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三、派往蒙庭的使节

元代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地处边陲的蒙古族君临中原，统治达一百零九年之久。唐时称蒙古族为室韦部落，《旧唐书》称“蒙古室韦”，以游牧为生，居契丹之北。五代以后，世贡辽金。后迁居斡难河（敖嫩河，黑龙江北源）及不儿罕山（外蒙古和林东北）。1206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举行盛会，共推铁木真为“大汗”，号“成吉思汗”，于是蒙古各部，西至阿尔泰山。大漠南北，遂告统一⁽³⁹⁾。

成吉思汗约生于1167年，其父为鞑靼人杀死，在度过了历尽艰险和寄人篱下的青年时代之后，他成为当时信奉基督教的克烈部的藩臣。他纵横捭阖，先与克烈部联盟，击败其他部族，然后再与之脱离，自立为汗。“他（成吉思汗）不但继承了帝国的传统，而且继承了文化的传统，并在其帝国组织机构和行政管理中，雇用了更为开化的克烈人和畏兀突厥人。同时他也继承了草原古老民族好战的高度专门化的军事传统，以很高的速度和严格的纪律运用大群骑兵作战方法，这种速度和纪律，是西方重甲的骑士的战术所不知道的。”⁽⁴⁰⁾从而开始了他征服世界的事业。

1211年，蒙古出征中国北部，在持续二十余年的战争中，蒙军掠山东、河东、辽西、克燕京，1233年与宋军联合灭金。然后，蒙古转而西征。1214至1222年之间的纵横亚欧的征战，是历史上最惊人和惨烈的武功：蒙军剿灭了突厥人新建的花剌子模国之后，穷追败敌，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北部。同时他派出另一支大军，在部将者别和速不台统帅之下，绕过里海南端，越过格鲁吉亚，翻越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驰骋俄罗斯南部，大败以基辅为盟主的俄罗斯诸国联军，经里海北部而归。十二年之内，东、西两方的战场从印度河一直延伸到第聂伯河，无数城市被毁、村落为墟。蒙军的第三次西征是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的1236至1237年，拔都和速不台在俄罗斯的王公们拒绝他们提出的交出“男子、公爵、马匹和所有财物的十分之一”的要求之后，按秩序一个个包围并毁灭俄罗斯的城市——梁赞和莫斯科、苏兹达勒和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和特维尔，“俄罗斯成了屠宰场”。蒙古的最后一次西征在1240至1241年冬季，这是向西方的最后进攻。12月6日，基辅沦陷，蒙军通过这里，向西方进袭，其右翼通过加利西亚进入波兰，于1241年4月在西里西亚击溃波兰与日耳曼联军，拔都和速不台的主力进入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另一支蒙军向北冲进了奥地利，远抵克洛斯特诺伊堡⁽⁴¹⁾。最后，按照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说“不是由于欧洲的强大，而是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西欧才幸免于难。1241年末窝阔台汗去世，在西方的蒙军首领拔都、贵由和不里三将不和，终于在1242年撤退。

蒙古军队驰骋欧亚，为后来的历史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是野蛮和残酷的杀戮：成吉思汗以“凡我铁蹄所到之处，不许有任何障碍使我所骑的马为之绊倒”的悍气，纵使蒙军沦城村为废墟，人民为奴婢。1238年，亦思马因人在送呈西方基督教世界英、法国王和教宗的信中，这样说道：“（蒙古人）像魔鬼一样涌出地狱，像蝗虫遍满地面，他们恐怖地毁坏了（欧洲）东部地区……夷平城镇、砍倒树木、堕毁城堡、拔掉葡萄树、破坏园林、杀戮城民和农夫……因为他们残酷不仁，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怪物：嗜饮鲜血，撕裂、吞噬人肉和狗肉，穿牛皮，矮而壮，强健粗短，所向无敌。”⁽⁴²⁾《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作者以世界末日来临的口吻写道：“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了——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⁴³⁾《元史》诸将列传，几无不有“杀戮殆尽”，“骸骨遍野”的记载；然而，以贪欲为动机“十万兵火万民愁”的征服过程，又会引出另一种历史结果：“蒙古人……从亚洲的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⁴⁴⁾尤其是蒙古人在这条贯通亚欧的大道上建立了完备的邮驿制度，确保通畅，《经世大典·站赤门》曰：“我国家疆域之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邮传，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此又总纲挈维之大机也。”⁽⁴⁵⁾使有元一代，成为历史上中国与西方联系交往最为频繁的时代之一。

