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基督教复兴和阻断

第二章　明清之际的复兴与阻断

从16世纪开始，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就来到了中国，实现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起在西方社会中所激起的对东方的向往、憧憬和追求。地理大发现固然使东西方商业交流的距离和障碍变得更容易超越，但这并不能替代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精神上的交往与沟通，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无疑比商人有更为坚定的信仰和意志，因此，在元末随蒙古北迁塞外而衰灭达两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又在中国出现，是为其第三期传播，京都、沿海城市甚至内陆，都出现矗立着十字架的教堂。

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来华也与16—17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形势有关。罗马教会为了应对新教对天主教会的冲击，发起了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它又称为天主教改革运动（Catholic-Reformation），罗马教会一方面重申教宗、教阶制以及圣事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对教会内的腐化以及世俗化的现象加以整顿，并于1547年至1563年在意大利北部特兰托（Trent）召开著名的特兰托大公会议（Trent Council），“由此建立了一个新的罗马天主教正统。”⁽¹⁾几乎与此同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探险也达到了全盛时代，在这两个天主教国家的海外扩张运动中，天主教会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于是，地理大发现及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海外扩张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合流，造就了罗马天主教会从一个原本环地中海周围地区的“普世的”（ecumenical）的教会生长为一个“全球的”（global）的教会，天主教的传教士也跟随着葡、西两国的海船来到了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²⁾(www.xing528.com)

当时的中国，正经历明清两代转换之际的动荡与多难，儒家思想仍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淫，已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首次意识到，要让作为外来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肌体里沉淀、发芽、生根、膨胀，必须理解中国的文化和各阶层的社会心态，必须强调基督教与儒学的共同点，并辅之以西方的科学知识。因之“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并与中国最有文化修养的阶层建立了联系，欧亚大陆两极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社会（中国社会与希腊—拉丁和基督教的西方），在历史上首次开始了真正的交流”。⁽³⁾然而，这一富于历史意蕴的交流，并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由于耶稣会内部以及耶稣会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在信仰理念以及实际利益上的分歧，由于罗马教廷对是否适应中国社会习俗的干预所引起的中国朝廷的不满和疑忌，由于某些西方传教士参与明清换代之际各对立集团的政治斗争，由于基于华夷之见和人禽之辨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保守人士在利益和信仰驱使之下强韧的联手相攻，基督教会在重重的矛盾和障碍之中趔趄而行，最终遭到被查禁的厄运。

然而，明清之际西方宗教藉科学与学术面目的传播历史，西方传教士在宗教、哲学、语言、天文、舆地、数理、医学、工程及军事诸方面留存的种种著述，虽然如流星过夜天，其影响总体上是微弱的，但无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产生过明亮的火花。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辈有志于匡时济世的士人，接受了西方的信仰，也接纳了西方的学术、西方宗教的献身精神，并把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结合起来，铸成了明清之际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特有的社会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