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两代的景教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影响

二、唐、元两代的景教

公元7世纪时聂斯脱里派的传教活动已遍及中亚，并有进一步向东扩展的趋势，终于在635年（唐贞观九年），聂派传教士来到了中国的长安，其教在中国被称为“景教”。

研究景教在华活动的最重要的文献，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立于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1622年或1625年（明天启三年或五年）；在西安城外五里崇仁寺出土，或说原在盩厔⁽¹⁶⁾。

景教碑碑文的历史部分指出：635年（贞观九年）有大秦国（波斯）大德（主教）阿罗本来到京都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到西郊迎接，一直迎入宫内，在皇宫里“问道”，在“书殿”里翻经。三年后，即638年（贞观十二年），由皇帝下诏，说此教于社会和世道人心均有裨益，应该让它通行天下（“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并在义宁坊由朝廷资助营建一所“波斯寺”，寺里住有二十一位教士⁽¹⁷⁾。后来的历史学家推测，可能早在公元635年以前，阿罗本已在长安以西的中国边陲地区，开展其传教活动，并且一定很有成就和影响，然后有人报告太宗，才会有如此隆重的接待⁽¹⁸⁾。到景教碑建立的时代，景教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公开奉旨推行的历史，可以说到了黄金时代，“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肃宗在灵武等五郡重立教堂，朝廷命在教堂里摹绘帝像；玄宗命其五个兄弟（宁国等五王）到教堂行礼；天宝初年，又命大将军高力士以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帝的写真画像，送到教堂内安置，一些景教教士并获得封号，赐紫袈裟；又有“赐天香，颁御馔”的荣宠，若干教堂的匾额，亦出自御题，教士又奉旨在兴庆宫“修功德”（做礼拜）⁽¹⁹⁾。建碑以后，景教又经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几代皇帝，教务顺利，但也没有显著发展。时人称，摩尼、大秦、火祆“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吾释氏一小邑之数”，“胡教”和“夷寺”在佛道盛行的情形之下，发展至为有限，可以想见。

唐朝景教遭禁，是在845年（会昌五年八月），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亦受牵连。是年七月、八月，均有上谕发表：“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勅并省天下佛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放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又：“八月制……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祓（祆之误）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²⁰⁾当时景教、祆教合计还不过二万三千人，而佛教僧尼却有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因此除了受佛教牵连的原因之外，它具有外国色彩，显然也是被禁的原因之一，《旧唐书》谓“显明外国之教”，就是这一层含义。

关于“景教”之名，后世的教会人士有所解释，明末天主教人士李之藻曰：“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阳玛诺也说：“景者，光明广大之义；教者，教会也，言信仰景道之人缔结之团体。”⁽²¹⁾景教碑碑文上有一句：“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可见这在当时即为勉强的译称。景教在西方被目为异端，可是中国的景教徒所留下的历史文献中，却没有任何不合西方天主教教义的内容⁽²²⁾，而且，景教碑已把最重要的教义完全介绍过来，如天主自有（先先而无元）、三位一体（三一妙身）、创造宇宙（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先造万物、后造原祖（匠成万物，然立初人），救世主名默西亚（弥施诃）、童贞圣母诞生耶稣，天使欢歌（神天宣庆、室女诞圣）、救赎（开生灭死，棹慈航以登明宫）、人性本善（素荡之心，本无希嗜）、魔鬼引诱初人（娑殚施妄）、圣子诞生（三一分身）、新约二十七卷（经留廿七部）、十字架（印持十字）、教士一日分七时诵念日课（七时礼赞、大庇存亡）、每七日行一次祭礼、整洁灵魂（七日一荐，洗心反素），等等⁽²³⁾。

中唐以后，内地的景教虽趋于灭绝，但在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景教仍流行不辍。9世纪，伊斯兰教在中亚崛起，迫使景教徒更向东方迁徙。10世纪后景教在中亚又趋繁盛，20世纪初，英法的考古学家先后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景教僧徒的壁画以及景教的经典《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以及《尊经》，此外还有流失于日本的《一神论》等经籍，这都是景教在新疆盛行的证据⁽²⁴⁾。1124年，西辽王耶律大石带兵越葱岭，克回回，建都于沙未耳城，其战功使欧洲惊异不置。当时，伊斯兰教正与聂斯脱里派（景教徒）战争，遭此意外打击后衰败，景教得以在中亚盛极一时⁽²⁵⁾。当时新疆的维吾尔族，曾从摩尼教转而皈依景教。元时长春真人西行至新疆，遇“迭屑”（基督教）的头目来见他。忽必烈时，中国有个著名的景教人物拉班·扫马（Bar Sawma）就是维吾尔族人，后来曾作为元世祖的使节被派往罗马教廷通聘。(www.xing528.com)