当蒙古西征的消息传到西方的时候，欧洲和小亚细亚一带正处于变动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天主教会内部教宗争立，教廷迁徙不定；同时教宗和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互争主权；由教廷和君主组织的远征东方伊斯兰教徒的十字军，屡次失败而回；拜占庭帝国因穆斯林的日趋强大和不断攻击而渐渐衰落；东欧出现了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希米亚和保加利亚等小国，且无力抵抗蒙古的入侵的局面。⁽⁴⁶⁾

在罗马教宗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Ⅸ，1227—1241在位）时期，蒙古东征的消息不断传来，从波兰和匈牙利逃回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士，报告了蒙古军的杀戮情况。教宗获悉以后，曾致函日耳曼的各修会会长，试图组织抵抗蒙古的十字军，但因欧洲各国君主意见不一而作罢。当时教宗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 Ⅱ）与之争权。教宗在继位当年，便宣布对腓特烈的惩罚，还发动对西西里的进攻，但腓特烈回师击败教宗军。1239年，腓特烈率军攻入教宗领地撒丁。1241年，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在罗马召开主教会议，试图反击，未成，同年去世。继位的新教宗柴肋提诺四世在位仅十七天便去世了。一年以后，即1243年，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1243—1254在位）继位。他原为意大利人，生于热那亚望族。早年历任意大利阿尔本加主教、罗马教会副教长兼鲁奇那圣劳伦斯教堂枢机司铎、安科纳边境教区长。他在继位以后竭力振兴教权。1245年，英诺森四世与腓特烈谈判失利，从被围困的罗马城逃往法国里昂，在法王路易九世（Louis Ⅸ，又称圣·路易）支持下召开里昂公会议。共有150名主教和隐修院院长与会，以作伪证、亵渎、异端等罪名，再次革除腓特烈二世教籍并废除其王位。同时会议号召各国君主支持法王路易九世组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也就在这次公议会上，教宗和主教们讨论了如何应付蒙古入侵的问题。教宗决定派人到蒙古出使通聘。试图缔结和约，窥探蒙古的军事实力，并考察是否有可能使蒙古人改宗天主教。⁽⁴⁷⁾

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1182—1252年）被教宗和主教团指命为使节。他出生于佩鲁贾（Perugia）一个贵族家庭，是小兄弟会的创始人，也是圣·方济各的挚友。他膺命出使蒙古时，已是65岁的老人了。同行者有波希米亚人司提凡修士，后来在经过赛里西亚时，又有一名波兰修士本尼迪克加入其行列。他们于1246年到基辅，然后被蒙古人送往在伏尔加河上游东岸的萨莱城，晋见成吉思汗之孙拔都。拔都决定立刻把他们送到大汗贵由那里，以参加在金帐举行的即位典礼。他们被强迫以最快的速度骑马奔跑，每天换五六次马，“除了用水和盐煮的小米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食物……除了用锅烧化的雪水外，我们没有其他饮料。”⁽⁴⁸⁾他们终于在7月22日及时赶到在哈剌和林的贵由营地，参加了贵由被拥戴和即位为大汗的大会。当时，蒙古各部的首领和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各归顺部族的首领，均参加了此次盛会。柏朗嘉宾在11月13日觐见贵由汗，呈上了教宗致蒙古皇帝的两道敕令。第一道敕令中教宗详细地阐述了基督教的教义，第二道敕令则劝告蒙古皇帝停止向西方的进攻：“……兹特劝告、请求并真诚地恳求你们全体人民：从今以后，完全停止这种袭击，特别是停止迫害基督徒。……全能的上帝迄今曾容许许多民族在你们面前纷纷败亡；这是因为有的时候上帝在现世会暂时不惩罚骄傲的人。因此，如果这些人不自行贬抑，在上帝面前低首下心表示卑下，那么上帝不仅不可能再延缓在今生对他们的惩罚，而且可能在来世格外加重其恶报。”⁽⁴⁹⁾贵由汗想请柏朗嘉宾把蒙古的使节带回欧洲，但被柏氏拒绝。柏朗嘉宾后来记叙他之所以拒绝大汗此一要求的原因是：“第一，我们害怕他们见到我们之间的内讧和战争，将会鼓励他们向我们发起进攻。第二，我们唯恐他们刺探我们国家的活动。第三项原因是我们担心他们会被处死。……”⁽⁵⁰⁾柏朗嘉宾在担心蒙古刺探欧洲的同时，却对蒙古作了一番详尽的“刺探”。他返国后撰写的《行记》共九章，其中三章对蒙古的军事记载尤详：第六章：关于战争、军队的结构和武器，关于战争的韬略和部队的集结，对战俘的残酷性，对堡寨的包围和对于投降者的背信弃义；第七章：鞑靼人怎样媾和，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名称，对自己臣民的压迫，勇敢抵抗他们的地区；第八章：怎样同鞑靼人作战，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和部队组织，如何对付他们的韬略、堡寨和城市的防御工事，如何处置战俘。……最后，他们于11月17日拿到贵由汗答复教宗的信，被遣送回国，于1247年5月9日再经拔都幕帐，最后于11月24日返回里昂⁽⁵¹⁾。

