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口下的传教事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三章　炮口下的传教事业

从1840年至1860年的二十年间，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两度向中国发动入侵战争，相继困扰与接踵而至的边衅与外患，使中国历经了千古未有的划时代的巨变。列强的兵舰和军队由沿海而入长江，由长江而北上京师，藉助坚船利炮的声势胁迫清政府，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肯定其以暴力获取的特权。“大炮在天朝呼啸，城市在一座座陷落”⁽¹⁾，一位传教士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了基督教会和中国社会共同面临的新的历史局面。

在这急剧动荡和不安的历史转折时期，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改变了明清时期的谦恭卑微的姿态，跟随着商船和军舰昂首阔步来到中国，从沿海口岸渗入偏僻的内地和遥远的边陲，设立教堂，划分教区，变外在为内在，俨然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股特殊势力。在这过程中，基督教新教更多地采用了循序渐进的传播方式，无论从南洋一带的传教基地，或是到口岸和内地，传教士们除了直接传播宗教信仰以外，更多地辅之以人文和科学的知识传授；至于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则径直深入内地，与自雍正以来在禁教政策之下备受压抑的中国信徒们取得联络，恢复了中断已久的信仰上的联系。由此，炮口下的传教事业取得长足的推展。(www.xing528.com)

基督教凭藉不平等条约体系使传教的权利成为一种合法规定，虽然这些条款曾一度使基督教的传华事业获致了强大的驱动力，然而却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间激起了强烈的民族反感，成为日后导致波澜迭起的教案的根源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内部的一些传教士们，也看到了十字架跟随大炮进入中国社会所造成的种种负面的影响，由此产生了种种歧见。同时，在最初的数十年间，沿海和内地奉教的信徒依然是社会下层的民众，这既是明清以来“礼仪之争”所引起的社会后果的延续，也是因为基督教藉外力而入中国引起上层官绅阶层猛烈排拒所致。时代的剧变并没有改变基督教信徒的社会成分，它依然是沿海和内地中国下层社会的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