在蒙古族的部落中，景教也相当流行。外蒙古境内的三大部落：克烈、乃蛮、蔑里乞部以及内蒙古境内的汪古部，都是崇奉景教的⁽²⁶⁾。克烈部属东突厥人，居住在东北方，其国王在一次见圣者显形之后率部众二十万人改宗信奉基督教，他们置一帐篷以为祭坛，取奶置于福音书之上，并背诵祈祷文以作崇拜。成吉思汗时代克烈部长王罕一族，也是宗奉基督教的世家。当时克烈部的牧地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流域⁽²⁷⁾。乃蛮部居住在阿尔泰山以西，也是景教的信奉者，汪古部居住在阴山之后，景教在此地十分流行。马可波罗来华时，在这一地区也发现了基督教的形迹，他说：“治此州者是基督徒……出生于长老约翰王之血统，名阔里吉思”⁽²⁸⁾。阔里吉思是汪古部首领，《元史》记载他“性勇毅、习武事，尤笃于儒术”，后戍边西陲，为海都所杀，追封越王。他在世时，天主教正传入元朝，他率部落民众放弃了景教信仰改宗天主教，汪古部也就成了蒙古诸部落中崇奉基督教的最著名的部落⁽²⁹⁾。1929年8月，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斯柯特牧师在内蒙古包头一带发现十数枚十字徽章，经研究他认为是克烈部或汪古部的遗物。⁽³⁰⁾

在毗邻内蒙古的山西地区，也有景教遗迹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明义士（1885—1957年），在河南与山西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4块碑石，尤其是刻于1335年的和辉县颐真宫碑，明确记载了朝廷保护景教的圣旨。他后来在北京得到了一个铁十字架，背面有系绳的扣。他说从山西大同至内蒙古包头一带已发现了一千多个十字架，说明元代山西北部，景教教会有很大的势力⁽³¹⁾。事实上，元代山西大同至宣化一带，确实居住着不少色目军士、工商和商旅，马可波罗游记说由天德东行七日，“见有城堡不少，居民崇拜摩诃未（回），然亦有偶像教徒（佛）及聂斯脱里派。”⁽³²⁾《元史》上说：“敕西京僧、道、蛮、也里可温（基督教），答失蛮等有家室者，与民一体输赋。”⁽³³⁾西京就是指大同。

元代景教教会在大都城（西人称为汗八里）也有很大的势力，拥有三万名信徒，且很富有。他们在仪式和风俗上追随希腊教会，不服从罗马教廷，“有漂亮而且虔诚地安排的教堂，有十字架和圣像以尊奉上帝和圣灵”⁽³⁴⁾。他们中很多是阿兰人（《元史》称“阿迭”）。他们最初居于高加索，1236—1239年蒙古大军攻占高加索，大批居民归顺，其中有信奉景教的2万阿兰人，他们来到大都以后，成了元朝右、左卫阿速亲军都指挥管辖下的卫戍军主力。此外，还有大批斡罗斯人、钦察人组成的侍卫军团，他们也是基督教的信奉者。

江南地区，以镇江及其周围地区的景教徒为最多，记载也最完整。《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计有景教徒二十三户（录事司十九、丹徒县三、金坛县一），一百零六口（能独立营一家生计者），一百零九躯（寄居者），共计有景教徒二百十五人。当时镇江侨寓三千八百四十户，其中景教徒二十三户，约一百六十七户侨寓户中有一户景教徒。又：口、躯共一万三千五百零三人，约六十三人中即有一景教徒⁽³⁵⁾。

近人统计元代景教徒分布地区计有：撒马尔干、也里虔、唐古、和阗、吐鲁番、哈密、俭州、伊犁、轮台、沙州、甘州、肃州、兰州、临洮、凉州、鄂尔多斯、天德、净州、归化城、和林、宁夏、灵州、太原、大同、宣化、北京、房山、涿州、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临清、益都、徐州、镇江、洛阳、杭州、温州、长安、盩厔、泉州、福州、广州、重庆、成都、昆明、鞍山等地⁽³⁶⁾。

元代对基督教各宗派，统称为十字教，教堂称十字寺，也称为“也里可温”、又作伊噜勒昆、阿勒可温、耶里可温、也里阿温、也里河温、伊哩克敦，等等。这是元朝蒙古人对基督徒的称呼。元代以前，人们称基督徒为“迭屑”（波斯语Tersa的译音）；元入主中原以后，才有“也里可温”之称。近人陈垣考证：“阿剌比语称上帝为阿罗，唐景教碑称无元真主阿罗诃……故吾确信也里可温者为蒙古人之音译阿剌比语，实即景教之阿罗诃也。”⁽³⁷⁾西方人更将“阿罗诃”推测为叙利亚文Eloh，希伯来文Elohim的译音，意为“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³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