贵由汗让柏朗嘉宾带回教宗的信让西方人深感其“傲慢”。在表明了蒙古人不明白为何要接受西方基督教的洗礼以及对其“杀人之多”谴责的漠视之后，贵由汗最后说：“你们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别人，但……我亦信上天，赖上天之力，我将自东徂西，征服世界。”⁽⁵²⁾至于柏朗嘉宾对于蒙古军事的刻意描绘，更使欧洲各国的君主忐忑不安。当时，正值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统帅法王路易九世（又名圣路易）很想了解蒙古与欧洲联合进攻伊斯兰教徒的可能性，于是，在1253年5月7日，派遣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和另一位意大利人克莱莫那随行。他们带着国王的信件，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苏达克，这是一个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大商埠，可通往亚洲。6月1日他们离开苏达克，即遇蒙军，7月被送往拔都之子撒里答营，后又至钦察谒见拔都，拔都又把他们继续送往蒙古，12月27日到达和林，次年1月4日，受到宪宗蒙哥的接见。5月24日，又蒙召见，鲁布鲁克曾请求留在蒙古传教，但受蒙哥的婉拒之后不得不返回，并于1255年8月15日到达的黎波里。当地主教不允许他回法国去见圣路易，而叫他将旅行经历以长信形式记录下来，另派人转呈国王⁽⁵³⁾。

所有的东西方作家均认为鲁布鲁克是圣路易的使臣⁽⁵⁴⁾，但据中国教会史家方豪考证：《中国方济各会志》第1册第153、154页却一再辩称他不是出使，因他出使东方前在君士坦丁堡公开讲道说，“我既不是陛下（圣路易）的使臣，也不是任何人的使臣，我只是按照我们会规而前往非教友的地区”，其意在传教。《鲁布鲁克东行记》又说：在大可汗面前，除非是外国使臣，任何人不得随便发言，“我只有听可汗，答可汗所问”。临别时他又听人称他为“使臣”，又立即答复说：“不要称我们为使臣，因我已对可汗声明，我并不是路易王的使臣……应称我们为‘苦修士’或‘司铎’。”⁽⁵⁵⁾后人在论及柏朗嘉宾游记与鲁布鲁克游记之间的区别时，认为“（前者）主要关心于把当时认为对基督教世界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蒙古人及其帝国的情况，向教宗提出一个全面的报告，特别注意于他们的作战方法和怎样才能最好地对付他们的攻击。……（后者）则是对于其旅行和个人经历的老老实实的充分详细的叙述。”⁽⁵⁶⁾鲁布鲁克志在传教，虽未能如愿，却留下了关于当时各派宗教活动的资料，如景教在外蒙古克烈、乃蛮和蔑里乞三部的流行，契丹国十五个城市的景教徒以及蒙古人从欧洲掳来的法国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的生活。

