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游戏规则的“新”与“旧” |
借用雷诺阿的《游戏规则》和爱森斯坦的《新与旧》(《总路线》)的片名,是为了探讨电影导演艺术的传统与创新的话题。传统与创新是一个从古到今、争论不休的话题,在电影艺术领域也不例外。一方面,注重传统者自谓正宗(天不变,道亦不变),斥创新为标新立异的歪门邪道,创新者则会指责他们照搬古人、食而不化、了无新意;另一方面,注重创新者自封革新,视传统为守旧,认为艺术贵在创新,但传统论者,会说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显然没有前途可言。
其实,传统与创新作为具有辩证意义的矛盾统一体,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强调传统与创新的不同价值取向本无可厚非,但过分夸饰一种价值取向以消解另一种价值取向,则是形而上学的片面化和艺术创作的僵化,与辩证法的观念和艺术创作法则相去甚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按照郑板桥的说法,“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西班牙剧作家洛贝·德·维加(Lope de Vega)也坦承,他撰写的近五百个喜剧,几乎“全部严重违反艺术法则。有时候不合规格的东西正因为不合规格而得人喜爱”[[1]]。因此,固守法则与变通规范成为每一门艺术和每一个艺术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电影艺术创作当然也不能例外。
如何对待电影的规范模式是衡量电影艺术创作是传统还是创新的重要标准之一。电影的规范模式是电影诞生以来长期积累和发展所确定下来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标准,主要包括电影叙事规范、类型规范和视听规范等。电影的这些规范模式具有相当程度的固定性和传承性,但也会随着社会文化和艺术表达的发展而不断演进流变。比较西部片中约翰·韦恩(牛仔英雄)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反英雄)塑造的不同人物的性格,就可以看出时代与意识形态风潮给电影规范模式带来的变化。
谢尔盖·格拉西莫夫认为:“艺术根本不承认一般的规范,在艺术中,任何规则都只适用于具体的、往往是一次性应用的范围。”[2]路易·马勒说:“我认为可预见性(程式)已经变成了规范,但我完全站在它的对立面——我喜欢出乎观众的预料。”悉德尼·波拉克也说:“电影中没有所谓普遍的规则。或者你可以说,电影中唯一的法则就是‘没有所谓普遍的法则’。”弗雷德·津纳曼千脆说:“事实上,越是远离那些通用的规则,就越能拍出非常优秀的作品。”[3]
希区柯克和比利·怀尔德被认为是经典好莱坞体制内最如鱼得水、也是将经典好莱坞电影规范模式运用得出神入化的导演大师,但他们对待业已存在的规范模式的态度却颇为耐人寻味。希区柯克在总结自己首次兼任制片人而拍摄的貌似单一长镜头的影片《绳索》时曾说:“我在推翻我自己的理论,即剪辑和蒙太奇对于一个故事的视觉叙述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这部影片从某种意义上看又是经过预先剪辑的,摄影机的运动和演员的调度都严格遵循我常用的剪辑方式。换句话说,在每个特定的段落,我都保持了让影像大小变化与其情感重要性相关联的原则。”[4]
比利·怀尔德对于画外音极为偏爱,《双重赔偿》(画外音倒叙结构)、《日落大道》(死人的画外音)、《17号战俘营》、《桃色公寓》、《龙凤配》(树上的画外音)和《黄昏恋》等都反复利用旁白介绍叙事背景。在谈及电影视觉化的规则时,怀尔德说:“谁规定的规则?没有规则。拍每一部影片我都在想,那些要用六到十二页纸来解释的事情,我能用六到十二秒的画外音来搞定,这一点也不丢脸”,“只要不再去重复描述观众正在观看的东西,画外音就是好的”。[5](www.xing528.com)
其实,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史可以视为主流的经典电影规范模式与非主流的个性化反规范模式行为之间长期而复杂的互动与纠缠,许多导演艺术家都在好莱坞与非(反)好莱坞、规则与反规则、公式与反公式之间徘徊,相当一部分电影艺术杰作也正是在规范模式与反规范模式的张力之中诞生出来的。
电影几乎同时在法国和美国被发明。美国人大卫·格里菲斯继承了传统文学戏剧艺术的经典叙事方法,再结合法国人乔治·梅里爱的梦幻剧场的奇观模式,形成了经典电影规范模式,并很快成为好莱坞主导性的主流电影规范,其在世界电影中的支配性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说到底,主流电影的经典规范模式本身就是电影诞生初期许多非常规实验创作手段的结晶。格里菲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早期电影艺术的集大成者,《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既规范了初创时期电影艺术庞杂的模式体系,又具有许多超越规范的创新性试验。主流电影的经典规范模式在电影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也必然遭遇反规范和反模式等各种挑战。
主流电影的经典规范模式迎接的第一个对手是二三十年代风靡欧洲的先锋派实验电影,包括法国超现实主义、德国表现主义和苏俄形式主义(爱森斯坦的蒙太奇学派也与此相关)。最令人注目的是,大批德国电影导演(包括斯特劳亨、茂瑙、朗格、斯登堡、刘别谦和怀尔德等)为逃离希特勒的迫害,将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许多重要特性带入美国好莱坞的体制之内,使警匪片、黑色电影和惊悚恐怖片等美国电影类型的规范模式更加成熟和完善。
二战结束之时,美国好莱坞的类型电影经典规范模式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曾经辉煌几百年的欧洲则成为一片废墟。然而,就是在瓦砾中,产生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1945—1955),连同后来的法国新浪潮电影(50年代末和60年代),一起向美国电影的经典规范模式发起了又一次挑战。这一次是以好莱坞经典规范模式的瓦解和演变、认同欧洲“作者论”的新好莱坞电影(《邦妮与克莱德》、《毕业生》和《逍遥骑士》)的兴起而谢幕,新现实主义和新浪潮的美学思想和表现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电影吸收,欧洲艺术电影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与美国主流电影相抗衡的态势。
70年代,美国电影依靠一群“好莱坞神童(卢卡斯、斯皮尔伯格和科波拉)”和视听奇观大片模式再次巩固了其世界电影霸主地位。但在80年代,却受到国内独立电影的冲击,来势凶猛的独立电影在90年代成为炙手可热的金字招牌,连老牌的大制片厂都不得不打出独立电影的旗号,塔伦提诺、索德伯格、科恩兄弟、斯派克·李和大卫·林奇等导演标新立异的另类手法也成为主流电影追捧和仿效的对象。
不仅如此,主流电影的经典规范模式还受到亚、欧、拉、非等其他地区的电影的冲击,比如50年代日本的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印度的萨伊吉特·雷伊,60年代东欧的电影新浪潮(瓦依达、扬索、门泽尔和萨博),八九十年代亚洲电影(中国、伊朗和韩国)和拉美电影的异军突起。按照好莱坞“无法战胜你就收买你”的思路,美国主流电影在不断收买外国电影人才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新的电影表现手法,更新和改变固有的规范模式,这也是美国电影长盛不衰、历久弥新的制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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