仰者，也有阳奉阴违者，亦有誓死不背弃信仰者。1775年11月，中国的耶稣会奉罗马教廷之令解散，这一事件给本来已在风雨中飘摇的中国天主教会雪上添霜，从此教务更加一蹶不振。

直到1814年，耶稣会在欧洲重行恢复，这一消息大概通过潜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宣扬，为北京地区的天主教教友所获悉。1832年4月25日，北京的教友向欧洲耶稣会总会长发去了一封请愿书，追述了昔日在华耶稣会士在科学和传教方面的业绩，并感叹目前教区司铎的缺乏，他们呼吁总会长派遣像旧耶稣会士那样的数学家、天文家、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到中国。1834年5月18日，耶稣会总会长对此作了答复，他感谢“中华帝国的教友们”对老一辈传教士的怀念，并表达了重返中国的愿望。1833年圣神降临节日，北京的教友直接上奏罗马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其内容与上总会长之请愿书基本相同，由北京主教毕学源和一位奉教的宗室亲王伯尔明祥阿在奏折上具名画押，该奏折陈请：“最好还是派遣一批耶稣会的神父前来我国……可以肯定，假如他们带着宗座的使命来北京，全国人民以至高级官员，必将衷心欢迎。不久整个帝国将接受信仰。因为在平民与士大夫之间，在皇帝朝廷之中，耶稣会的声誉受到特别尊重，甚至认为一位博学多才的耶稣会会士比帝国官员和学者要强得多。”⁽⁵²⁾以后，湖北、湖南、山西、陕西等省的教徒，均有类似的请愿书送抵欧洲。

1838年末或1839年初，罗马教廷传信部派遣意大利圣家书院传教士罗伯济（或名罗类思）来到中国，他先从澳门潜入湖广。1840年，传信部任命他为“南京主教”。他藏匿在上海浦东金家巷，与他合作的有法国和葡萄牙遣使会的神父和中国神父共十一人。传信部在升任罗伯济的同时，要求耶稣会派遣神父协助他的工作。于是，耶稣会的总会长派南格禄、艾方济、李秀芳前来中国⁽⁵³⁾。法国王后资助了他们一行从巴黎去布勒斯特港的一切开支，并让他们免费乘坐二等军舰“埃里戈纳”号前往马尼拉，以后他们又到澳门，最后在英国军舰的护送下，经香港、厦门抵达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罗伯济派人将他们接到了金家巷⁽⁵⁴⁾。

当南格禄等来到江南地区时，当地的教务处于停顿的状态。1775年耶稣会解散时，在江南传教的人都是耶稣会士，当时江南地区的主教称为“南京主教”，在任者为奥地利耶稣会士南怀仁，他于1787年去世，逝前祝圣四位中国神父。以后的五十年间，江南的教务由中国神父和北京、澳门派来的神父共同维持。1841年，江南共有教堂四百处，教徒四万八千余人；与1663年江南五万五千余人，上海四万余人相比，减少了许多⁽⁵⁵⁾。在南格禄等三位传教士出发之前，耶稣会总会长罗当曾作指示，让艾方济和李秀芳两位神父专门从事传教布道工作；而作为会长的南格禄，则应竭力设法进入北京，准备重操明末、清初时代耶稣会士以科学和教育间接传教，以此作为接近上层社会的方式。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不允许天主教传教士重入北京，因此南格禄等人只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江南地区的发展上。

当时的政治形势也很有利于教会在江南地区的发展，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了保护天主教教堂的条款（详见下节），法国驻上海的领事敏体尼对耶稣会的宣教事业也不遗余力地支持。于是，耶稣会会长南格禄决定在上海徐家汇创办耶稣会的中心会院。据传教士们自己说，将会址选在徐家汇的原因，一是“表示耶稣会神父们对宰相徐光启这位教会支柱的缅怀”，二是因为“其地正靠近肇家浜，去上海和松江的交通都很便利”⁽⁵⁶⁾。

梅得尔是营造中心会院的负责人。1847年8月，耶稣会在毗连徐家汇的小堂附近购置地皮，常熟的一个中国教会捐赠了一笔款子，购置了新会院里的简朴设备，以后又向北营造了一埭房屋⁽⁵⁷⁾。1848年，耶稣会又在徐家汇建造了神学院，从意大利、法国等国来东方的传教士都要到这里先学习中文。神学院里设哲学、神学、大学专科。哲学以三年或二年毕业，神学以四年毕业，毕业后都升授司铎神职。从1851年起，江南教区制定了让修士歇夏与避静的制度，每年6、7月间，各总铎区的神父们分前后两批集中到徐家汇，举行避静或歇夏，“所有的神父集合在一起，过几天集体生活，这办法后来推广到会外的教区神父处，因为孤独的生活是最难以忍受而又最危险的考验。”⁽⁵⁸⁾在此情形之下，营建一所与耶稣会住院相对称的教堂，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1851年，耶稣会决定成立一所正式的圣堂，圣堂的图样由辅理修士范廷佐负责设计。范氏来自西班牙，其父为著名雕刻家。1851年范氏完成设计，举行奠基礼，名圣·依纳爵堂，建筑风格属希腊式，两旁配上中国式的宫灯，显得十分秀丽。四十年后的1896年，耶稣会又开工兴建新堂，直到1910年才落成，属哥特式的建筑，可容2500人，内设祭坛19座，堂内大小楹柱64根，装饰有许多圣像和壁画，雄伟壮丽，迄今仍为徐家汇的主要标志之一⁽⁵⁹⁾。