马可波罗是元代西方来华的最著名的人物，他虽然不从事传教工作，但他一家三口来华却为天主教的东传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的父亲和叔父于1265或1266年抵达上都（和林），晋见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要求他们回报教廷，“派一百名熟悉基督教信仰的贤人，通晓七艺，长于辩论……据理阐明基督教信仰比偶像崇拜之类的信仰更好。”⁽⁵⁷⁾1269年，他们回到欧洲，1271年11月，他俩带了十七岁的马可波罗，以及新教宗格列高列十世的信，于1275年夏再来和林觐见大汗忽必烈。在后来马可波罗口述的那本东西方妇孺皆知的《游记》中，他以一个侨居中国17年之久的欧洲人的眼光，描绘了中国社会的概貌，使西方人知道中国广阔的国土，“连绵不断的城市和邑镇”，“幽美的葡萄园、田野和花园”，“佛教僧侣的许多庙宇”，大量出产的“织锦和许多精美的塔夫绸”，以及“一路上有的是为旅客设置的好旅馆”。这些描写，最初“引起整个欧洲的怀疑，接着是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想像力”。其间，他在中国“习汉语，旁及蒙古、回鹘、西夏、西藏等文字，世祖甚爱之，任官十七年，屡请返国，不许”⁽⁵⁸⁾。他留下了关于蒙古大汗参加基督教主要节日如复活节和圣诞节宗教礼拜的记录，也记载了大汗对于各大教派并行不悖、兼容并蓄的政策。他（大汗）说：

基督教徒说他们的上帝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他们的是穆罕默德，犹太人说他们的是摩西，偶像崇拜者说他们的是释迦牟尼，这是偶像中的第一神；而我这四位先知皆敬奉，由是其中在天居长位而更真实者，受我敬拜可保佑我。⁽⁵⁹⁾

马可又记载，信奉基督教的乃颜部落举兵谋反，为大汗平息，当地的佛教徒、回教徒和犹太人均耻笑乃颜所持的十字架，甚至在大汗面前讽刺基督教徒，为大汗所斥责：

他（大汗）召来许多基督徒，安慰他们说，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未助乃颜甚对，因为不好的和错误的事情就不应该去帮助。乃颜反叛他的主人是背信弃义，因此乃颜罪有应得，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未助他是对的，因为不应助逆是好事。⁽⁶⁰⁾

蒙古帝国囊括从太平洋伸展到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广大国土，境内儒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犹太人群居各处，蒙古的原始萨满教不能够提供精神统一的象征，正如蒙古部落的组织不能为帝国行政提供基础一样。然而，蒙古的统治者却充分注意到宗教因素的重要性，并遵行着一切宗教受到尊重的普遍宽大的政策与法令。(www.xing528.com)

罗马天主教会正式在中国开始其传教活动，是从约翰·蒙高维诺开始的。

蒙高维诺于1247年生于意大利南部萨莱诺（Salerno）的蒙高维诺·洛勿拉（Montecorvino Rovella），早年即已加入方济各会，他于1279年至1289年受当时的方济各会总会波纳格辣其（Bonagrazia da Persiceto，1279—1283）派往亚美尼亚传教，当时的蒙高维诺正值壮年，他努力学习亚美尼亚文和波斯文，很可能他也学习了叙利亚文，直接接触并认识了近东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波斯各地的教会。1289年，当时皈信天主教的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二世（Hation Ⅱ）派他为代表回到罗马，觐见当时在位的教宗尼古拉四世（Nicolas Ⅳ）。教宗由于蒙高维诺对东方传教事务的了解，特命他为教廷的使节来到中国，他经亚美尼亚、波斯并到了印度西海岸马拉巴地区，然后从海路来到中国，他登陆的地点不详，很可能是在泉州。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抵达大都，觐见元帝，并受元廷的礼遇，准其在大都传教。⁽⁶¹⁾

教宗尼古拉四世去世后，宗座三易其任，至克勒门五世（Clementus Ⅴ），教廷移驻法国亚未农城。虽然经常收到蒙古境内其他方济各会士的报告，惟独没有蒙高维诺的片言只字，大家以为他不在人间了。但在1307年教廷忽然收到了他的来信。实际上蒙高维诺共寄回欧洲三封信：第一封约写于1292年或1293年间，寄自印度马八儿；第二封信写于1305年1月8日，发自汗八里，这是教廷收到的一封；第三封写于1306年2月的复活节前第五旬主日。这三封信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文献，从中可以获知一些重要的讯息。

其一，蒙高维诺说，他觐见大汗时，请他改宗天主教，“然彼迷信偶像已深，难挽回也。大汗对基督徒颇宽厚”，说明元代虽待基督教比较宽容，但无改宗之意。其二，当时聂斯脱里派在元朝有频繁的活动和不小的势力，蒙高维诺初到中国时，曾受他们的排挤，甚至被诬下狱，历经艰辛，方得昭雪。“其人造作诽语，谓余乃侦探匪徒，而非由教宗派遣。稍后，其人又伪造证据，谓教宗实有大使派来东方，赠礼物甚夥，至印度时，余暗杀大使，而窃其物也。余尝受法庭传审，几受死刑。最后乃得天主怜助，有某君作证，启发大汗之天心，使知余实冤枉无罪，告者诬妄。”当时中国境内的聂派教徒共有3万人，雄于资产，建有华丽的教堂，足与天主教抗衡。其三，在1305年的信中，蒙高维诺说他在汗八里建立了三座教堂，已付洗六千多人，如果不是聂派的阻挠，付洗3万人也是可能的事。他还收养了40名7岁至11岁的幼童，教以拉丁文和教会礼仪，又组织圣诗队，并将《新约》及《旧约圣咏》译为方言，不过他没有说是蒙文或维吾尔文。⁽⁶²⁾其四，蒙高维诺在信中说，他抵达中国的第一年，即劝化了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其子术安即约翰的转音，因由蒙高维诺为之施洗而得此名。汪古部分布在河套地区五原县包头镇诸地，由于蒙氏敦劝，他们放弃了聂斯脱里派而归依天主教，还营建了自己的教堂。那座教堂离北京有二十天路程，但蒙氏没有时间去视察。⁽⁶³⁾

1307年，罗马教廷鉴于蒙高维诺在孤军奋斗中取得的优异传教成绩，特设汗八里（即北京）总主教区，委任蒙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及教务。远东教区也归蒙高维诺领导，并拥有简授主教和划分教区权，非重大事件，不需请示教宗，只须承认教宗为教会领袖，并从教宗处领取总主教绶带，但绶带的传袭，须由教宗的认可。同年7月22日，教宗克勒门五世祝圣方济各会主教七人，命由海道来华，协助蒙高维诺，但只有哲拉得（Geradus）、佩里格林（Peregrinus de Castello）和安德烈（Andreas de Perugia）三人抵达中国，他们在1308年来华祝圣高维诺为总主教。⁽⁶⁴⁾

1328年，蒙高维诺在中国工作了三十余年之后在大都去世，享年81岁。教宗约翰二十二世（Joannes ⅩⅩⅡ，1316—1334年在位）五年以后才知道蒙高维诺去世的消息，曾派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Nicolas）为继任主教。但他是否到任，史无明文记载。

蒙高维诺任主教期间，曾劝化了一些外来的部族信仰天主教，包括从俄罗斯和西方来的军人，其中最重要的部族是从黑海高加索地区来大都的阿兰人（Alans）。他们在蒙高维诺去世以后，请求元顺帝遣使教廷，以通往来。同时，阿兰官员也上书教宗，请求委派主教和传教士来中国。阿兰人的上教宗书这样写道：“吾等恳求圣上（教宗）遣一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和有聪明才智之使者东去慰吾国人身心，并请催其就道……因吾主（元顺帝）盼能开辟一条迅捷而完好之通道，以便圣上与吾主之间经常互派使节，建立友好。”⁽⁶⁵⁾

1336年，元顺帝所派遣的使节携带着顺帝致教宗书及阿兰官员上教宗书，从大都出发西行。使团正使安德烈·弗兰克（Andrew the Frank），副使为威廉（William of Nassio）。两年以后，使团抵达法国阿维农，觐见教宗本笃十二世（Bene dict Ⅻ），呈上书信和礼物。