徐汇公学是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上海设立的最早的学校，建于1850年，开办之初虽然入学的人数很少，但仍获得一定的发展。校长晁德莅神父于1857年报告说，公学共有82名住宿生，分为三院，9名中国教师大多不是教徒，主要教授中文学课，只有优秀的学生才能学习其他如法文、唱歌、音乐、图画等课程⁽⁶⁰⁾。晁德莅是意大利人，1848年来中国，直到他于1902年逝世时，一直居住在徐家汇，历任徐汇公学校长、初学院院长、神学院神师，是著名的汉学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他所著的拉丁文巨著《中国文学课程》共五册。凡中国文学作品，从幼童《三字经》以及诗、词、歌、赋、八股文、尺牍、楹联、小说等，均编入其中⁽⁶¹⁾。他编此书之目的，在于供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学习中文。作为一个校长，晁神父曾阐述了徐汇公学的培养方针：“经过长期与严肃的考验之后，我们才敢确认他们的圣召。……为了教区的前途，物色征募神职人员，最重要的必须从热心传教和忠心服务方面去考虑。”⁽⁶²⁾1847年，耶稣会在毗邻会院和公学的地方建造了一座藏书楼，内藏有从全国各地陆续搜集到的省、府、厅、县志以及碑帖，还有希腊、拉丁、意、法等文字的珍贵图书，以供来江南传教的神父们研究中国之用。(www.xing528.com)

到1860年，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已发展教徒七万七千人，有传教点四百余处，传教士共五十余人，教会小学约九十所⁽⁶³⁾，江南教区成了天主教区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个重点教区。

从1856至1860年，法国参加英法联军之役，战后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对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对传教自由的肯定，感到欣慰和鼓舞。法国的郎怀仁主教和中国各代牧区主教，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呈递了请愿书，其中写道：“1860年的条约为我们在中国的传教士开辟了新纪元。现在我们能够自由地深入久闭的中国内地，在那里可以讲道、设堂、建设慈善机构，取得这个自由应当归功于陛下的大力保护，归功于北京的密切注视条约执行的公使……”⁽⁶⁴⁾

在法国军队的保护之下，继上海之后，北京的天主教也重新恢复。19世纪30年代，由于北京朝廷的禁教政策，北京已经没有从事宗教活动的外国传教士，甚至钦天监里的传教士也都陆续回国⁽⁶⁵⁾。从澳门潜入内蒙古西湾子等地秘密传教的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孟振生于1856年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北京主教”⁽⁶⁶⁾，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军中将司令孟托班决定在已被关闭了二十余年的南堂，为阵亡士兵举行“追思弥撒”。当时南堂一片荒芜，部分屋面已被毁坏，铁十字架已被拿走。孟托班“派一队工程兵，带了必要的工具，在四十八小时内把教堂装修就绪”，在他下限令后，“不到两个小时”就送回的原十字架，“重新放到了教堂顶上”，还“放上了钟”⁽⁶⁷⁾。随后，孟托班由全体幕僚和一大群军官陪同，坐着轿子进入南堂。孟振生的助理主教主持了追思弥撒，孟振生本人在讲道中，“用热烈的言词，感谢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对宗教的支持，感谢法国将军率领一支军队一直打到北京”⁽⁶⁸⁾。同在这一天，孟振生还举行了南堂重新开堂仪式，它标志着从雍正时期已日趋衰落的天主教，在北京的复苏。

1860年前后，天主教也传入了天津地区。最初，在1858年，孟振生派了一名中国神父邱安遇抵达天津。邱氏又名云亭，圣名若瑟，广东海南县人，早年入澳门修道院，升神父后奉派北上，抵津后在东关附近行医卖药，暗中传教。后因行踪诡秘，为官厅拘捕，搜出他与孟振生和正定教区主教董若翰（法国人）的法文往来信件，于1860年被押解回籍。时联军已入京，订立《北京条约》，因此邱和一同被捕的董若翰，在递解途中的上海获释。邱回天津后不久病逝。1861年，原北京北堂的本堂神父卫儒梅奉派来津，他通过法国领事馆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交涉，获得了崇禧观十五亩地基的永租权，并准备在上面建造望海楼的大教堂⁽⁶⁹⁾。1862年7月，孟振生从法国觐见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后返回天津，与他同来的还有四名神父、二名修士及十四名仁爱会修女，后来其中一部分修女留在天津，但这段时期天津的教务仍未有大的发展⁽⁷⁰⁾。

从1846年开始，天主教在澳门、南京、北京设有三个主教区，另在陕西、山东、湖广、江南、云南、香港和朝鲜设立代牧区（即宗座代牧区）⁽⁷¹⁾；又据美国著名中国教会史学家赖德烈的记录：1844年河南宗座代牧区创立，山西、陕西宗座代牧区分立；1846年贵州宗座代牧区创立，江西、浙江宗座代牧区分立；1856年湖南、湖北宗座代牧区分立；南京主教区改为宗座代牧区，北京主教区改为三个宗座代牧区；1857年，西藏宗座代牧区创立，1858年，四川宗座代牧区分为川东、川西两个宗座代牧区；广东、广西脱离澳门教区独立⁽⁷²⁾。

传教士的人数也有相当增长：1800年只有二位主教，四位外籍教士，管理七万二千信徒；1842年耶稣会重来中国时，在江南教务最发展的地区，仅有十一位传教士，北京亦不过几位，然而自此以后，教士与教徒的人数日益增多⁽⁷³⁾。中国天主教信徒在1805年左右大约三十万，在1860年至1870年约达三十七万至四十万人⁽⁷⁴⁾。

一位英国作家福庆这样描绘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并不把他们自己局限在帝国政府准许外国人经商的沿海口岸，他们渗入到内地，分布在全国……当新的天主教传教士到达中国时，有他们的教徒或同行到附近的港口去迎接，把他们西服脱下来，换上中国服装，把头发剃得同中国人一样，然后秘密地把他们带到内地去，先开始学中文，然后对中国人传教。”⁽⁷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