教宗在1338年10月30日写了致元顺帝的回信，并谕令组成一报聘元廷的使团。使团中有一人（Giovannda Firenze）留下了出使的历史记载。此人姓马黎诺里（Margnolli），圣名若望（约翰），按当时方济各会会规，以地名或修院名字称会士，所以他被称为“圣老楞佐的若望”（Giovanni da St.Lorenzo）。他于13世纪末出生于意大利的历史名城佛罗伦萨，幼年入该城老楞佐修院，成为方济各会修士。

马黎诺里在1342年抵达上都，受到元顺帝的盛礼接见。在这年的8月19日陛见中，马黎诺里向元帝呈献了一匹骏马。这是轰动朝野的大事。元史记载此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又说献马地点在慈仁殿。“二十一日敕周郎绘图，二十三日以图进……马黎诺里之献马，时人叹为盛事，揭傒斯作《天马赞》（《文安公文集》卷十四）、欧阳玄有《天马颂》和《天马赋》（《圭斋文集》卷一）、周伯琦有《天马行》（《近光集》）、陆仁有《天马歌》（《元诗选乾乾居士集》）、秦约有《天马歌》（《草堂雅集》卷十二）。元顺帝极看重这匹骏马，譬作人中的英杰。⁽⁶⁶⁾

马黎诺里在元朝的宫廷住了四年之久，备受尊敬，丰衣足食。他于1346年离开上都，经杭州、宁波，由泉州从海路经印度返回欧洲，于1353年回到阿维农复命；次年5月12日被升任为皮西尼亚尼（Bisiniani）主教。当时，波希尼亚王查理四世到罗马行加冕礼，晋为日耳曼皇帝，他在听说马黎诺里出使远东的事迹以后，任命他为皇室顾问、皇宫神长及宫廷史官，并奉命撰写《波希米亚史》，书中略述他出使中国的经过。其卒年不详。⁽⁶⁷⁾

元代罗马天主教会除北京以外，尚有泉州教区。泉州别称温陵，又称“鲤城”，又因此地古代遍植刺桐树，又名“刺桐”。在宋元时期，这里曾是各国商旅前来贸易的大港口，是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国际商埠，前来此地的外国人中有穆斯林、印度教徒、拜火教徒，北方的景教徒也来这里经商和旅行。1313年，蒙高维诺正式在泉州设立主教区，哲拉德为第一任主教，继任者为佩里格林，第三任主教则为安德鲁。佩里格林主教在给欧洲的信中说，泉州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可以与不同信仰者及一般民众讲道和传教，有一位亚美尼亚的富有女子还捐献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天主教教堂；安德鲁主教在给欧洲的信中则说当他从北京前往泉州任主教时，元朝皇帝待其甚为优渥，沿途关照，并给了他一笔补助金，他用这笔钱花在教堂的建筑上面。⁽⁶⁸⁾当时扬州也有天主教徒的活动。1951年，扬州曾发现了两块拉丁文的墓石。第一块墓碑的墓主为加大利纳，立碑日期为1342年6月，碑上刻有圣母抱圣婴以及墓主的主保圣女加大利纳的殉道故事；第二块墓碑的立碑日期为1344年，墓主为安东尼，他与前者可能是姊弟或兄妹的关系，墓碑上刻有耶稣及世界末日的审判，⁽⁶⁹⁾足证元代扬州确有罗马天主教会的存在。根据现代韩承良神父的考察，在山东有两处源自中古的天主教教友村，一处在阳谷的坡里，那里的信徒是七百年前老教信的后裔，还有一处是博兴的刘家寨，据说当地的一位美女被元朝皇宫选为宫女，进宫后成为正宫娘娘，从方济各会传教士受洗，又劝刘家寨的人全部皈依天主教，流传至今，⁽⁷⁰⁾不过这种传说还需更多的史料加以印证。

到了元朝末年，蒙古帝国已是日薄西山，蒙古人震慑欧亚两洲的武力，将在汉人的蜂起反抗之下，退出历史的舞台。1362年，汉军攻入泉州，泉州最后一位天主教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斯（James of Florence）被杀。1369年，元顺帝从北京逃亡漠北，信奉基督教的阿兰人也随之流亡，在元朝一度兴盛的天主教终于在中原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